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窥探伏羲时代的历史背景

谢端琚 （中国社会科学院）

（天水伏羲庙先天殿）

（在天水伏羲庙举行的公祭伏羲大典）

　　（一）

　　在我国远古时代的历史上有许多传说的英雄人物，如盘古氏、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女娲氏、神农氏等，他们都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某个阶段，其中伏羲氏是渔猎阶段的代表。《汉书•律历志》末引《世经》曰：“炮牺氏作罔罟以田渔，取牺牲，故天下号曰炮牺氏。”晋皇普谧《帝王世纪》云：“庖牺氏取牺牲以充庖厨，以食天下，故号庖牺，后或谓之伏羲。”唐司马贞《三皇本纪》云：“宓牺氏结网罟以教佃鱼，故曰宓牺氏；养牺牲以庖厨，故曰庖牺。”

　　伏羲在传说中还是三皇之一。何谓三皇，说法不一。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云：“按三皇的名字，宋均、谯周虽有燧人氏、伏羲的主张，《白虎通义》又有伏羲、神农、祝融的记载，可是郑玄注《尚书中候敕省图》引《春秋运斗枢》、《文选》班固《东都赋》注引《春秋元命苞》皆以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1]《世纪•五帝本纪》<索引>云：“而孔安国、皇甫谧《帝王世纪》及孙氏注《系本》并以伏羲、神农、黄帝位三皇。”[2]《风俗通义•三皇》曰：“三皇，《礼号谥记》说伏羲、祝融、神农。《含文嘉》记虙戏、燧人、神农。”

　　伏羲列为三皇之中的地位未曾动摇，而且多居三皇之首位。伏羲之所以有如此辉煌的地位是因为它有着非常的业绩。除取牺牲以充庖厨，以食天下外，据《周易•系辞下》云：“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天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

　　《论衡•齐世篇》：“故夫宓牺之前，人民至质朴，卧者居居，坐着于于，群居聚处，知其母不识其父。至宓牺时人民颇文，知欲诈愚，勇欲恐怯，强欲凌弱，众欲暴寡。故宓牺作八卦以治之。”

　　《白虎通•号》：“谓之伏羲者何？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复前而不能复后。卧之詓詓，起之吁吁，饥即求食，饱即弃余，茹毛饮血，而衣皮苇。于是伏羲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地，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画八卦以治天下，下伏而画之，故谓之伏羲。”因此，后世尊伏羲为“人文始祖”。
根据古书的记载，伏羲时代在黄帝轩辕氏之前很远很远。

　　《周易•系辞下》曰：“庖牺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

　　《帝王世纪》：“燧人氏没，包牺氏代之。”“包牺氏，风姓也，……在位一百一十年。包牺氏没，女娲氏代立为女皇，亦风姓也。及女娲氏没，次有大庭氏、柏黄氏、中央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尊卢氏、混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阴康氏、无怀氏，凡十五世，皆袭包牺氏之号也。”                              

　　《立即•曲礼上》：“太上贵德。”孔颖达疏：“宋均注《文耀钧》云：女娲至神农七十二姓。谯周以为伏羲以次有三姓至女娲，女娲之后五十姓至神农，神农至炎帝一百三十三姓，是不当身相接。谯周以为神农炎帝为别人。”

　　《帝王世纪》：“炎帝神农氏……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纳奔水氏女，曰听谈，生帝临，次帝承，次帝明，次帝直，次帝来，次帝衰，次帝榆罔，凡八代，及轩辕氏也。”“神农氏……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至榆罔凡八世，合五百三十年。”

　　《辞源》（民国十五年版）：“伏羲……在位一百？十五年，传十五世，凡一千二百六十二年，而神农氏作。”

　　简言之，伏羲氏代燧人氏，在位110年，或说在位115年，传十五世，凡1260年。有称传三世至女娲氏，而女娲之后继者十五世也皆以伏羲为号。而女娲传至神农氏又隔七十二代，或说五十代。神农至炎帝一百三十三代，或说炎帝神农氏在位120年，传八代，合530年及黄帝轩辕氏。根据以上这些战国以后的人们带有神话传说式、若明若暗的记载，其中的阙漏、错误、失实肯定是难免的。我们知道，他们离那个时代至少已有三五千年之遥，而且没有文字记录而只有支离破碎的口头传说。现今研究这一阶段的历史主要是依靠考古资料，文献记载可作参考。因此据其大体粗估计，从伏羲至黄帝的时间至少有两三千年左右，大约相当于考古学商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伏羲的业绩与新石器时代早中期亦大致符合。

　　伏羲教民人脱离“饥即求食，饱即弃余，茹毛饮血而衣皮苇”的时代，“结网罟以佃渔取牺牲”，“结网罟以教佃鱼”。“佃”在古字义中作“田猎”解。汉许慎《说文解字》佃字下曰：“中也，从人，田声。”段注：“《广韵》曰营田，《玉篇》曰作田。今义非古义也。许攴部自有畋，不必用佃为之。许所说者，相传古义。”在《说文解字》攴部畋字下曰：“平田也，从攴田，《周书》曰畋尔田。”今《辞源》、《辞海》“佃”字均是多义字，其一义《辞源》解：“田猎也，《易》以佃以渔。”《辞海》解“通畋。打猎。《易•系辞下》：‘亦佃亦渔。’陆德明释文：‘取兽曰佃’。”这表明，伏羲使大家过着亦佃亦渔的渔猎生活。

　　伏羲“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其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伏羲作八卦是后人称颂的功德，他是否制创了八卦，现在无从知晓，在考古发掘中发现可称之为“八卦”的，可能是1979年江苏省海安县青墩遗址出土的骨角器上的某些刻纹。张政烺先生在《释读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的补记中说“出土的骨角柶和骨角枝上有易卦文八个，例如三五三三六四（艮下，乾上，遁）、六二三五三一（兑下，震上，归妹）。其所使用的数目字有二、三、四……说明它的原始性。这是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无论其绝对年代早晚如何，在易卦发展史上应属早期形式，可以据以探寻易卦起源地点问题。”[3]青墩遗址属于崧泽文化，该遗址出土的木炭经碳十四测定，其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4234~前3335年。但该报告并未认可张政烺先生的分析。[4]不论分析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但伏羲的时代已有巫术和原始宗教是没有问题的。

　　《白虎通•号》云：“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于是伏羲……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班固《东都赋》：“人伦实始，斯乃伏羲氏之所以基皇德也。”《世本•作篇》云：“伏羲制以俪皮嫁娶之礼。”从考古资料看，父系制约始于距今五千年左右的龙山文化。在伏羲时代应仍处于母系氏族制的对偶婚阶段，人民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至于《风俗通义•佚文》所云“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搏黄土做人，务据，力不暇供，乃引绳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贫贱凡庸者絙人也。”女娲晚于伏羲，用黄土造人是创世纪故事，与她的时代不符合，更与伏羲不相及了。人之初不分贵贱，《风俗通义》所云带有浓厚的封建社会阶级意识。

　　古籍的记载亦含有不少神话色彩。如称伏羲氏在位110年，年197岁，女娲治天下130年（《精编廿六史•五帝》），神农氏在位120年，“皇帝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岁。或传以为仙，或言寿三百岁”（《帝王世纪》）。原始社会生活极其艰苦，人们寿命很低。据考古发掘的墓葬出土骨架鉴定，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死于青壮年时期之前。如对陕西省华县元君庙墓地鉴定的194具骨架中，有37人死于15岁左右，占统计总数的19.07%；有58人死于20岁~30岁，48人死于30~40岁，即有54.6%的人死于20岁~40岁。他们中没有1人能活到60岁。[5]又如对陕西省华阴县横阵墓地鉴定的102具骨架中，死于壮年（21岁~35岁）的有35人，死于中年（36~55岁）的有26人，共计61人，站统计总数的59.8%；死于20岁之前的有19人；而进入老年（56岁以上）的仅1人。[6]元君庙和横阵墓地均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其绝对年代大约是距今6800年~5800年。所以，在那个时代人们要达到耄耋之年几乎是不可能的，年逾百岁即是神话。神话的目的是使其人物伟大，不同凡人。但亦可以作这样的理解，即这些伟大的人物代表是一个氏族或部族，甚至是一个时代。《帝王世纪》不亦云：“包牺氏没，女娲氏代立为女皇，亦风姓也。及女娲氏没，次有大庭氏，……凡十五世，皆袭包牺氏之号也。”
　　后人为了使这些传说中的英雄人物具有神秘的成分，并让他们有着与常人不一样的出身和形象，如伏羲氏是因母履大人之足迹而生；神农氏是因母出游，有神龙首感其母而生（《帝王世纪》）。但这亦反映了其时人们尚处于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婚姻状态。据《帝王世纪》载伏羲氏是“蛇身人首”、女娲氏“亦蛇身人首”、神农氏却为“人身牛首”。《帝王世纪》为晋人皇甫谧所撰，而伏羲、女娲为蛇身人首的传说在汉代以后颇为流行，如王延寿《鲁灵光殿赋》有“伏羲鳞身，女娲蛇躯”之句，汉代的画像石墓的画像题材中就有伏羲女娲作人首蛇身交尾状，著名的山东嘉祥县武梁氏祠有人身蛇尾相交画像，右者戴进贤冠，执矩左向；左者发绾高髻，右向，手前伸。旁有榜题：“伏戏仓精，初造王业，画卦结绳，以理海内。”[7]伏羲被神化为人首蛇身始于何时？汉代以前伏羲形象的演化轨迹又如何？我们都是不得而知的。

　　《帝王世纪》云：伏羲母华胥履大人迹“而生包牺，长于成纪”，或曰“生庖牺于成纪”。据《汉书•地理志下》载：天水郡，领县十六，成纪是其一。东汉明帝时改天水郡为汉阳郡，《后汉书•郡国志五》载：汉阳郡，领十三城，成纪是其一。在“成纪”城下，南梁刘昭补注引《帝王世纪》曰：“庖牺氏生于成纪。”在今之天水地区有汉代的成纪，也即刘昭认定庖牺氏出生的地方。今人也因此认为天水是伏羲的故里。元代至正七年（1347年）在今天水市西关创建了伏羲庙，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武宗准奏命立伏羲庙于秦州（今天水），明清两代多次重修。庙占地1.3公顷，规模宏大。现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天水市北道区西北三阳川有画卦台，亦名卦台山，相传是伏羲氏画八卦处。《秦州志•卦台记》云：“其台若坐若盘，而羲皇观天察地于此，画卦于此也。”该地还曾调查发现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历代官民为纪念伏羲，在台上建庙立碑。1982年在台上发现宋刻《秦州成纪县伏羲庙记》断碑一块，并发现两处庙宇残址。明嘉靖十年（1531年）修建的伏羲庙在“文革”中被拆毁。

　　《帝王世纪》云：“庖牺氏……都陈；宓羲为天子，都陈，在《禹贡》豫州之城。……于周，陈胡公所封，故《春秋传》曰：陈，太昊之墟也。于汉属淮阳，今陈国是也。”《汉书•地理志下》：“陈国，今淮阳之地，陈本太昊之虚。”《后汉书•郡国志二》：“陈国，领九城在‘陈’城下。”刘昭补注引《帝王世纪》曰：“庖牺氏所都，舜后所封。”今河南淮阳县即是其地。淮阳北郊蔡河北岸有明代所修建的“太昊陵”一处，现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据传此处春秋时已有陵，汉代立祠，宋初赵匡胤诏立陵庙。现存建筑多为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所建，庙周有外城、内城、紫禁城三道城垣，南北长700米，东西宽500米，陵前立有“太昊伏羲氏之陵”碑与明、清、民国石碑200余通。淮阳亦有画卦台一处，位于县北城湖岛上，又名卦台坛，相传是伏羲画八卦处，面积4900平方米。台前有白龟池，传是伏羲于蔡水得白龟，掘此池放养，故名。在河南省孟津县负图寺内有一通宋代朱熹题的“伏羲先天图诗”石碑，碑文内容为对伏羲初辟乾坤的赞辞。[8]

　　由此可见，伏羲氏族的活动范围不只局限于甘肃东部地区，还驰骋于广阔的中原大地。而不论是天水的伏羲庙、画卦台或是淮阳的太昊伏羲氏之陵、画卦台，孟津的朱熹“伏羲先天图诗”碑，都是后人纪念伏羲之物，说明伏羲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地位。伏羲不仅是属于天水或淮阳的，亦是属于全国人民的。

（天水民众走进伏羲庙拜祭伏羲爷）

（天水民间祭祀伏羲盛况）

　　（二）

　　《帝王世纪》诸书认为伏羲生于成纪，长于成纪，不是没有道理的。在伏羲的那个时代甘肃天水地区的原始文化是比较发达和繁荣的，而且与中原原始文化有很密切的联系。

　　天水地区包括天水、甘谷、武山、秦安、清水、张家川等县市，其地理位置处于渭河上游及其支流葫芦河、藉河、牛头河、榜沙河流域。水系密布，水利资源丰富，有灌溉之利，河滩、谷地相间，土地肥沃，且气候属于北温带半湿润区。这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为古人类的生存、先民的生息繁衍提供了保障。因此，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丰富的先民劳动创造和生活的遗迹和遗物。

　　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天水地区作了大量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发现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共有500余处。据我们的研究和推测，伏羲时代大约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早、中期，亦即相当于大地湾文化和仰韶文化阶段。调查所知的500余处遗址中属大地湾文化的3处、仰韶文化的60多所。[9]而其中经较大规模发掘的有秦安大地湾、王家阴洼、天水师赵村和西山坪等遗址，出土有曾居住的房址、储藏物品的窖穴、烧制陶器的窑址以及墓葬等，义务有石、骨、陶质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装饰品等。但各遗址出土的数量不等，如大地湾遗址发现房址240座、窖穴342个、窑址38座、墓葬79座，出土陶、石、骨器8000余件。[10]师赵村和西山坪遗址发现房址4座、窖穴7个、窑址2座、墓葬1座，出土陶、石、骨器共约300件。[11]这些发掘的实物资料在考古研究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探讨伏羲文化亦是会有裨益的。

　　伏羲“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的生产劳动和生活的情景，在发掘的资料中很生动而且有具体反映。如在遗址中均出土了大量的骨针和陶、石纺轮，石网坠等。骨针和纺轮是结绳织网的工具，网坠在捕鱼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拍印在陶器外表的绳纹和画于彩陶上的网纹是结绳织网的写照。彩陶上绘有鱼纹、变体鱼纹、网鱼纹等图像，反映人们对鱼很熟悉，鱼应该是他们口中的美味。遗址中还出土石镞、骨镞、石球、陶弹丸等狩猎工具，可见狩猎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出土鹿、野猪、羚羊、田鼠、河狸和狗、猪、牛、羊、鸡等的骨骸，前者应是当时狩猎的对象，后者当是饲养的家畜。先民在狩猎劳动中逐渐认识到豢养家畜的可能性和重要性，已有了家畜的饲养。

　　在出土的石器中还有刀、斧、铲、磨盘、磨棒、臼等劳动工具，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增加。这些工具既可用于采集经济，也是主要的农耕生产工具。还发现有炭化的植物种子，经鉴定有黍、粟、油菜子等，它们可能已是种植的作物。黍和粟都是耐旱作物，适宜在这一地区生长。先民在过着渔猎生活的同时，还兼营采集活动，并已有了一定规模的原始农业，而农业生产日趋重要，在经济中的地位亦逐渐地提高。

　　在秦安王家阴洼遗址发掘出的63座仰韶文化墓葬，以分布、朝向的不同可分成两区，西区由30座头向东南的墓和2座翁棺葬组成，墓葬排列密集，有叠压和打破现象；东区由30座头向北偏东的墓和1座翁棺葬组成，排列较稀疏，叠压和打破的关系较少。这两区墓的交会处，有3座墓（有）交叉叠压和打破关系。西区墓的墓主性别能鉴定的有15座，其中12座为男性，3座为女性，以男性为主。东墓区的墓主性别能鉴定的也是15座，其中10座为女性，5座为男性，以女性居多。以女性居多的东区墓随葬器物较为丰富，而且多出于女性的墓中，如出10件、9件器物的墓都是女性墓。以男性为主的西区墓随葬器物角稍，仅1墓出6件器物的属男性。两区的墓数基本相等，但墓地的面积，西区较小，因此排列密集，地势偏低且临近悬崖。相反，东区占地面积较大，墓葬排列比较宽疏，地势也较高。显然女性享有较优厚的待遇，居有特殊的社会地位。此外，2座瓮棺墓均为一成年女性和儿童的合葬，亦即母子合葬。[12]发掘资料表明：这里是一处氏族公共墓地，它是由男、女两个家族组成，他们尚处于母系氏族社会，其婚姻形态是实行族外婚的对偶婚制度。

　　《帝王世纪》曰：“伏牺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又曰，黄帝“其史仓颉，又取象鸟迹，史作文字”。我们知道，文字的发明不是某一代或某一个人所能成就的，它们是劳动人民长期努力积累而逐渐形成的，文字的形成即是人类踏入文明时代的开始。文字的源头却是考古学界和古文字学界孜孜以求的。西安半坡仰韶陶器上发现的刻划符号，即引起了学者探索的兴趣，郭沫若、于省吾诸大家纷纷撰文研究。[13]

　　近年来在秦安大地湾、王家阴洼和西山坪诸遗址中均在出土的大地湾文化和仰韶文化陶器上发现画有彩绘符号和刻划符号。如大地湾遗址的彩陶钵，一期在其口沿外侧均涂一周红色宽带纹，部分彩陶钵内壁用红彩绘有符号，主要有“|”、“||”、“个”、“十”、“丅”、“♒”等10多种不同形式；二期是在彩陶钵的口沿外侧涂一周黑色宽带纹，宽带纹上刻划“十”、“亅”、“|”、“〇”、“↓”等10多种符号。[14]在西山坪遗址出土有陶器符号的完整标本多件，如彩陶圜底钵在器内壁用红彩绘一“山”字形符号，筒形罐的器腹上部刻两道呈“=”形符号。王家阴洼遗址出土的彩陶器上有为数较多的刻划符号，据统计带有符号的彩陶钵共10件，符号计5种，作“|”形的5件，“↓”形的2件，“亻”、“ㅓ”、“ㄱ”者各1件。这些符号皆刻在钵口沿外侧黑宽带纹上。这些符号都是用最简单的横道、竖道或斜线等组成，很可能是我国古代文字的一种原始形态。如果要追溯文字源头的话，陶器符号或就是它的源头，换句话说，中国文字的起源应该就在这里。

　　伏羲是中华民族敬仰尊崇的人文始祖，列为三皇之首。天水是伏羲的诞生地，值得天水人骄傲。伏羲结网罟教民渔猎畜牧，摆脱了“饥即求食，饱即弃余，茹毛饮血而衣皮苇”的时代。可以说，伏羲是一位伟大的发明家和文化的先驱者，他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为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我们将永远敬仰和纪念他。

（天水民间祭祀伏羲活动）

（天水民间祭祀伏羲活动）

注释
[1]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237页。
[2]《礼记•曲礼》：“太上贵德”。孔颖达疏“三皇”同。
[3]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4]南京博物院《江苏海安青墩遗址》，《考古学报》1983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91）》，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104~105页。
[5]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元君庙仰韶墓地》（附录三），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131~132页。
[6]考古研究所体质人类学组《陕西华阴横阵仰韶文化人骨》，《考古》1977年第4期。
[7]蒋英炬、吴文祺《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山东美术出版社，1995年，第52~53页。
[8]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第120、422页。
[9]王彦俊《试论伏羲氏族文化》，《伏羲文化》，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第175页。
[10]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1978至1984年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3年第11期。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师赵村与西山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12]甘肃省博物馆大地湾发掘小组《甘肃秦安王家阴洼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2期。
[13]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考古》1972年第3期；于省吾《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文物》1973年第2期。
[14]甘肃省博物馆等《甘肃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文物》1981年第4期；张朋川《中国彩陶图谱》，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46页。《从考古窥探伏羲时代的历史背景》原文发表于杜松奇主编：《伏羲文化论丛（2003）》，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

　　作者介绍：

　　谢端琚，男，1932年出生于福建闽清县，1955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同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曾任考古所原始社会考古研究室主任、考古所高级专业职称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甘青考古队队长。国务院有突出贡献的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主要从事史前时期考古研究，曾主持刘家峡水库区考古调查工作与甘肃秦魏家、姬家川、张家嘴、师赵村和青海柳湾等大遗址（墓葬）的发掘。主要研究成果有《青海柳湾》（主编），《师赵村与西山坪》（主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合著）等，其中《青海柳湾》、《师赵村与西山坪》曾获得社科院优秀科研成果奖，《六顶山与渤海镇》曾获得第二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现已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