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忍“耤”字别天水

秦岭

　　【文章导读及秦岭先生观点】1、“耤”（字形）、“耤田”文化是伏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天水是著名口头禅“一亩三分地”的文化源头和“先农”文化之根；3、“耤”字是古代政治和王权的产物，而且属于政治专用字，造字之日即为冠名之时；4、“耤水”（今已改“藉河”）名称当属某代最高政权纪念性、标识性冠名，应属帝王所赐，而非地方自命；5、“耤”字以名称意义在天水存在的时间至少应在“五帝”时期乃至更早。

（上图：早期“耤”字形）

（上图：“耤”字会意图）

　　不是所有的文字，都会和一座城市血肉相连，密不可分。

　　但古老的“耤”字和羲皇故里天水，就像一次旷远而壮丽的约定，可谓山高水长，地老天荒，如一曲生生不息的人间长歌。

　　一个“耤”字，就这样以万古河流、地域的标识名义，安放在相传8000年前伏羲结绳记事、演绎八卦的一方圣土。此河曰：耤河；此地曰：耤口。按照中国文字的发展和流变规律，“结绳”、“八卦”、“图画”、“书契”等符号时代被史界普遍认为是中国文字的孕育期，其中“结绳”和“八卦”则被认为更具文字启蒙意义，而“耤”字的应运而生，无疑把中国农耕文明的来路演绎得纵横捭阖，活灵活现，它古老、神性、鲜活且生机盎然。

　　东汉《说文》曰：“耤，帝耤千亩也。”《说文》亦解：“从耒、昔声。”发音与多数古籍标注、天水民间传统发音（xi）一致。《现代汉语词典》解“耤”曰：“耤河，水名；耤口，地名，都在甘肃。”我遍查包括《西周甲骨探论》《金文编》在内的汉字流变研究专著和甲骨原文发现，“耤”字的早期字形不仅在3600年前的甲骨文时代就已先声夺人（注：汉字的演变经历了6000年），而且字形多达21种，数量之多，没有之一。至西周早期，字形减少到7种，到秦简牍时期，基本定型为“耤”字。彼时“耤”字邃成单纯字。篆文时期，附以草头组成会意兼形声字“藉”，表示供人祭拜时站、跪的草垫。其中《殷虚文字缀合》及卜辞解曰：“丙辰卜争贞，乎耤于陮，受有（一说“佑”）年”， 对于其中的“耤”字，郭沫若解曰：“象人持耒耜而操作之形。”徐中舒亦解：“象人侧立推耒举足刺地之形，会蹈履而耕之意。”所解所析，农耕现场的直观印象扑面而来。实际上，历史发展到今天，多数农人仍然在广袤的田野“持耒耜而操作之形”。也就是说，几千年前古人在生产劳动中创造的耕作形态，今人仍然以“耤”承之，且必然会影响未来更久。

　　“耤”在甲骨文中的呈现如此丰富，说明“耤”在甲骨文之前就已经十分活跃。众所周知，早期的甲骨文脱胎于史前人类刻在陶片等器物上的符号和图画，但除了“鱼”、“日”、“月”等少数符号、图画具象之外，多不辩得。从字形演变的规律分析，符号、图画时代那些横七竖八、结构复杂的线条组合，可能已经“耤”在其中了。

　　“耤”在警示“民以食为天”，又在昭示“食以农为本”。“耤”字于农业文明的意义，不仅具有不可替代的政治象征性，还有无与伦比的农业史标识地位。

　　无农必乱，乱则倾国，灭朝，失家。岂止“民”，所有动物也概莫能外。《国语》云：“夫民之大事在农。”历代部落首领、帝王显然很早就清醒地意识到了亲自示范性“劝农”的重要性。西周始，“耤田”成为约定俗成的国家礼制。《礼记•月令》云：“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九推，庶人终亩。” 唐代专设“耤田”坛。到了明朝，皇帝为了彰显“耤田”的神圣和庄严，干脆在如今的北京城修筑了先农坛，其长11丈，宽4丈，分为12畦。明清时代的皇帝“耤田”礼，更是顺应时势，附以植树种草。此举此念，可谓承前启后，弥新历久。史上，还产生了大量与“耤田”有关的诗歌作品，如秦《大雅•小田》、陈《耤田五章》、宋《躬耕耤田诗》、清《圣主躬耕耤田诗》诸等，可谓脍炙人口，流传甚广。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先农坛的12畦还成就了一个著名的口头禅：“一亩三分地。”而这“一亩三分地”的文化源头仅是一个“耤”字，承载这个文化的地域概念，就是天水。国运盛衰，朝代更迭，都城屡迁，帝王“耤田”之地定当不在少处，可唯有羲皇故里天水拥有了一个“耤”字。相对于广袤的中国农业疆域，天水只不过“一亩三分地”那么大，可这个“耤”字，却把天水推上了中国农业文化符号的文化高地。

　　但是，“平地一声雷”，奇迹和荒诞恰恰在天水发生了。

　　世事发展到如今，正当“耤”字以天水的名义替历史文化发声的时候，天水有关方面却逆势而上，在上世纪90年代末毫不吝惜地将“耤”字驱逐出天水界域，并以“藉”字替之，随即，“耤河”易名“藉河”，“耤口”易名“藉口”。如今“耤”在天水本地已不复存在，所有关于“耤”子的门牌、标识、解读、文字说明一扫而光。

　　“耤”字忍别天水，外地人惊诧莫名，本地人不明就里，《现代汉语词典》对“耤”字的解释成为一个尴尬的存在。

　　至于天水弃“耤”之由，因为实在不值一辩，且容后解之。

　　而替代字“藉”何解，可谓妇孺皆知。《现代汉语词典》遵古法，有两解，一曰：践踏；凌辱。二曰：垫在下面的东西。也同“借”，意思是你根本就没有。至于“垫在下面的东西”为何物，傻子也不会想到好处去。

　　如此替代，像极了一个舍美娶丑的典故，说是很久以前，有位百里挑一的美女要嫁到一个以审丑为主的国度去，新郎揭开新娘的盖头一看，发现距离丑的标准实在太远，不仅迁怒于媒婆，而且将美女驱逐出境，最终迎娶了一位满脸黑斑、鼻涕双流的丑女，这才喜不自胜地双双完成了浪漫的洞房花烛之夜。

　　当事人美丑不分，旁观者倒也不用为“瞎子照镜子”操闲心，问题是人家“耤河”、“耤口”从祖上就与天水大地“明媒正娶”到海枯石烂不忘初心的地步了，你这当孙子的却中间插一杠子，来了个挑拨离间，这等于在舍美娶丑典故的基础上，又诞生了一个足以彪炳史册的现代典故：赶走祖上“帝耤千亩”，欢迎后世“践踏凌辱”。

　　所谓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应了韩愈语：“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上图：古代帝王“耤田”遗迹）

（上图：北京先农坛“耤田”介绍）

（上图：北京先农坛“一亩三分地”和“耤田”介绍）

　　中国汉字是中华文明的“活化石”，是维系几千年古老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胎记，而“耤”字解读历史的价值和胎记意味尤为突出，这就引出两个重要的话题：一者：“耤”字落地天水的理由；二者：“耤”字与天水结缘的时间。学界对这个两个话题历来莫衷一是，并视为学术盲区，但在我看来，大致的眉目还是清晰的。

　　不妨先从中国传统节日“龙抬头”说起。“龙抬头”是中国古代农耕文化对于节令的反映，始于古人对自然天象的崇拜，当与古人对星辰运行的认识和农业节气有关。汉代《春秋命历序》云：“天地开辟，万物浑浑，无知无识；阴阳所凭……天皇出焉，定天之象，法地之仪，作干支以定日月度。”此说与汉《三皇本纪》中伏羲“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旁观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当为一渊。至元代，“龙抬头”邃成节俗。元《析律志》曰：“二月二，谓之龙抬头”。至清代，各种版本的《中国传统万年历》盛行，多有如此介绍：“龙抬头”起源于“三皇”之首伏羲氏时期。伏羲氏“重农桑，务耕田”。每年农历二月初二这天，“皇娘送饭，御驾亲耕”。后来，黄帝、唐尧、夏禹等纷纷效法先王。也就是说，元以后对“龙抬头”的文化追踪，不仅上溯至伏羲时代，而且融入了伏羲文化和“耤田”文化，这也与《左传•昭公十七年》中“大皥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的释义殊途同归。

　　由此可见，“耤”（字形）和“耤田”作为特殊的非物质文化遗存，不仅是伏羲文化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研究伏羲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参照。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包括天水学者在内的伏羲文化研究学者，多以天水、关中、中原一带的伏羲庙、伏羲陵、大地湾等实体遗存以及多种民间传说为研究对象，偏偏对“耤”字和“耤田”文化熟视无睹，睹而无为。如此反常，恐怕不止是理念和视界问题。

　　不妨再据《周史》觅踪，周厉王时，“西戎杀秦仲同族，即居于犬丘的一支大骆的后裔，王命伐戎，不克。”周宣王四年，“使秦仲伐戎，兵败被杀。宣王召秦仲之五子，予兵7000破戎，西戎稍却，秦迁居犬丘，周封秦仲之长子为西垂大夫，即秦庄公。”所谓犬丘，即西犬丘，今天水西南部，始为秦都。

　　天水属古代绵诸戎、邽戎、冀戎等部落活动的重要区域，这里必须得提及史上著名的“千亩之战”。《国语•周语》曰：“宣王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对于此役，《竹书纪年》等诸多典籍亦有所录。

　　此所谓“千亩”，当为周宣王之“耤田”，此地距离西周国都镐京不会太远，具体何地，无考，但此西周由盛转衰之役，却极大地丰富了“耤田”的政治、历史和文化内涵。周宣王之后，历代帝王吸取教训，“耤田”尤盛。由此，“耤”字花落天水，至少可以得出三个理由，一是某代帝王专为纪念人文始祖伏羲“重农桑，务耕田”之功所赐，二是某代帝王征服天水后，曾率领百官在天水“耤田”，以显“此乃王土”，三是某代帝王为了纪念“千亩之战”。

　　除此三者，似再无他由。根本上讲，“耤”字当为帝王所赐。古代帝王赐人名人姓、地名水号，乃政治文化之常态，也是其用来维护和加强统治的手段之一，比如汉武帝赐闻喜、武则天赐登封、宋孝宗赐重庆、宋徽宗赐肇庆、明太祖赐凤阳、明成祖赐天津、清高宗赐嘉义等，不一而足。除了王赐，地方政权和民间谁有豹子胆冒犯王权自享“耤”字？“耤”字可不是识字课本里的“人口手”，“耤田”更不是地方政权的自留地。

　　由此也可推断出“耤”字“落户”天水的大致时间段。天水作为秦人先祖“在西戎,保西垂”之地，与各戎杂居，历经300年至秦襄公时,秦人的才东迁陕西关中，此后，天水除了战事频仍，早已与中国政治核心渐行渐远直至默默无闻。一个淡出核心政治范围、王朝风云际会和雄都宏邑的之地，不可能再有机会赢得某个王朝的“耤田”之事和赐名之由。因此，“耤水”之名可上溯至周代甚至更早，而“耤口”当为“耤水”之衍生。

　　不妨再大胆推测，既然“帝耤千亩也”乃“耤”字的唯一解释，而“耤”字远在殷商甲骨时代就有，可见此“帝”非指周朝某王，何况夏朝君主称“后”，商朝君主称“帝”，周天子称“王”。另外，东汉蔡邕释“三皇五帝”曰：“上古天子称皇，其次称帝。”而“皇帝”一词后来始于自认为“德兼三皇，功盖五帝”的秦王嬴政，从此“皇帝”一词才取代了“帝”与“王”，再综前所述，此“帝”应属“五帝”时期乃至更早，也许本身所指伏羲。同理，“耤水”之名，至少在“五帝”时期乃至更早就有了，此亦吻合伏羲时代“重农桑，务耕田”之解。必须强调，专用字的特殊性在于其在诞生之日，即为标识之始，后世不可能把一个专用字无缘无故强加为水名，诚如当下不断创造的化学元素专用字，创生之日即为命名之时，无由挪作他用。
此厢，我之所以强调判断而非结论，只为把结论留给文史专家，姑且抛砖。

　　关于“耤”字本体演变，纵观历代典籍，也曾“耤”“藉”“籍”通用或混用，谬误种种，亦殃及“耤水”名称，但纵有万变，其宗乃“耤”，按照汉字发音、字义、结构发展和流变规律，本不足为奇，亦不足深究。《水经注》云“耤水”“即洋水也”，唐《通典》曰：“一名洋水，又名峄水。”所谓“洋水”、“峄水”之名在《水经注》之后的现存所有典籍中，已与“耤水”无涉，亦符合民间对帝王“赐名”的不可冒犯性和禁忌意味。另，《禹贡》《汉书•地理志》《水经注》诸典籍对天水不同河流古名多有释义，名称芜杂，唯“耤水”纵贯至今。在《现代汉语词典》中，与“耤”字一样的地名、水名等专用词成百上千，如邯郸、虢镇、滹沱、郓城、兖州、茌平、淄博、郫县、甪堰、盱眙、濉溪诸等，这还不包括不断新造的大量专用字。
“专用”何其多，均因其独一无二，自称体系。

　　话说回来，天水弃“耤”，如果是为了彰显现代民主理念，扫除“耤田”的王权遗风，固然也会付出罔顾“夫民之大事在农”、数典忘祖的代价，倒也不失为一种理念，可真正的理由恰恰不在这里，询之得仨：一是该字无论从发音还是结构看，属于生僻字；二是该字仅限于天水，全国范围内使用率不高；三是不利于宣传堂堂天水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新形象。
何为“生僻”？到底是你“生僻”了传统文化，还是传统文化“生僻”了你；到底是你在“审”美还是美在“审”你。浅显逻辑，不言而喻。

　　新中国成立以来，汉字一直在改革中不断取舍、标注、校误，使得不少专用字日渐明确，纵然如此，由于“十里不同天”，地方传统语音、表意系统仍然有“一经多念”之象，但它始终是汉字不断改革、完善的依据要件。比如天水毗邻有个宕昌县，历代典籍和宕昌本地对“宕”字均发“tan”音，可《现代汉语词典》一度标注为“dang”音，宕昌方面并未妥协将就，更未随便找字替之，而是委托中国地名学会校误。2014年2月始，新编《现代汉语词典》复原并增设了“宕”字的传统读法。

　　小县宕昌偏居岷山一隅，天水与其一衣带水，文史理念却天壤有别，堪为一叹。

　　“耤”字完璧归赵，恐当无期。只是本人当年曾饮耤河水，亦在耤口从业两年，此番文字，亦非多事，姑且念耳。

2019年4月21日天津观海庐

　　作者：秦岭，籍甘居津，出版有长篇小说、小说集、散文集、剧本《皇粮钟》《透明的废墟》《幻想症》《借命时代的家乡》《不娶你娶谁》《眼观六路》《宿命的行走》《在水一方》等20部，主要小说有《女人和狐狸的一个上午》《吼水》《杀威棒》《天上的后窗口》《弃婴》等。有作品翻译到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