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是过出来的。年年有年,年年过。每次过年滋味颇深,犹如开启的陈年老酒,情趣全在其中。写春联
乡亲眼里,觉得我是个“文化人”。写春联是我上班不久后发生的一桩趣事。其实,我虽然走出了农门,但是连半截子“文化人”都算不上。就拿写春联为例,半斤八两,自个儿明白。即使习过一点时间的赵体,也究其未能坚持。正式场合,出马上阵,是在年关里为乡邻写春联,那真算作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而且纯粹是在众乡亲的哄抬下献丑的。记得,那是雪后的一个早晨,美丽的窗花还在做着甜美的梦,乡亲的脚步已经刷新出一条路径,我家的庭院里已来了许多的人,甚至不十分宽敞的正屋,几乎让乡亲拥满了。窘迫下,我是鸭子上架、青蛙支桌,加之,不识字的父亲为我鼓励,让我大胆写。顿时,顾不上许多,埋下头,起落收笔好像都有了劲,总算成全了一次喜气,完成了一次乡愿。好像乡亲们在我“墨团”落在红纸上的一瞬,就喜上眉梢,就形成了一种年的氛围。接先人
迎接先人是用“接纸”的方式完成的。
除夕前一两日,父亲割舍手中其它活计,专注“包纸”。热炕上,放一梨木圆桌,盘起腿,稳持稳拿着油光均匀,没有一点褶皱的黄、红纸(人死后未过三年的只用白纸包,不用红竖条)。黄的,割成足有十六开的数页;红的,割成宽半公分,长十公分的多个竖条。起先清点好供先人使用的冥票、纸钱,现在就被十六开的白纸包裹了。外正面左侧三分之一处贴上竖条,上等浆糊封好口,一封纸就包好了。包好的纸还不能供奉,也不能把它端正立于正屋供桌,需按辈分排列后平放桌面。再下来,父亲就会找到“服纸”的老人,在红条上署上列祖列宗的尊姓贵氏。上了头炉香,暂供于桌上。
“献饭”做好了,父亲才把包好的纸和准备好的烛火、茶酒,全盛在“香马盘”里,带领我们去接纸。接纸,近的在墓地进行;远的,可随机在附近。我家墓地远,常选在北房后面的柿园,方向却是正朝墓地的。大家跪下后,父亲惯例是先香后蜡又进行冥票等用物的烧点(包好的纸仍留在盘),再进行茶、酒的祭奠,最后在他齐磕头的号令下,我三次用前额抚摸到了对祖先的虔诚。毕恭毕敬尾随父亲最终把列祖列宗供奉在正屋桌前。
虽然习俗的仪式古板、甚至是迷信。但对先人的故去、对三代之亲的思念、对列祖列宗的追怀,通过这些形式体现了出来。或许,形式是简单的,内容是空洞的,但是它的意义是深远的。正因为如此,生者对死者镶接的是一颗感恩戴德的情怀。像我在每年春节,乐意在除夕的年夜饭前参加这古朴而又庄重的祭礼,使我在骨子里,钙化生我者母亲,育我者父亲,养物者大地,哺物者苍天。普天下之民,都有母性的乳汁、父性的精血。马秧歌
正月初三,就有秧歌了。因为初三午后,是“送纸”(和接纸差不多的仪式)的时间。庄里为增添缅怀先人的气氛,为衬托接纸请先人在家供奉后即将回冥府的遗韵,借用骡马较多的优势,挑选一些青少年,着装上马,扮演一折折催人泪下又抚古追今的段子。小时候,我们乡俗称的马秧歌就是这样生成的。骡马说是借用的,实际是主人义务出牲口,义务圆场乡俗的。
常扮演的剧情有“三娘教子”、“王祥卧冰”、“杀狗劝妻”、“墙头记”、“挑袍”等,他们常演常新,尤其三国戏居高不下。我曾扮演过“三气周瑜”中的角色。天麻麻亮,我被会长叫到打花脸的村委会,老艺人烤着炭火,煮着茶,再切磋一些剧情的装扮,还有许多搞道具策划的年轻人,个个神情高涨。我被一条黑布条从额上发根处勒住后又绕系它于后脑勺,形象的设计也从此开始了。两根雁翎子高挑于天空,一对竖眉怒形于色。上了胭脂的腮,面若桃花,油彩红润的嘴唇,如七月盛开的石榴。一番浓墨重彩后,穿上软铐,跨上坐骑,正前方还横挥一长矛。在叮当叮当的骡马黄铜铃清脆伴唱下,走巷窜道。年的味道就是这样着色的。红的春联,白的追思,黄铜铃铛,构筑起春的大联欢。乐在其中、喜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