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翱（772～841年），字习之，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秦安县），为西凉武昭王李暠之后、后魏上述左仆射李冲的十世孙。其父李楚金，官至贝州司法参军。李翱“幼勤于儒学，博雅好古，为文尚气质”。德宗贞元十四年（798年）登进士第，授校书郎。后官至京兆府司录参军。宪宗元和初年（806年始），转国子博士、史馆修撰。寻权知职方员外郎。宪宗元和十五年（820年）六月，授考功员外郎，并兼史职。

　　此前，李翱与李景俭相友善，李景俭拜为谏议大夫后，曾举荐李翱出任此职。李景俭遭贬黜，李翱受牵连出为朗州刺史。不久，李景俭官复原职，李翱亦入朝为礼部郎中。李翱以辞章艺文见称于世，自以为是“合知制诰”的不二人选，但久未如志，常郁郁不乐。曾在宰相府当面历数李逢吉之过失。虽然李逢吉没有计校，李翱则“心不自安，乃请告”。后经李逢吉面奏，改任庐州刺史。文宗太和初年（827年始），入朝为谏议大夫并“知制诰”。太和三年（829年）二月，拜中书舍人。不久，因其所举荐的沧州军前宣谕柏耆获罪，李翱以“谬举”而改授少府少监，旋又出任郑州刺史。太和五年（831年），迁桂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桂管都防御使。太和七年（833年），改授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太和八年（834年），征为刑部侍郎。太和九年（835年），转户部侍郎。七月，检校户部尚书、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使。武宗会昌元年（841年），李翱卒于任镇，谥曰“文公”。

　　李翱生活于唐代后期的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诸朝，历仕德宗以来七帝，可谓是七朝老臣，但由于“翱性刚急，论议无所避。执政虽重其学，而恶其激讦，故久次不迁”。仕途并不顺利。尽管如此，李翱仍效忠朝廷，心系天下，为挽救日益衰落的唐王朝奔走呼号，从而在事功和文学上都做出了一番成绩。

　　李翱主张修史要正言直笔。中国古代非常重视对国史的编修，也具有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在担任史官期间，李翱发现史官修史中对于人物的记载，材料主要取材于传主的行状和谥议。而“今之作行状者，多是其门生故吏，莫不虚加仁义礼智，妄言忠肃惠和。此不唯其处心不实，苟欲虚美于受恩之地耳。”而且，行文叙事“务于华而忘其实，溺于文而弃其理。故为文则失《六经》之古风，纪事则非史迁之实录。”针对这些问题，他主张“请作行状者，但指事实，直载事功。”提出对入传人物事迹的评价，要按“考功下太常，牒史馆，然后定谥”的步骤和程序做客观实际的记载。“如此可以传信后世矣。”也才能真正发挥史官“劝善惩恶，正言直笔，纪圣朝功德，述忠贤事业，载奸臣丑行，以传无穷”的作用。他的正确主张得到了朝廷的采纳，这无疑对于继承古人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匡正当朝修史和风格，产生了积极影响。

　　安史之乱后，各地刺史拥兵自重，形成了藩镇割据威胁中央的局面，德宗时甚至发生了“四镇之乱”，唐王朝由盛转衰。宪宗即位后，展开对藩镇的斗争，先后出兵打败了淮西、淄青2镇的割据势力，又迫使沧景、卢龙、成德三镇归顺中央，重新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在这种背景下，李翱为了巩固统一，恢复太平盛世，及时向宪宗上《兴复太平》书，提出“定祸乱者，武功也；复制度、兴太平者，文德也”的见解。认为在藩镇归顺，国家重新统一之际，要重振国威，恢复高祖、太宗的太平盛世局面，就必须革除弊政，举贤任能和富国强兵。为此，他提出了六点具体建议：一是用忠正而不疑；二是屏邪佞而不迩；三是改税法，不督钱而纳布帛；四是绝进献，宽百姓租赋；五是厚边兵，以制蕃戎侵盗；六是数引见待制官，问以时事，通壅蔽之路。认为“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所以兴。”他的这些主张和建议，既切中要害，又体现了他忧国忧民、渴望太平的情怀。

　　李翱在出任庐州刺史时，正值庐州发生大旱，持续的旱灾又引发了疫灾。尽管贫疫交加，民不聊生，嗷嗷待哺，但是，贪官污吏依然让百姓输捐纳赋，无力完纳者则被抓捕下狱。而权贵豪强则乘机以低价大量强购百姓的田地和房屋，以图日后谋取厚利，失去土地房产的农民，还要继续承担赋税。苛赋暴政导致大量百姓背井离乡，“亡籍口四万”。李翱到任后，及时整顿吏治，派人清查田亩，规定不分贫富，一律按各户人口和占有土地实际数量多少交租纳赋，不得隐瞒。弊政一除，“收豪室税万二千缗，贫弱以安”。百姓拍手称快。可见，李翱不仅是一个以文辞和奏议见称的文人，也是一位除弊兴利、造福一方的清官能吏。

　　李翱不仅有很高的文学造诣和成就，而且他师承韩语“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文学主张，提倡行文叙事要发乎真情，言之有物，反对把写文章看作是技艺，积极支持和大力倡导古文运动，成为唐代古文运动的一员骁将。其文学主张和思想对唐代和后世文学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文学作品不少，但大量失传，今传《李文公集》，收录其作品104篇。  （《天水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