门克新（1326～1396年），是元明之际秦州（即今天水）载入国史的乡贤名宦。他生于元后期泰定帝泰定三年（1326年），卒于明太祖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他的青年时代是在元末社会动荡和改朝换代中度过的，及至明朝建立，门克新已年届42岁，正值中年。其见于正史的事迹也主要发生于进入明朝的中晚年时期，尤详于其晚年任职京师。

　　据《明史·萧岐传附门克新传》记载，门克新入明以后曾任秦州教谕。后任期届满，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赴京述职。朝见太祖时，其熟通经史、博学多识得以显露，并以直言国家政治得失而得到太祖赏识，赐任左春坊赞善，后迁礼部尚书。其时，门克新已年届七旬，旋因病辞官，不久病逝。

　　有关门克新的生平和事迹，无论正史还是地志，记载都比较简略。现以《明史》附传资料为依据，结合其他资料，对门克新作为明初乡贤名宦的事迹和贡献作一简略概括。

　　首先，主持州学教务，促进地方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据《大明一统志》记载，门克新在“洪武中，由儒士任州学训导，生徒多至成效”。可知门克新并非科举入仕，而以“儒士”起身，故而得以儒士身份进身州学训导。由于门克新才华出众，长于诗文，言传身教，教授有方。又擅长管理，且长期执掌教务，一时秦州生徒慕名而至，竞相入学受教，这无疑对于促进地方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形成重文兴教之风，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门克新从中年至晚年20多年一直在家乡，虽然他何时出任州学已无从确知，但长期执掌州学教务当可肯定，应该说他把中晚年的主要时间和精力都贡献于家乡的教育文化事业，并非过誉。“公虽以任显，而功业有助于乡里”。当为准确评价。所以，门克新长期致力于秦州教育事业的发展并取得明显效果，是他一生最大的贡献。

　　其次，学以致用，保民治致。门克新担任秦州州学训导之职届满，已经67岁，能够赴京述职并受到明太祖召见，无疑是他在秦州州学授课、管理成绩卓著之故。而在朝堂之上与太祖讨论“经史及政治得失。克新直言无隐。”则又使他饱学经史、博学善辩，纵横群书而学以致用，驰骋教坛而心怀天下的能力和才华得到展现，并深得太祖嘉许。史载：“当是时，太祖治尚刚严，中外凛凛，奉法救过不给。而岐所上书过切直，帝不为忤。厥后以言被超擢者，有门克新。”于是，门克新便由九品以下的州学训导，直接跃升为从六品的左春坊左赞善。其职为协助左春坊主官——左春坊大学士“掌太子上奏请、下启笺及讲读之事”，从事辅佐左春坊大学士执教皇太子事宜。可见，门克新深受太祖器重。任职期间，还曾受命撰写《长江万里图记》。“慎固疆域，保民治致，励精图治。”其文采华章、治学经国，心忧天下，关心民生疾苦的襟怀和品格，堪为士林表率。所以，门克新出任左春坊左赞善历时不长，又被太祖破格任命为正二品的礼部尚书。

　　再次，正道直行，称誉士林。门克新虽以儒士入官，又长期从事同“民事无所与”的教育工作，但他与单纯从教、只知“训士”而不问民生和国家兴衰的腐儒完全不同。从教之余，他既能体察民情，又能不以位卑所限，用所学寻求治国之良策，揭露官吏因循苟且之弊端，直言国家政治之得失。这不仅体现了门克新治学从教坚持学以致用的革新精神，而且更显示了他心怀天下、关心家国社稷的宽广胸怀和凌云之志。正是这种教学不以读死书为务，追求学以致用，为官不计个人得失，唯家国天下安危为念的情怀，与平民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在心灵深处达到了共鸣。于是，门克新不仅由此“以亮直见重”，称誉士林，而且，接连被明太祖委以重任，官至礼部尚书。其“得千载一时之誉”绝非偶然。门克新能够从教以经世致用为务，为官以正道直行为念，一方面与其出身下层，目睹元末战乱和民不聊生的经历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千百年来陇右地区民间兴盛不衰的质直、尚武风俗的习染使然。所以，他能够从教而成效显著，为官“以亮直见重”，在地方乡梓和京城都获得成功，也成就了他乡贤名宦的良好声誉。

　　凡是有功于国家，造福于乡梓的人，历史不会忘记，百姓也不会忘记。门克新去世后，据说太祖朱元璋为之亲撰祭文，赞其“丈夫之志可以撼矣，尔其有知，服斯谕祭”。秦州官民在文庙前修建门尚书祠堂；明代文学家、茶陵诗派领袖、礼部尚书李东阳撰《门尚书祠堂记》，后被以《秦州乡贤记》勒石刻碑于祠中。正所谓“君子有功，则祀于国，有德则祀于乡”。由此可见，门克新确是一位功德圆满的乡贤名宦。  （《天水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