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国瑞与秦公簋

□赵文慧 

（秦公簋）

（冯国瑞）

　　在天水地方史研究方面，民国时期知名学者冯国瑞先生是利用考古文物探索秦人早期历史的第一人。冯国瑞先生在考古、考据方面论著丰瞻，成就卓越。对甘肃石窟遗存的发现与研究有开创性贡献，尤其是对天水麦积山、永靖炳灵寺等做出了前无古人的开拓性贡献。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说他“文章尔雅，穷经、解诂为最长，治史亦有特识”，善于辞赋，精于书画，是中国西北近代的文化名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因我对这位前辈学人的无限敬仰，加之他又是对西北的文化事业上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学者，又因举世闻名的先秦祭器秦公簋出土于我的老家天水西南乡“秦源”一带，并且冯国瑞又是天水本土第一个研究秦公簋的人，故我便将二者联系起来做一番梳理研究，一是想弘扬宣传桑梓文化，二是意欲通过对冯国瑞与秦公簋研究，增进学界对19至20世纪甘肃乃至西北文人的关注，亦是对乡贤的表彰。时至今日，冯国瑞的学行、功绩已逐渐为学界所知，但对冯氏的研究还是不足，希望学界同人共同努力、探索，能将他的亡佚之作发现，并完善对冯氏的学术研究。同时，希望我辈学人继承冯氏的治学精神，着眼、立足于西北，弘扬我西北文化。然而，抚今追昔，我们不应忘记天水最早研究秦公簋的冯国瑞先生。他对秦公簋的研究，筚路蓝缕，为之先河，不仅奔波于重庆天水之间，而且撰写专文，编成专著，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天水古称秦州，位于甘肃东南部，是古丝绸之路必经之地，亦是一颗璀璨的明珠，横跨长江、黄河两大流域，新欧亚大陆桥横贯全境，是“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境内气候宜人，物产丰富，素有西北“小江南”之美称。有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四大石窟之一的麦积山石窟，被誉为“东方雕塑馆”。天水是中华文化的发祥地，史载人类始祖伏羲、女娲和黄帝都出生于这—带，故此地又称为“羲皇故里”、“龙的故乡”。天水地区的史前遗址丰富，有大地湾遗址、西山坪遗址、师赵村遗址。至西周时秦人先祖入“秦”（今天水地区）后这里便成为了秦文化的发样地，清水李崖遗址、甘谷毛家坪、天水董家坪遗址均与秦人有关。自汉之后天水名将忠烈辈出，飞将军李广，壮侯赵充国，三国蜀国大将姜维等，后辈亦不胜数。唐宋时期有大量吐蕃人迁入天水，元、明、清又有蒙、回等族入居，多元文化交流绵延不断。悠久的历史，独特的人文景观与自然秀色交相辉映，形成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因而名流辈出。

　　出生于清末、成长于民国时期之冯国瑞先生蕴育在博大精深的秦州文化之中，承袭文脉，启迪后人，为我国国学研究以及西北史地方文化研究做出了卓著贡献，为近代陇上文宗之一。冯氏乃梁启超高足，学识出众，才华横溢，然不眷恋繁庶京华胜地毅然回归故里，其拳拳报效乡邦之心令人景仰。冯氏在学术上开天水秦文化研究之先河，他表彰先贤，考存西北地方文献远见卓识，弘扬西北文化，功不可没。冯氏不但文章瑰丽、擅长考据，且多才多艺，诗、书、画俱佳，亦长于纂刻，通晓音律，可谓通才。冯一生游历祖国各地，每至必赋，交游鸿儒名硕，往来唱和，诗词文字光华，贵有古意，承李杜遗风。书法攻魏碑，兼篆隶，苍劲有力，颇具魏碑神态，中年喜好章草。章法自然，力道深厚，字体兼容并蓄。诗文与笔墨相长，雄浑如高山，起伏如流水，尽显方家之大气概。若诗文不能尽兴时，冯氏亦以丹青写意抒怀。其画取法高古，意境悠远，情思深不可测也。冯国瑞生逢乱世，治学心系西北，孜孜不倦振兴西北的文化事业，其业绩同代陇上学者恐无人能出其右者。

　　一、冯国瑞其人

　　冯国瑞，字仲翔，号牛翁，一号渔翁，晚号麦积山樵、石莲谷人。书斋名“绛华楼”。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人。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辛丑)秋生于甘肃天水大城东仓巷（今共和巷），1963年去世于兰州，享年63岁。冯国瑞故居位于秦州区大城共和巷33号，是一组木构架结构的四合院，在清末民初营建落成。现存一进两院26间房屋，保存完整，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冯氏出生于中等家庭。父冯镜堂，有四子，冯国瑞为长子，二子为冯国珍，三子为冯国瑛，四子冯国璘。冯镜堂少年废学，以经商奉亲维持生济，但是其志并不在经商而是喜好文史学问，故对冯国瑞寄予厚望，常说：“世乱如此，吾愿家中有读书人，不愿有富贵人。”冯镜堂中年后以督子向学为志，冯国瑞亦深受父亲的影响，终生治学不息。冯自幼接受了良好的传统文化启蒙教育，在四、五岁时，即能熟诵《三字经》、《百家姓》等识字读物。1907年年仅6岁的冯国瑞进入私塾就读，9岁时父亲为他请专馆，精读儒书。辛亥革命后，1l岁的冯国瑞考入天水县私立亦渭小学三年级，接受系统的新式教育。1914年他以优异的成绩从该校毕业。当时，国内形势动荡、混乱，父亲聘请前清进士任承允，翰林哈锐为之讲习古文辞章。任承允其父任其昌（1831一1900，秦州区秦岭乡任家大庄人），字士言，同治四年进士，曾任户部主事，后应董文涣的邀请，回桑梓开讲陇南书院。执教20余年，使天水文风大振。期间，秦州进士及第和中举的达八九十人之多，其中就包括哈锐。任其昌去世，任承允克绍箕裘，继任陇南书院山长。任承允（1864一1934），字文卿，光绪甲午科进士，初授内阁中书。他主讲陇南书院时间不长，1901年书院改为学堂，便以鬻文授徒为生。天水的新派文人汪青、王新令等都出其门下，邓宝珊仰慕其名也尊其为老师。哈锐（1862一1932），字蜕庵，回族，其先祖于康熙初年由福建迁居天水，以行医为业。他专攻举业，求学于陇南书院，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会试中进士，朝考入翰林院庶吉士，成为清代唯一的一位回族翰林，名噪京华。哈锐调任四川，时值清末“戊戌变法”及“庚子事变”，便辞官回家隐居教学。民国初年开始经营实业，与他人合资兴办炳兴火柴公司，小型铁厂。又致力于地方教育事业，开办小学，主持“存古学舍”，颇获地方人士赞誉。1916年新文化运动的开始冲击着中国人禁锢已久的思想，随着《新民丛报》、《东方杂志》等书刊相继在西北的流传，敏感于新生事物的冯国瑞，通过借读当时有限的杂志、书刊，也受到新文化运动思潮影响，立下游学南北，择从名师就学的志向。1917年他便考入了天水省立第三中学。同时在存古学社继续师从哈锐、任承允，学诗和古文。同年与郭眉芝女士结婚。四年后，他不但以名列榜首的成绩毕业，学习期间也显现出积极上进、奋发有为之士的品性，在同学中“崭然露头角，卓立不群”。”他一方面在学校接受新式教育，又从哈、任二师，窥诸子百家，习经文、史辞，奠定了其古文、史学坚实的基础，其综合素养自然有别于一般。尽管冯国瑞成绩优异，胸怀大志，但此时的中国处于军阀相互混战，经济萧条，社会衰败。父亲冯镜堂歇商在家，无力供其出外深造。冯的长子已两岁有余，迫于生活他只好应聘小学教员，养家糊口。

　　冯国瑞居家一年有余，但远行求学，仍是他心中坚定的理想。在1922年他获得师友的赞助。1924年冯国瑞便考入了南京东南大学（南京大学的前身）攻读国学。在东南大学期间，冯国瑞受业于海内著名学者吴梅（词学家），王瀣、罗振玉（历史学家、考古学家、金石学家），商承祚（金石学家、书法家），胡小石（古典文学学者、书法家）等鸿儒大家。在东南大学的深造，成就和奠定了他一生的治学基础，使其在金石龟甲、考据词典方面均有师承。1924年，冯氏替补甘肃官费，生活费用稍有好转，于是购得珍贵古籍多种，金石龟甲些许，终日爬梳钻研，功力日渐深厚。在此期间，他渐次撰写杂文，不断发表于校刊《国学丛刊》。1925年，乡友周希武南来拜访梁启超先生，冯偕游江浙诸名胜古迹，游至庐山而别。周有《榆枋游草》记此事。这说明此时冯氏已认识了梁启超先生。1926年，冯国瑞从东南大学毕业，随即考入北平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后改称清华大学研究院），继续学业。当时清华园鸿儒硕彦云集，集一时之盛。吴宓（1894—1978，陕西省泾阳县人。字雨僧，中国现代著名西洋文学家、国学大师、诗人）当时任研究所主任，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李济（考古学家）等一批国学大师执掌教席，冯氏亲承诱掖、希慕感奋，治学刻苦、业臻于精。学习期间，与同学周传儒，将粱启超先生讲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作成笔记，由梁审订后出版，并辑入《饮冰室全集》中。该书扉页刊“冯国瑞、周传儒整理”。由此可见，梁在研究院50多名学生中，对冯还是颇为器重。冯氏也由此获益不浅，自云“知道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用地下发现考证历史”。冯氏此时才得以接触到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学，认识到考古学对于历史学的重要性。上述一点，对于冯日后在石窟遗存及出土文物方面的发现与研究有着关键性的影响。1927年夏，冯国瑞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同学王力、吴其昌、高亨、徐中舒、谢国桢、刘盼遂、张鹏一、陈直等后均成为国内著名学者。他写信给住在天津的粱启超。粱于6月13日复信：“国瑞仁弟：书敬悉，薛子良书写就，寄上，眈学榛僖。归谋开风，计亦良得，惟乱世远别，相见未审何时，不能不怅惘耳……此间编书目事，尚拟筹画赓续，若弟归计不成，尚盼助我也。手复即请学安，不一一。启超，六月十三日。”从中可知冯在去信中，可能提及毕业后的出路打算，梁对冯国瑞弘扬陇学寄以厚望。但是，由于时逢乱世，恐不易成行，并希望如冯“归计不成”，可到天津助其“编书目”。由此可见梁对冯的关爱之情。虽然粱对冯表示了挽留之意，也理解学生决定回乡的苦衷；于是，粱启超将写给当时国民政府甘肃省长薛笃弼（字子良）举荐冯国瑞的信件一并寄到。书信内容原文如下：“子良吾兄足下：执别经年，怀思山积。风尘滑洞，京邑阽危，托迹是邦，凄如幕燕。遥望关树陇云，获庇仁宇，弦歌不辍，鸡犬相闻，桃源梦游，企想何极！专有启者：冯君国瑞，西州髦俊，游学西京，已经五稔，今夏在清华研究院以最优等成绩毕业。其学于穷经解诂为最长，治史亦有特识，文章尔雅，下笔千言。傍及楷法，浸淫汉魏，傻拔寡俦。此才在今日，求诸中原，亦不可多觏；百年以来，甘、凉学者，武威二酉堂之外，殆未或能先也。校中诸师爱君高才，颇思挽留，更相劘励，而君以违侍庭闱既久，颇思归省。弟亦以甘省僻处边陬，学风陵替，君既学成，亟宜为乡邦服务。夙谂我公戎马之中，留情文艺，慕文翁之启蜀，超尹晓之化黔，似此美才，宜乐延揽，谨弛荐剡，聊当晤言。贱性狷介，夙耻干谒，非所深知，每惜齿牙。今兹冒渎，实缘爱才，荷公相知，当弗见讶。世变方新，群黎望治，伏愿努力，为国自爱！不尽。弟梁启超顿首六月十三日。”读过此信，一方面可以感受到粱启超对一位27岁的大学生如此褒奖赞誉，爱才之心溢于言表。另一方面也能看出冯氏于清华国学院一年多的学习期间，的确学业精进、刻苦。其学述方面的才能和功底，给梁启超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故梁对冯氏的赞誉也是发自内心的真实感言。薛笃弼，字子良，山西解县人。1927年秋受老师厚爱和推荐的冯国瑞回到了甘肃。可是机遇并不凑巧，不料薛笃弼已调任河南开封任国民联军司令部财政委员会委员长，此信始终未到薛手，一直保存在冯氏手中。无奈之下，冯氏只好返回天水，居家奉亲。至于梁的两封书信后经任承允、谢国桢、刘盼遂、张鹏一、陈直、沈钥倚、刘国钧、梁实秋、胡适、刘文炳、罗加伦、张舜徽等十二位学者名人读此信后，写下亲笔题跋，冯氏遂将它们装裱为长卷，题名为《梁任公先生遗墨》。冯国瑞跋文曰：

　　民国十五年夏，瑞应清华研究院试于上海，旋录取北上，八月到校，授业于任公师，治力文史，赏掖至深。逾年端午，师退居津门，王静安师     沉湖自尽，诸同学多风流云散，瑞彷徨无归。师自津门寄示此简，实十六年六月十三日也。匆匆西还，未往谒别，怅悔无及。瑞过豫陕抵陇，疮痍     满目，无意千谒，终未谋薛公一面。里居奉亲者年馀。十八年一月十九日，师卒于北平协和医院，得年五十七岁。痛矣！对此遗简，曷禁山颓木坏     之悲！廿六年一月十九日冯国瑞敬识。

　　此长卷至今完好保存在冯国瑞先生之子冯宁先生手中，现在已成为研究陇右现代文化史的珍贵实物资料。

　　这年冬天，返回家乡后的冯国瑞，心中既有失意又有喜悦。虽然对前途惆怅，但久别亲人后再次享受天伦之乐，对冯氏来说，也不失为一种身心的放松和休憩。1928年春，邻县甘谷县立初级中学校董宋梓，听闻冯氏的才学，厚币将冯聘为该校教员。暑假后，冯氏转任天水省立第三中学教员，又回到了阔别8年的母校任教。在教学期间，冯氏还协助任承允、哈锐两位恩师修《天水县志》。1929年2月被聘为兰州中山大学教授（兰州大学前身），还被甘肃省通志馆聘为分纂，在通志馆主持“建置”、“文化”等几部分的编纂工作。1930年，经青海省秘书长黎丹介绍，以青海省通志馆馆长的名义前往西宁，并做了马麟的秘书。1934年9月冯国瑞奉亲归里。期间拜谒恩师任承允，亲赴已故哈锐师墓前祭扫，作诗《展哈退庵墓》悼念先师。后来由于跟马步芳不合，遂于1935年离职来到了西安。4月，应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函约赴北平返校任教，在北平晤学者胡适、梁实秋等，期间暂住同窗好友刘盼遂教授寓所百鹤楼之东厢。6月，在刘氏的启发下辑成《张介侯先生年谱》（此书出版于1936年）。张澍（1781—1847），号介侯，甘肃武威人，清代著名学者。张氏学行大端，略见于此，名山重光，寓意尤深。该书行文流畅，叙述生动，焕然生辉。期间与张大千先生往还，潜心治学。年末冯氏写成《汉西海郡安定瓦当考》、《关西方言今译》、《秦州杜诗石刻记》载《国风半月刊》。冯出走后，西宁宅被抄，藏书、文稿、读书笔记等损失殆尽。1936年春，冯国瑞去清华园拜访了吴宓、陈寅恪两位先师。是年三弟冯国瑛就学于清华，辑冯国瑞民国十七年以来诗作，成《绛华楼诗集》四卷，同学谢国桢、弟子谢鸣风作序，老师吴宓题词，吴宓誉其诗“谈兵同甫气，出塞剑南吟”。

　　1937年春，冯氏返回西安，被张学良聘为西北问题研究委员会委员，邵力子聘其为陕西省政府顾问，实即为私人秘书。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邵力子，在西安藏书五万余册（卷），以陕西省各县志、佛经、道藏为主，多珍善本。适逢抗战爆发，西北也屡遭敌机轰炸，邵在西安的藏书面临威胁，邵欲将书先藏在陕南山中，并约冯氏抵南京商量。冯听说后表示愿意回陕西替邵整理运送，但极力建议将书捐赠给天水。事后又给于右任、吴宓写信，请求他们玉成此事。邵氏素闻天水历史悠久、文脉昌盛，又见冯氏态度恳切，便成全了他振兴家乡文化的夙愿。冯氏得尝所愿，欣喜之余尽快报告甘肃省主席孙蔚如、秘书长杜斌丞，办理了运送手续，并与天水县政府联系具体事宜。1938年冯亲自护送，先将赠书运至陕西凤翔存于天水人所开“秦州店”中。至10月天水县长黄炘，委托天水教育局长聂幼莳赴凤翔将赠书运回，聂雇用盐商驮队，一路不辞劳苦、小心护送，终于将书安全运到天水。随后冯国瑞也抵达天水，与本地学士商议筹建藏书场馆。期间耗时3月整理赠书编成《力学庐书目》1册。“力学”者，乃邵力子先生与夫人傅学文女士名各取一字，以兹纪念。同年，将《守雅堂稿辑存》（此书成于1937年）刊印。张鹏一、邵力子、孙蔚如、冯炳奎各有序，邵序赞誉冯对邢澍学行的表彰和发掘“仲翔网罗放失之功，不可没也”。另有《顾亭林入关史迹考》载于《西北史地季刊》。1939年4月，冯受任国民政府军委会参议。7月，为了收藏邵氏赠书及振兴天水文化，天水县政府重新成立了甘肃省天水县图书馆并拨专款营建，馆址设在城南水月寺西侧的王公祠。新馆中院东房专辟“邵力子先生纪念馆”，扁额请于右任题写。邵氏的赠书数量极大、种类繁多，涉及西北历史、文化诸多方面，其中不少珍本、善本弥足珍贵，特别是一套完整的陕西各州县志五千余册，全国只有两套，另一套藏于陕西省图书馆，可见其珍贵。邵氏的赠书，为天水图书馆的新建奠定了基础，大大提高了其档次，所以现在的天水市图书馆才能被列为一级图书馆，此功当首推冯国瑞先生。天水县图书馆成立后冯两次前往重庆，向邵力子汇报进程。邵氏为此撰文《天水图书馆记》，后刊于1943年《中央日报》。赴渝途中经过绵阳、三台（潼川），恰逢东北大学由于抗战形式所迫迁至三台，冯为了支持抗战应聘东北大学历史系任教授，间或搞国学研究。“七七事变”后，冯氏辗转到重庆，此时，全国学人荟萃山城，先生与著名学者商承祚、吴其昌、郭沫若等欢聚谈艺，探讨学术，考释文物，研究金石之学。《天水出土秦器会考》一书之初稿，即成于此时。1940年，冯国瑞40岁，金陵大学文学院院长刘国钧欲筹建西北图书馆于兰州，邀冯赴成都商议（1937年金陵大学内迁成都）。1941年冯应西北师范学院李蒸院长之邀，回兰州执教。途经天水小住，顺便探望重病在身的父亲。与寄居天水的古典文学家杜学知，归国留学生刘耀黎共同筹资成立了陇南丛书编印社。4月，冯氏与王鼎三、赵尧丞、胡楚白、张自振、冯国珍等人，前往麦积山首次考察。归来后他查阅大量有关文献结合考察材料写成《麦积山石窟志》，并列为陇南丛书之一刊印成册。10月，父亲冯镜堂公病逝。1942年，于西北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授，期间题跋乾隆秦州知州王宽手迹。撰《乐都新发现东汉灵帝光和三年护羌校尉赵宽碑考证》刊于《西北论衡》。《三老掾赵宽碑》（简称《赵宽碑》）。

　　1943年10月，张大千路过天水，参观了麦积山石窟，为冯作《西山感旧图》。12月所辑《秦州记》出版，列为陇南丛书之二。1944年在西北师院教学的冯氏假期偕刘文炳教授二登麦积山，草成《调查麦积山石窟报告书》，诗人胡楚白赠丹凤琴，有诗赠答，并作《琴中四友歌》。12月编著成《天水出土秦器汇考》，列为陇南丛书之三出版。1945年，继续在西北师院任教。题《曹真残碑》拓本，有诗。同年，任甘肃省政府顾问。1946年，被西北图书馆聘为编纂，与馆长刘国钧一起搜集、整理古籍。后将其所见书目题记写成《兰州读书记》（此手稿现存甘肃省图书馆西北文献室），文中对所见古籍文献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内容涉及版本学、目录学、音韵学、校勘学等。对版本的版式、版刻、年代、特征及收藏印鉴做了详细记述。其中有冯所续《附释音毛诗注疏二十卷》（宋刻本）跋等。假期冯国瑞约天水专员胡受谦上麦积山，现场游说，请其拨款修补栈阁围栏。胡受谦拨款修复了部分栈道，并建成“麦积山馆”，请吴稚晖题写馆名。请于右任为麦积山题字，于书“艺并莫高窟，文传庾子山”十字。1946年时值甘肃学院改制成兰州大学，又受兰州大学校长辛树帜先生之邀，兼课于兰州大学中文系，并任朱绍良家庭教师。1947年9月，发表《天水著述考》于《甘肃民国日报》。1950年初，任兰大中文系主任，后转调兰州人民图书馆任特藏部主任。1952年冯任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2月，发表《永靖发现西晋创始炳灵寺石窟》于《甘肃日报》，《光明日报》予以转载。此文的发表，引起了国家的重视。几个月后，中央文化部组织了“炳灵寺石窟勘察团”对炳灵寺做了全面勘察。4月，冯在天水调研，好友张自振约其观看甘泉镇甘泉寺（财神殿）的开花古树。冯请一位植物专家同去。经鉴定乃是两株古玉兰，后确定其树龄为1200年，约生在晚唐。唐玉兰在我国现存屈指可数且这两株玉兰树体高大。枝繁叶茂，弥足珍贵。冯回兰州向省长邓宝珊汇报此事，并建议将财神殿改建为“双玉兰堂”，对古树予以保护。5月，考察武威天梯山，撰《记武威境北凉创始石窟及西夏文草书墨迹与各种刻本》刊于《甘肃日报》。7月写《麦积山石窟的古代民族文化艺术》刊于《甘肃日报》。9月，参加文化部炳灵寺石窟勘察团考察。1953年，国务院任命冯国瑞甘肃省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3月，撰《炳灵寺石窟的历史渊源与地理环境》刊于《文物参考资料》。7月，参加文化部麦积山石窟勘察团考察，事毕随团到北京整理资料。在北京，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接见冯国瑞，听取他对筹建麦积山文物管理所的意见。冬，母亲赵太夫人在籍病逝。1954年，撰《积山大事年表》刊于《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任政协甘肃省委员会委员。冯国瑞先生自从抗战后，专心致力于西北文史的研究，孜孜不倦，硕果累累。先后撰写了《兰州读书记》《武威汉简集零》《话雨轩杂文稿》《汉晋竹木简杂记》《汉简仪礼异文通假校记》《麦积山馆丛稿》等著作。可惜这几种书只是稿本，至今未能刊印。1957年后，在当时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仍研究不辍笔耕不断。1963年3月13日病逝于兰州，享年63岁。

　　冯国瑞先生博学多才，在文学、历史、训诂、考古、书画、诗词等方面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不仅著述等身且还喜欢收藏古物、名书名画，亦善临摹字画。其所收藏的名画有《唐人布画秘教故事图》、《报父母恩重经变轴》（出自敦煌）、黄公望《水流云在图》及米芾、董其昌等人真迹多幅，文物有11尊六朝佛，北宋钧窑大绿瓷坛，宋、明、清瓷器精品若干。近代名人如国学大师王国维、梁启超、张大千、齐白石、范振绪等所赠书画作品更多。晚年大部分捐献给了麦积山文管所，此外散佚者亦复不少。其临摹之字画尚存者有《万岁通天帖写卷》、《秦州冯仲翔先生临雍睦堂法书卷》等。冯氏对麦积山下的瑞应寺也做了考证，至今寺内尚存有他于1955年题写的“瑞應寺”匾额一块。

　　二、关于秦公簋

　　天水一带是秦人的发祥地，因而在西汉水上游和渭河上游留下了大量的历史遗迹和珍贵文物。这些遗存，记录了秦人早期生活、发展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历来受到学者的高度重视。冯氏对秦公簋的研考，是对故乡乃至中国文物文化遗产保护的巨大贡献，主要体现在他编著的大著《天水出土秦器汇考》一书。秦公簋的出土进一步证实古代秦州地区是秦人的发祥地，且明确了秦在这一地区发展的年代，是研究中国先秦历史的重要文献实物。

　　到目前为止，甘肃省出土的先秦青铜器中，在文化领域影响最大、知名度最高的莫过于1919年出土于“天水西南乡”之秦公簋。民国八年即1919年，在秦州区西南秦岭乡梨树坡、董集寨两村与礼县红河乡六、八图庄相交处的庙山一带出土了驰名中外的秦公簋。因是庙里祭器，又因当地有“死铁烂铜，拿回家死人”迷信俗语故而概不敢搬回家，此后便当做废铜卖给了天水人杨衣官在横河里（今红河镇）街上开的“聚源当”。后被一个陕西姓张的古董商买走，带到兰州。因无识货者，流传至兰州南关商肆，在厨房中盛残浆。幸有识者发现并非普通古器，以高价收购，名声大著。时任甘肃督军合肥人张广建闻风以权势占为己有，其时当为1919年冬。张广建（1864—1938），字勋伯，他督甘时期是指从1914年3月到1920年12月张广建担任甘肃省民政长兼甘肃都督及其离任的这段时间，当时管辖现在的甘、青、宁三省。他于1920年底离甘时又将此物带至天津。在津第一个见到秦公簋的是著名金石学家、文献学家罗振玉，因罗与张是故交，于是罗振玉出面诚邀了当时有名的青铜器拓本专家周希丁为该簋拓本。当代著名史学家、文物鉴定家史树青在《悼念周希丁先生》一文记述1921年周先生曾手拓甘肃天水出土的秦公簋，秦公簋因铜锈很厚，以往不知有秦汉间刻字，希丁拓墨时才发现。罗振玉1921年11月27日给王国维的信札中说：“秦敦拓本存尊处者即以奉赠，影照后宜用玻璃板，石印不能用也。兹有致乙丈书求转交。”此“秦敦拓本”即张广建委托罗振玉诚邀周希丁所留的秦公簋拓本。罗振玉1921年11月致王国维的信札中又云：“前赴都料理八旗冬振，张广建语凤老，请看渠所藏西陲卷轴，中有晋魏写经数种，余皆唐物，无甚奇品。乃无意中见一至宝。张颇储铜器，率无可观，弟问以甘肃有出土者否，乃出一敦，形至拙（张所以不见示者以此），而文字精绝，中有“十有二公”语，知为秦穆公物，因是考知石鼓确为先秦制作。与商拓墨，初甚吝，后介一拓工，强请之，乃拓三分，彼留其二，以一本见畀。昨匆匆草一跋尾，当寄与易墨本二三纸，当可必得，得后当奉赠其一也。先将所得一本奉览（海内孤本，幸郑重收贮），拙跋亦附呈。此器文字，将来流传必少，何不影照付《亚洲学报》，印之卷首，以流传之乎（须照原大，不可缩小）。”罗振玉的嫡孙罗继祖按语说：“又此札记‘秦公敦’之发现，亦证公巨眼识珍。”秦公敦即秦公簋。罗振玉据该簋铭“‘十有二公’语，知为秦穆公物，因是考知石鼓确为先秦制作”甚为高见，并由该札“拙跋亦附呈”可看出罗振玉已经就秦公簋作了跋文，即《松翁近稿》里的《秦公敦跋》（罗振玉：《雪堂类稿·丙·金石跋尾》第31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3月第1版）。如此看来，秦公簋的发现肯定早于1921年，故1921年、1922年、1923年出土之说是错误的。至于陈平所说的1916年之前说笔者不敢苟同，他说：“据1916年柯昌济编行的《韡华阁集古录跋尾》即已著录此簋的事实分析，该簋的出土时间至少不应晚于1916年。”其说可商。《韡华阁集古录跋尾》始于1935年印行，陈平认为此书的完成时间是1916年，是据此书周进作序言：“《韡华阁集古录跋尾》者，二十年前纯卿尚未弱冠，读欵识时之所作也。”我以为这不能成为断定它成书时间的理由，“二十年前”很有可能是该书开始撰写的时间。而且此书言“先师王先生释最为详正，具见《观堂集林》”，所说正是国学大师王国维那篇著名的《秦公敦跋》，而此文是1923年作，由此判断柯昌济作此文的时间必定晚于1923年，故笔者认为陈平的推断是错误的。1922年8月24日王国维在致马衡的信中提及“秦公敦”即秦公簋（当时称簋为“敦”，自宋代以来误释簋为敦duì。清代钱坫改敦为簋，甚确），此信内容是1923年王国维在北京见到此物后所著《秦公敦跋》的雏形。秦公簋之所以引起学界的注意，首先归功于王先生1923年撰写的《秦公敦跋》即冯氏所言的“静安先生即为之跋矣”这篇文章，“于是，举世皆知。”

　　秦公簋，器高19.8厘米，口径18.5厘米，足径19.5厘米，腹径23厘米。弇口，母口深盖，盖面呈圆弧状，盖顶突起小圆握。鼓形圆腹，圈足外侈。双兽首耳微上扬，耳下无珥。盖坡沿与腹上部饰细密蟠虺纹，盖面与腹下部饰瓦垅纹，圈足饰上下两重波带纹。盖54字，器身51字，器、盖联铭，合而成一篇完整的祭祀文章，计105字。另有秦汉间刻辞18字，共计123字。

　　秦公簋铭文字态端正规则，挺拔俊秀，静穆大方，疏密有致，布局恰当，有其独特的风格。纹饰制模时已使用可连续反复压印的印版，铭文制作亦使用了方块印模法，制字模时一一打就，字字连续印成，然后浇铸。制作方法新颖，这种把每个字刻成单个陶泥活字，再拼凑起来的铸铭工艺，实扬日后活字印刷字模之先例，是秦人发明创造的重大科技成果之一，是秦人创新精神的体现，也是秦国科学技术以及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产物，反映了我国青铜工艺的卓越成就。故著名考古学家马衡曰：“秦公簋是用戳子印字在土范之上，这真是活字的创作了”。郭宝钧云：“春秋而后，出有秦公敦者，铭文系用块块印模，字字连续印成，这或者是受了图案印模的影响，推广到文字方面的尝试，应推为中国活字板之祖”。

　　秦公簋铭文全篇以秦公语气表述，充满了对先祖功业的歌颂，向天地与祖神祈福，也抒发了秦公本人继承祖业，奋发治国的崇高信念。文中使用了不少周代金文中常见的套话，反映了此时嬴秦在青铜文化领域已同周人完全融合。

　　关于秦公簋的制作时代，有“襄公时”、“文公时”、“德公时”、“桓公时”、“景公时”等数说，至今仍莫衷一是。“景公说”（公元前576年—公元前537年在位）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采用。他们认为，秦公簋铭文与宋仁宗时得于陕西的盄和钟极为相似，两器均有“十有二公”之句，为同一秦公所作。这件盄和钟在我国古代考古学之父宋人吕大临编著的金文图录《考古图》中有所记载。

　　据《史记》载，秦成为诸侯自襄公始，庄公称公，是襄公称公之后对其父的追谥。这样“十有二公”无疑当从文公算起，指文公至桓公，十二公之后即为景公。二器铭文提到“皇祖”，既“受天命”“受国”“鼏宅禹迹”，自非襄公莫属。襄公被周平王封为诸侯，“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被赐以“岐山以西之地”，显然就是秦开国之先祖。襄公在秦的历史上有其特殊地位，故不包括在“十又二公”之内。秦公及王姬钟铭“先祖”之后，首数文公，即是明证。十二公是文公、静公、宪公、出子（出公）、武公、德公、宣公、成公、穆公、康公、共公、桓公，即至景公。静公是文公太子，未即位而卒，但《秦记》世系、秦公及王姬钟铭都提到他，可见秦人自己承认他是先公之一。出子五岁立，立六年被杀时一个小孩子，秦公及王姬钟铭未提到他，不把他看作先公，是可以理解的。因武公是出子之兄又是故太子，兄无必要尊弟为先公。但盄和钟、秦公簋的作者，已是出子的六世孙，他追述先公，不包括出子在内，于理不通。《史记·秦本纪》、《秦记》所记秦世系都有出子，“十又二公”之内肯定应该有他。秦公簋与宋人著录的盄和钟铭文诸多相同，作器者为同一位可以无疑。作器秦公，宋人有杨南仲、欧阳修、赵明诚已提出，今人郭沫若、于省吾、陈梦家、冯国瑞、杨树达、唐兰、黄灼耀、张天恩、林剑鸣、聂新民、石志廉、王辉、张政烺、陈昭容、高明、董珊、郝本性、岑仲勉、杜廼松、朱凤瀚、李朝远、戴春阳、马如森、彭裕商、赖炳伟、丁楠、史党社从之。此簋的形制、纹饰与铭文内涵所显示的青铜器断代和景公所处时代也基本吻合。秦公簋、盄和钟铭文与秦公大墓石磬残铭文例、字体诸多相同，也可作为断代的依据。簋、钟铭文有“镇静不廷”，磬铭有“囗廷镇静”；簋、钟铭文有“以受纯鲁多釐，眉寿无疆，畯疐在位”，磬铭有“眉寿无疆，纯鲁吉康，作疐配天”；簋铭有“宓宅禹迹”，磬铭有“四方以宓平”；钟、磬铭文具有“鍴鍴雍雍孔煌”。簋与磬“子”“竈”“虎”“弓”“鼎”“夏”“ ”“又”诸字风格极为接近，如出一人手笔。总的看，钟同簋、磬的文字风格仍是接近的。

　　既然器主为秦景公，是时秦之国都早已迁至关中，为何此簋却出土于秦之故都西垂所在的“天水西南乡”之庙山一带呢？答案只有一个，如前文所述，西垂乃秦人的桑梓之地，有秦人早期的族墓君陵，秦都虽迁而宗庙犹存，仍有贵族留守且一直保持着对先祖的祭祀传统。此簋的铭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是一件祭器。铭文极言先祖“十有二公”之赫赫功业，此类被后世称之为“追孝”格式的铭文，《礼记·祭统》云：“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铭者论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既然属于祭器，则必陈于宗庙之内。丛文俊指出：“此簋本为庙堂之器，依刻铭风格推知，器、盖于战国时期商鞅变法作标准器之前，曾一度用为量器。如此，则秦文草体，当以此铭为先。”此簋为秦景公专为故都宗庙所作之器。但随着近来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大墓出土文物数量的增多和研究的深入，国内学者，尤其是天水、陇南当地搞文史资料研究的地方学者，特别是对秦公簋的器主和年代，提出了“襄公说”，康世荣、马汉江、陈泽、雍际春等均持上述说法，他们都主张“十有二公”第一公当是中潏。这是对考古学知识的匮乏、青铜器物器形纹饰、分期的断代、春秋秦系文字的特点不甚了解所造成的。他们均承认大堡子山秦公墓为襄公、文公墓，出土的襄公簋、文公簋很明显跟民国初秦公簋的器形完全不同，该簋弇口，盖捉手高大，盖沿坡度较陡，龙首形耳有珥，圈足下附3卷角兽首支足，虎爪状趾。盖顶捉手饰变形凤纹，盖坡沿与器口沿饰窃曲纹，盖面与器腹饰瓦棱纹，圈足饰垂式重鳞纹一周。盖内与器内对铭，铭文仅有5字，为“秦公作宝簋”的短铭，因此时的秦国刚建国不久，没有铸造长铭文的能力，铭文书写风格上结构上“多仍周旧”，与西周晚期文字一脉相承，而传世秦公簋的铭文长达105字，并且所饰的是具有秦国特色的细密的勾连蟠虺纹，这种纹饰在春秋早期没有而开始流行于中期，中晚期的景公时期这种纹饰已经相当成熟。传世秦公簋在书写风格上已经发生了大的变化，书写更加规范，秦篆即是在这种规整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持器主襄公说的人，全然不顾及器物自身的断代。他们无视春秋中晚期秦青铜簋的物象特征，诸如腹圆巳无垂意，盖顶捉手低矮，耳小上翘且无珥，兽首已退化得圆浑无棱，圈足外撇而无支足，细密蟠虺纹已成主饰，铭文字态方正劲秀已近秦篆等，根本不愿进入青铜器物学领域，不考察秦公簋形制、纹饰、铭文字态及工艺水平的时代特征，只死抠器铭中“十有二公”一语，而对此语的起止，又完全是定标准的臆判。他们认定了十二公应自中潏算起，故十二公之后的作器者非襄公莫属。早在70年前先贤冯国瑞就断定秦公簋为秦景公时物，可见冯氏的确是一位了不起的杰出学者。

　　三、冯国瑞在秦公簋研究中的贡献

　　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秦公簋，可以说是传世秦国青铜器中最著名、最炫目的一件。它的颇具戏剧性的传世经历为其披上了一件神秘的面纱。秦公簋为秦西垂宗庙祭器，该器于民国八年在天水西南乡出土。秦在西垂经12公(文、靖、宁、出、武、德、宣、成、穆、康、共、桓，桓之后为景公）。此器为秦景公时所制(约公元前576年）。为了纪念该器在天水出土，天水市博物馆于1986年由北京将原器复制一件，复制品比原簋略小，以示区别。铭文是用单字模打在陶范上，而后铸出。铭文记述秦国的祖先在华夏建都已经12代，威名大震，秦景公继承前辈的事业，要永保四方的土地。大意为：秦公说，宏大显赫的朕皇祖，承受天命，本华夏族，传十二公，在帝之旁，敬畏天命，长相保秦，朕秉承明德，威威武武，万民遵命(盖铭）。众多贤士，既文且武，明察靖服，不听命者，虔诚恭敬，朕之所祀，作宗彝祭器。上寿无疆，峻极在天，大享吉庆，奄有四方，极其合宜(器铭）。

　　国内系统介绍秦公簋来历的便是民国年间赫赫有名的甘肃名士冯国瑞先生。1926—1927年求学于北京清华国学院梁启超门下的天水人冯国瑞，读到同为该院作导师的王国维为秦公簋所作的跋文后才得知该簋出于故乡天水，心情激动有感于斯，他毕业回家乡后继续对秦公簋作深入考证研究。

　　考释秦公簋时，由于民国初年在天水出土的原簋早已在北京大兴冯恕处，冯国瑞无缘见到此物。1942冯氏亲赴重庆中央图书馆借得合肥张氏拓本，钩摹了原簋器图形及铭文款式，注明大小尺寸，然后详加考释。此时，全国学人，荟萃山城，先生与著名学者商承祚、吴其昌、郭沫若等欢聚谈艺，探讨学术，考释文物，研究金石之学。1931、1933年商承祚两次在北京见到秦公簋，于1943年4月10日在重庆撰写了《秦公簋跋》；1944年冯国瑞返回家乡。天水是秦王朝发祥之地。秦之先人世居西犬丘(今天水西南），因而天水出土的先秦文物较多。冯对天水南乡收集到的周秦青铜器及其车马器如秦车輨(车毂端之铜帽）绘图著文，详为考证，连同秦公簋(秦宗庙的祭器）汇集创见，著《天水出土秦器汇考》1册。冯又冒着战火再去重庆，经他的同窗挚友吴其昌等审定，于12月刊印成书。

　　1940年冯国瑞在天水居住，与客居在天水的古典文学家杜学知、胡楚白，留学生刘耀黎共筹资于1941年成立了陇南丛书编印社。此社旨在编撰整理天水历史上有名的著作、编印当代甘肃省著名学者的著作及发行进步书刊。1945年因发行进步书刊被国民党当局査封，先后出版地方学者著作30多部。该社成立之初，首先编印了冯氏的三部重要著作《麦积山石窟记》（陇南丛书之一）、《秦州记》（陇南丛书之二）、《天水出土秦器汇考》（陇南丛书之三）。《天水出土秦器汇考》系陈柳洲先生手写而后石印的。陇南丛书编印社《编后记》有言：“又此书承陈柳洲先生手写，于此一并致谢！”其时陈柳洲二十多岁，是天水有名气的书法家。据天水师院刘雁翔教授介绍，《天水出土秦器汇考》之冯国瑞手稿他在天水朱据之先生处见过，顺便留有复印件。冯氏既是大学者又是知名书法家，手稿弥足珍贵。（刘雁翔：《冯国瑞与<天水出土秦器汇考>》，《档案》2015年第3期第45页）

　　《天水出土秦器汇考》1册，不分卷。此书为陇南丛编印社书之三。扉页有冯国瑞题字，书首有插图6幅，均为秦公簋器型摹本、“秦公簋器铭”双钩摹本、“秦公簋器盖刻辞”摹本、秦公钟刻辞摹本、秦车輨图摹本，有胡受谦序及冯国瑞序两篇，民国三十三年十二月石印本。全书共收王国维《秦公簋跋》、商承祚《秦公簋跋》、郭沫若《秦公簋韵读》、吴其昌《与冯仲翔论秦器书》、刘文炳《与冯仲翔论秦公簋书》《秦公簋及秦盄龢钟两铭文为韵文说》《十有二公后之秦公说》等7篇及冯本人《秦公簋器铭考释》《秦公钟器铭考释》《秦车輨图考》3篇考释文章共计10篇文章。汇考中除王国维先生的“秦公簋跋”系1923年的著作，其余文章均系先生与当时散居兰州的刘文炳、重庆的商承祚、郭沫若、吴其昌专家学者就教商榷之作。

　　关于 《天水出土秦器汇考》的写作缘由，冯之自序说得较为清晰。

　　民国八年天水西南乡出土铜器颇多，旋即散佚。今传世秦公簋，初流传至兰州商肆，置厨中盛残浆，有贾客以数百金购之，其名乃大著。后为     合肥张氏所得，携往北平（《陇右金石录》慧按：民国时期临洮人张维《陇右金石录》是甘肃首见著录秦公簋的著作）。十二年，王静安先生既为     之跋矣，于是举世始知矣。赵宋以来，吕大临《考古图》《宣和博古图》《啸堂集古录》，薛氏钟鼎款识所著录之盄龢钟与此簋文字大半相同，而     钟铭摹刻失真，残缺脱譌（讹）。系受魏正始石经古文体影响，体制变易，今可证其所由讹也。惜原器转徙，不知今在何处，即拓本亦不易得。因     汇集诸人考释，以存乡邦文献。后有作者，此为嚆矢。

　　即是说“汇考”一是要汇集今人诸多考释，二是要纠正古人的错误，三是要通过研究和汇集相关研究成果，引起学者对秦文化研究的重视。

　　冯序记载了秦公簋的发现时间、流传经过及其史料价值。所收文章主要考证了秦公簋、秦公钟、秦车輨的制作年代，考释了簋钟之铭文。该书共收有冯氏三篇考释文章，其中第一篇《秦公簋器铭考释》用功最勤，有释文，有注解，有考证，对“十有二公”之详考，对“西”之地望研考甚为精彩，可谓是对王国维《秦公簋跋》“西”之地望考证的重要补充。

　　按西之地望，《史记·五帝纪》，申命和仲居西土。徐广曰：“西者，今天水之西县也。”裴驷案郑玄曰：“西在陇西之西，今人谓之兑          山。”《周勃世家》：“破西丞。”徐广曰：“天水有西县。丞，西县之丞也。”《樊哙传》：“别击西城丞白水北。”《索隐》曰：“西，谓        陇西之西县。”白水，水名，出武都，经西县东南流，言击西县之丞于白水之北耳。《晋书地道记》：“天水始昌县，故西城也，亦曰清崖            峡。”《后汉书·段颍传》注：“西县，故城在今秦州上邽县西南九十里。”《通典》：“汉西县城，一名始昌，在今秦州上邽县西南。”《清一      统志》：“西县故城，在今秦州西南。”《州志》云：“在州西南一百二十里。”静安先生误“东南”。今天水西南一百二十里之盐官镇、店子        镇、大门镇一带，富有故城遗迹。

　　冯氏进一步指出了西县地望的大致范围，是对王国维关于“西者，汉陇西西县名，即《史记·秦本纪》之西垂及西犬丘。”这一结论的重要补充。第二篇《秦公钟器铭考释》是对北宋以来著录于欧阳修《集古录》等金石著作的秦公钟的考释，实际上是考究少而列举先贤的成果多，属于辑录而释之流。第三篇《秦车輨图考》是别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秦车輨考释。此物因暴雨冲刷偶然面世于“天水南乡”，冯氏差遺其弟冯国珍抢救性收购铜车輨三件，而后冯氏绘图并考释之，并断定“今此车輨发见于天水，与钟簋等器当同为秦先公之遗物。由质转文，金缕涂错，制作之精，上侔天子。刘昭《輿服志》称，秦以战国即天子位，乘與备文，《驷職》《车辚》见于秦风，当不自穆公后始进桓赫也。”将此车马器纳入早期秦文化研究范畴，见解独到其说新颖。

　　《天水出土秦器汇考》是我国第一部金石研究论文集。该书学术价值颇高，为探讨秦人在西犬丘的活动提供了重要线索，直到今天，仍被国内许多著名专家学者研究引用。如2005年2月19日《中国文物报》所刊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大作《探索秦国发样地》即首当其冲引用“汇考”文图。

　　先贤冯国瑞为弘扬桑梓文化身体力行，功不可没。国学大师梁启超誉之为“美才”、“奇才”，认为“百年以来，甘凉学者，武威二酉堂之外，迨未或能先也。”他是秦公簋出土地天水第一个研究该器物的学者，他对故乡出土文物的研考是开拓性的，对秦公簋的介绍及考释，对出土时间的结论尤为正确，特别是对该器所属时代的论断，均相当精辟，其结论为海内外专家所接受，考证方法缜密科学，已超出了清未民初关于宋代秦公钟（与秦公簋系同一秦公所作）的学者，发展了我国历史考据学和训诂学，为我国学术研究做出了新贡献。他的考证进一步证实了早期秦人在天水一带活动的史实，为秦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同时他的金石史料互相参证的研究方法也为文物考古工作者提供了新的方法。冯氏对家乡这一珍贵器物秦公簋从20年代后期起就开始研究，于40年代初撰成论文并汇集成册，论述秦公簋艺术成就之所在。他开天水人研究秦公簋之滥觞，虽艰辛在前，而功在后世。关于该书的学术价值，笔者认为有以下五点：

　　（一）是第一部关于秦早期青铜器的论文集，作者站在历史的高度断代秦公簋为秦景公时物，现已成为不刊之论，如王国维认为秦公簋制作年代当在秦德公徙雍以后即穆公时物，郭沫若认为当在秦襄公时，而冯国瑞认为“绝非景公以前之物也”。他又在自己的高论之外还粹集了王国维、郭沫若、商承祚等学术大家对秦公簋的最新研究成果，使其在集中展现的同时，为进一步研究此论题提供了便利和新的思路。此书为研究先秦史提供了珍贵的参考资料，为后人研究天水西部的先秦文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天水出土秦器汇考》著述，代表了冯国瑞金石考证方面的最高成就。他是利用考古文物探索秦人早期历史的第一人，明确提出了天水是秦人发祥地的观点，同时他也是国内第一个将秦公簋隶定为春秋中晚期秦景公时的学者。

　　（三）冯国瑞先生是天水最早著录此簋的，他在大著《天水出土秦器汇考》序言中说：“民国八年天水西南乡出土铜器颇多，旋即散佚。”虽然这短短的19个字，但里面蕴含的信息量却较大，最起码有如下三点：一是据此可知此簋的具体出土时间是“民国八年”即1919年，这就充分否定了诸如《辞海》等所言的1923年等说法。二是冯氏言明了出土地为“天水西南乡”。事实上民国时期天水无此建制，这是一个方位名词，当指位于天水西南的某一乡镇。关于该称谓最早见于清光绪十五年由甘谷人王权、秦州人（今秦州区秦岭乡任家大庄）任其昌等编撰《直隶州秦州新志》卷之二《地域》，云：“是年，贼扰秦州西南乡，自杨家市（寺）至横河镇，破堡三十余处。”此处之“秦州西南乡”即冯氏所谓的“天水西南乡”，这说明了清同治年间回民反乱时攻占了秦州西南乡今杨家寺、秦岭、红河一带的三十多座堡子，确知了就是这几个乡所在的三十余座堡子而非他处。据此可见“天水西南乡”一语并非冯国瑞先生所独创，是早在清光绪年间就有这个称谓，而是他沿用了历史上这一传统说法而已。这也就充分断定了并非有人说的秦公簋出土于小天水（今天水镇）一带的说法，因为小天水在天水原先的地方志即清朝和民国时期的所有史志里均言明是“天水南乡”，况且据史料记载冯氏参加了民国二十八年成书的由任承允、哈锐、贾缵绪的《天水县志》的编撰工作，而该志即是参考《直隶州秦州新志》这一范本编撰而成的，他知道“天水西南乡”和“天水南乡”的方位区别，因此上说秦公簋出土于今秦岭、红河相交处的“天水西南乡”是可信的。在《直隶州秦州新志》里把俗名叫的小天水今天水镇称为“南乡”，与平南、齐寿是一个方位。民国时期的“庙山”一带属天水县西南乡即今秦岭乡、杨家寺乡、红河镇交界处。民国以来杨家寺全乡称士子里，民国29年（1940年），杨家寺乡更名为士子镇，1949年8月后改为士子乡。现今红河镇北出口2里处的杨家寺士子村，人们一直习称“士子里”，而现在的秦岭乡在1940年金华乡成立之前一直称为关家店。为配合抗战的需要，民国27年（1938年）天水当时编印了一套反映和普及天水知识的 “乡土丛刊之二”通俗读物《天水小志》，编著者在该小志的前言部分最后标注的时间是“二七七.一九”，即“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七月十九日”。《天水小志》由转移到天水战区中小学教师甘肃服务团编写的。全志1.5万字，分为沿革、舆地、气候、物产、政治、宗教、礼俗、人物、胜迹、古物等15条，内容与《天水县志》相差无几。《天水县志》卷之一《地與·古迹》：“杨大渊故里，在县城西南九十里杨家寺。”而《天水小志》第十四章“胜迹”之三遗迹中有“杨大渊故里，在西南乡杨家寺；天水故城，在南乡天水镇东山下”等词条。杨家寺即今天水市秦州区西南90里处的杨家寺乡，由于宋末元初的天水籍武将“阆中郡公”杨大渊（？——1265年）被杨家寺杨姓人尊为直系先祖，故杨家寺为其故里。民国时期杨家寺为天水县西南乡所辖可知，当年确有“天水县西南乡”这一习惯称谓。冯氏在《天水出土秦器汇考》中所收的他撰写的《秦车輨图考》一文中说：“三十三年秋，天水南乡暴雨后出土古车数辆，器饰零碎颇多……”等语，再次说明当时另有“南乡”这一方位称谓，而这一车马器估计就是在今天水镇一带出土的。《天水小志》还有“冀县故城，即西北乡关子镇”等语言描述，这些均说明当时有南乡、西南乡、西北乡的传统称谓。由此可便知，今秦州区秦岭乡、杨家寺乡，礼县红河乡1919年前后归属天水县西南乡所辖，则作为秦公簋出土地的西秦岭庙山一带在行政区划上归属于天水县西南乡的说法是有据可循的。

　　（四）第一次将宋代秦公钟（又称盄和钟）、民国八年（1919年）出土秦公簋及其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天水南乡出土秦车輨放在一起研究，并将其定位为“秦先公之物”，实际上体现了一种新的学术理念——研究秦文化可将其发祥地“西垂”分出来作为一个单元进行。即现在天水、陇南两地唱响的秦早期文化、秦源文化或西垂文化，这为早期秦文化探研开了一个好头，起到了一个示范作用。

　　（五）虽然冯国瑞关于“十有二公”从襄公算起等观点属宋代人之陈说旧论，但他也有新说精论，如关于“西”之地望即西县地望的考述，再如关于车輨时代的判断等。更为重要的是他以秦器为论题诚约马叙伦、吴其昌、商承祚、胡受谦、刘文炳等撰文写序论述，有意识地将论题引向深入，引出名家宏论，大大提升了“汇考”的学术价值。如商承祚对秦公簋铭文制作的新见。时至今日，关于秦公簋的研究仍在继续深入，仍在争论辨析。但研究秦公簋、追朔其学术源流谁也不能无视《天水出土秦器汇考》存在，谁也绕不开《天水出土秦器汇考》这部大著。

　　1949年，冯氏得到了其至交挚友王新令所珍藏多年的溧水濮氏秦公簋拓本赠予，冯大喜过望，遂即赋《往著<天水出土秦器汇考>都四种，以秦公簋为冠首，新令自京旋兰，以溧水濮氏所藏拓本见贻》诗一首。诗曰：

　　兰蕙繁沼泽，庭阶觉独好。鼎彝出山川，乡邦情尤宝。吾土秦勃兴，宗器难永保。湮没二千年，精英腾泥潦。始归合肥张（勋伯），卒流入三     岛。墨拓见犹稀，考订海宁早（王静安师）。体制仿猎碣，铭辞一脉绍。昔参史公书，初为《秦器考》。皇皇十二公，佐证资探讨。钩摹逊赵薛，     分寸积丛稿。敝帚窃自珍，卑论殊草草。同嗜惟有君，南游烽燧扰。濮翁贻卷轴，飞来一器抱。相见即示余，惊喜真绝倒。展玩忘陆沉，藉兹涤郁     恼。故纸敌瑾瑜，徽献腾丰镐。凭君恣所求，和璧靳归赵。（冯国瑞：《绛花楼诗集》（内部铅印本），天水，2000年第179—180页）

　　按：王新令（1904—1965），字鼎若，好楚清，天水市秦州区人。师从天水任承允(1864--1934年)及南通张謇，后历任天水中学校长，邓宝珊军长行署主任兼秘书长，民国时曾任检察院监察委员，甘宁青监察史。解放后为甘肃省政协委员。工诗文书法，各体俱佳。诗中言秦公簋“卒流入三岛”(“三岛”系国人对日本的别称）不确，秦公簋曾几度转手，但始终在国内，1950年由著名收藏家该簋收藏者冯恕的后人捐献给故宫博物院，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2009年9月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第六版彩图本）第1817页有秦公簋词条。

　　冯国瑞先生于70年前所编著的《天水出土秦器汇考》及他所撰《秦公簋器铭考释》《秦公钟器铭考释》两文，特别突出考证了国宝秦公簋这件大事。秦公簋出土于天水，冯对其情有独钟，早在80年前就与国内学者、专家商榷考证，现珍藏于北京国家博物馆，列为国宝。冯氏远见卓识，令人敬佩。

作者介绍：

　　赵文慧，1974年生，天水市秦州区秦岭乡虎皮沟人。现居烟台经商。尤喜天水民俗、方言、地方文化及秦文化研究。著有《魅力秦源》、《文化秦源》、《守望秦源》等“秦源文化三部曲”和《天水出土秦公簋研考论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