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通南巴苏区到红色武山

—— 记红军战士张登义

（老红军张登义照片）

　　张登义(1919—2000)：原籍四川省宣汉县庆云乡新生村人。1934年参加革命工作，曾参加宣达战役、万源保卫战、嘉陵江战役、腊子口战役。1935年8月随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91师长征，三过草地，两翻雪山。1936年8月至岷县哈达铺，历岷州、漳县两役，转战至武山县。后因伤留在武山县鸳鸯镇丁家门新庄村。2000年元月因病逝世于四川老家。

　　张登义兄弟四人，他排行老二，大哥体弱多病且要照顾父母，老三、老四尚年幼，但他毅然参加革命，1931年春，张登义参加了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军，在第3支队下辖的少先队后勤服务。1931年秋，由之前的第3支队序列调整到老乡冉南轩任支队长的第1支队。1932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主力在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率领下，由鄂豫皖苏区转移到陕西省西乡县钟家沟地区，得知四川军阀正在混战的消息后，遂决定集中力量向四川发展，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创建川陕苏区。为协同红四方面军作战，王维舟派蒋群麟与红军取得了联系，了解了战役的战略部署，并在宣汉各重镇要隘设防，截击逃敌。张登义在第1支队的领导下，与少先队们在敌后骚扰袭击，对溃逃到南坝场、清溪场等地的敌军经行了截击围困，有力的配合了主力红军。

　　1933年10月17日，红9军，红30军进入宣汉县境。并分头向宣汉、达县推进。据此作战任务，川东游击军部署了第1支队、2支队在宣汉马渡关、双河、清溪等地，第3支队在宣汉王家、明月、君塘和达县碑庙、蒲家、罗江一带配合红军作战。10月底，张登义在宣汉县的在双河镇川东游击军第2支队，投入宣达战役的后方战场。

　　在川东游击军的有力配合下，红军顺利进入宣汉、达县。10月19日，红九军副军长师长许世友率部攻下方斗白岩寺，继而攻占宣汉县城。21日，敌军约8个团的兵力溃逃至南坝场，凭借圣墩寺险要地形顽抗。为歼灭这股敌人，王维舟将游击军总指挥部迁至靠近南坝的下八文家祠堂，并派王波赴宣汉县城请求徐向前总指挥派兵支援。徐向前迅速派许世友率部赶赴下八，与王维舟商议了攻打南坝场的计划。张登义和战友们经一昼夜激战，攻下圣墩寺，占领南坝场。随后，两军共同追歼逃敌至宣汉、开县、开江3县交界的上峡杨柳关。至此，宣汉全境解放。

　　1933年11月2日，红四方面军前线指挥部、川东游击军总指挥部和中共宣汉县委、宣汉县苏维埃政府在宣汉县城西门操场隆重召开庆祝红军宣汉解放和红33军成立大会。会上，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宣布：川东游击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33军，王维舟任军长、杨克明任政委，下辖3个师：九十七师师长王波，九十八师师长冉南轩，九十九师师长蒋群麟，全军共1万余人。张登义由川东游击军第2支队改编为刚成立的九十八师任战士，师长冉南轩，1934年10月，红四方面军整编时，红三十三军缩编为两个师，张登义也由红三十三军九十八师二九五团整编划归到红三十一军九十一师，离开了宣汉人民的子弟兵红33军，成为红三十一军91下辖的一名普通的红军战士，直至长征到达武山。

　　红四方面军九十一师在师长余家寿和之后的徐深吉带领下，数次过草地、翻雪山，为红四方面军殿后，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作出了极大的牺牲，部队由长征前的1万多人，经过陕甘边到哈达铺时仅剩余不到3000人。经过几年的转战行军，宣达战役中参军的战士，张登义的达州老乡，甚至邻居，都一个个牺牲了，张登义幸运地一步步走了下来。

　　1934年末，红四方面军胜利结束了川陕苏区的反六路围攻。此时，红四方面军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南下川南，那里人烟绸密，经济富庶。但敌军力量也较强，立足不易。另一条是北上陕甘，那里国民党军力量较弱，但经济较差。相对而言，向北的方案更加现实些。因此，张国焘也制订了一个北上建立陕甘苏区的计划。就在此时，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不断来电，要求红四方面军派出部队南进，以策应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两军会师。能与中央红军会师，对于独立苦战七、八年的红四方面军来说，是一件大喜事。经过仔细研究，为接应中央红军，为打破国民党军的“会剿”，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放弃川陕苏区，西渡嘉陵江，策应中央红军北上。

　　红四方面军为了向川甘边境发展，配合中央红军在川黔边的活动，决定在苍溪、阆中之间西渡嘉陵江。当时，嘉陵江上没有桥，所有的船只不是被敌人拖到西岸，就是被敌人击沉、烧毁了。红军急需解决的是渡江工具。

　　1935年2月，为强渡嘉陵江，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由红三十一军和总部工兵营负责造船。张登义所在的九十一师全师加入造船大军。懂得造船技术的战士在一线打造战船，由于张登义不懂得造船技术，团部给他们几个排的任务是上山砍竹子，张登义从小生活的宣汉庆云场周围全部是竹林，砍竹子则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更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本保障。嘉陵江畔的苍溪、阆中等地，茂林修竹，郁郁葱葱。张登义他们团下辖的好几个排全部上山，各个排之间相互比赛，尽管不是一线打仗，但是他们知道造船是渡江的第一要务，没有船，谈何渡江。

　　经过一个多月日夜不停的紧张劳动，共造“毛蜂壳”（即五板子船）100多只（每只可容纳一个班），还用毛竹扎了3座浮桥和数十只竹筏，并由人工夜间抬到嘉陵江边隐蔽好。就在造船的同时，准备渡江的部队也展开了紧张的水上练兵。在嘉陵江左侧的东河上，指战员们加紧学习驾驶、泅水技术，演练登陆、突破，巩固阵地，扩大战果，纵深穿插等战术动作。经过训练，大家的技术越来越娴熟，协同配合越来越密切，对渡江充满了必胜的信心。红军经过一个多月的物资准备和水上练兵之后，强渡嘉陵江战役便正式开始了。

　　1935年3月28日，红四方面军发起渡江作战，至4月3日，攻占阆中、剑阁、南部、昭化及剑门关，歼敌7个多团。随后，红四方面军以张登义所在的第三十一军主力包围广元，并沿白龙江而上，于10日攻克青川城，随即北上摩天岭，以第三十军一部进至青川、平武迟滞胡宗南部南下。4月10日，红军包围江油，并攻占梓潼。同时，红30军攻克青川、平武，红4军一部于21日攻克北川城，胜利结束此次战役。

　　强渡嘉陵江是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北山，因此，从嘉陵江渡江战役算起起，张登义就开始随红四方面军就开始了长征。从四川到甘肃，转战万余里，直到因伤被安置到武山鸳鸯截止。尽管他当时已经十五岁了，对一切的存在都已经有了自己的判断，但是他们的军队将去何处，却没有丝毫的想法。当然，也不需要他一个普通战士的想法，他们这样的战士只有服从命令的权力。就这样，在嘉陵江西岸，他和九十一师一道，踏上了红四方面军一万余里的长征路。从嘉陵江畔到武山，张登义走了将近一万里，这是他的第一次长征，在长征之后的解放战争时期，他又从武山步行回到老家达州，前后来回三次，这次的路程超过了三万里，这是他的另一次“长征”。

　　当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革命根据地后，川东地区的军阀和地主迅速恢复了血腥统治，变本加厉地对劳动人民进行残暴的屠杀和掠夺。许多红军伤员和掉队人员及地方干部，红军家属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张登义老家宣汉县红军家属全部被杀的有1492户，革命干部被杀370人。当时，张登义离开家已经两年多了，家里收到的消息说张登义已经阵亡了，悲伤的老人为张登义修好了坟。好在当军阀和地主的走狗查到张登义家里时，新坟上已经舔了许多杂草。宣汉的清河堂张家是大户人家，加上全家人矢口否认张登义与红军有联系，才保住了家人的性命。后来，听到穷凶极恶的敌人给川陕边人民制造的白色恐怖杀害了许多红军家属时，张登义以为家里人都遭到杀害了，悲伤的张登义在战斗中更加无所顾忌、无所畏惧了。张登义后来回忆，亲人都不在了，自己活着也没什么意思，此后，他把每一次战斗，每一次行军都当作是自己最后一次。15岁的年龄，正是对自己生命最不珍惜的时候，红军战士也有叛逆期，这种叛逆用在战场上，那是最要命的，他们会玩了命的和对手争个你死我活。在之后的土门战役中，张登义所在的九十一师承担了夺取千佛山，控制北川河谷，佯攻成都，吸引和调动川敌主力的任务。对这次任务，张登义很满意，这一次是他作为战士的第一次主攻。5月13日，九十一师攻占桃坪，开始发起对土门的攻击，在方面军副总指挥兼三十一军军长王树声的指挥下，九十一师坚守千佛山、土门一线，完成了掩护和牵制的任务，并于7月14日全部撤离，西进岷江。

　　土门战役后，红四方面军九十一师转战至松潘、平武以南的镇江关、片口等地，策应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这时，红一方面军正经会理、冕宁北上，两个方面军距离越来越近，会师指日可待。张登义所在的九十一师在政委林安英的组织下还开展了捐献衣服、鞋袜的活动，准备了大批慰问品。张登义还捐出了自己的一套军装，他听战友说一方面军的同志们北上只穿着单衣，他的衣服可以帮一方面军和他年龄相仿的战士御寒。

　　1935年6月12日，红四方面军第二十七师十八团和红一方面军第二师四团在夹金山北麓胜利会师。会师的喜讯很快传遍了红四方面军。时任九十一师师长朱德崇在大会上传达了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的指示，我们要以“十二万分的热忱欢迎我百战百胜的中央西征军”。在懋功的这段时间和以后哈达铺的40多天，是张登义长征中最高兴的日子。

　　会师后的红一、四方面军总兵力达10万人，士气高涨。党中央根据当时形势分析，确定两个方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集中力量向东、向北发展，在川陕甘建立革命根据地。6月26日，两河口会议召开，决定两个方面军分组为左、右路军和岷江支队，王树声率三十一军和岷江东岸部队，控制北川一线，牵制川军。8月3日，中央军委拟定《夏洮战役计划》，以红一方面军第一军、第三军和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三十军组成右路军;以红一方面军第五军、第三十二军和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第三十一军、第三十三军组成左路军，由朱德和张国焘率领，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张登义在九十一师为左路军一部。

　　1935年8月15日，张登义所在的左路军进入了纵横数百里的大草地，茫茫草地，没有道路，行走数日渺无人烟，间或有为数罕见的藏民忽隐忽现，粮食十分短缺。红军出发前，张登义他们尽可能多的准备了一些青稞制成的干粮，但为数太少，每人每天只能分到一两把。沿途沼泽遍地，可水中大面积有毒，不能饮用。加之气候变化莫测，时晴时雨，不时还会遭受狂风暴雨的袭击。当时的红军没有官兵之分，只有年龄大小之别。许多战士都得了肠胃病，年龄大的战士宁愿自己吃野菜甚至挨饿，却把仅有的一点口粮省下来给其他红军吃，张登义正是因为年长的“老班长”们的爱护，才在连续十多天的绝地行军中活了下来。

　　从草地中走出来的左路军东进到噶曲河，张国焘以大水受阻，断粮断炊为由返回阿坝，张登义又一次回到夺命的草地中行军。

　　10月24日，红四方面军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分左中右3个纵队向宝兴、天全、芦山守军发起进攻。在夹金山上，一位不知道姓名的老红军为了救张登义，不小心掉入冰窟窿，不幸牺牲。

　　1935年11月1日，张国焘发起了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由红三十军、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红九军第二十五师组成的中纵队攻占宝兴，击溃敌第20军3个旅，乘胜进占灵关镇，直逼芦山城下。张登义所在的右纵队九十一师成为红三十一军的主力。因为，第九十三师划归到王树声率领的中纵队序列。九十一师在师长余家寿率领下，攻占了丹巴县城。由于张国焘南下方针的错误和川军飞机、大炮支援下，红四方面军浴血苦战7昼夜，毙伤川军1.5万余人，红军亦伤亡近万人。因众寡悬殊，补给不继，红四方面军于11月下旬撤出百丈地区，向其东北一带山地转移，转入防守，战役结束。张国焘的南下方针也宣告失败。

　　1936年3月，红三十一军由丹巴南下，于4月上旬西进甘孜，控制了东起懋功，西至甘孜，北连草地的广大地区。此时，红二、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的率领下，北渡金沙江与四方面军会师。4月初，四方面军进行了整编，副总指挥王树声兼任红三十一军军长，詹才芳任政委，91师徐深吉任师长，桂干生任政委。1936年7月1日，红二、六军团齐集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当时，不管是四方面军还是红二、六军团，四川方言几乎是当时部队的官方语言，张登义的川北方言带着调皮和诙谐的语调惹得大家开怀大笑，整个部队欢腾鼓舞，人人心情激动，充分体现了两支红军部队兄弟般的团结。此时，中共中央发来贺电：“我们以无限的热情庆祝你们的胜利的会合，欢迎你们继续英勇地进军，北上陕甘与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在中国的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会师后，红四方面军第四军、三十军一部和红二方面军为左纵队，由朱德、张国焘率领，出甘孜向班佑前进;红三十一军及四方面军总部为中路纵队，由徐向前率领，向包座前进;红五军及三十一军九十一师为右路纵队，由第五军军长董振堂率领，经卓克基、马塘向毛尔盖、包座前进。张登义所在的右纵队又一次穿越了数百里的茫茫草地。自丹巴出发，每人只带了30斤干粮，沿途人烟稀少，筹粮特别困难，即使有点粮食，也让先头部队筹走了，面对前面极高的山岭，对于像张登义这样身体瘦小的战士来说无异于一道道鬼门关。

　　1936年8月初，九十一师带领着张登义和他浴血奋战的战友们终于走出了草地。到达腊子口时，这里战争的阴影已经散去，到处是烧饼店，一块银元一个，尽管价格高的离谱，政委桂干生还是买了两块，分给师长徐深吉一块，计划吃两天，结果一天就吃完了。张登义他们也分到了一块烧饼，五天没有吃上面食的他们，这简直就是天底下最好吃的美味，瞬间就干掉了半个，理智让他们留下半个烧饼以后救命。

　　又经过一天的行军，终于到达他们心中的圣地——哈达铺。大老远就听到敲锣打鼓的声音，百姓们挂着彩旗夹道欢迎。

　　“欢迎红军北上抗日!”

　　“红军万岁!”

　　部队在雪山草地间徘徊了一年之久，现在好啦，终于回到汉民区了。张登义所在的九十一师是最后一支越过腊子口，进入哈达铺的军队，从天全、芦山地区起，一直担任后卫掩护任务，打了大小百余仗，特别是后卫补给更困难，更辛苦，张登义这只部队是长征史上过雪山草地最多，最艰辛、最悲壮的一支部队。

　　哈达铺是当年红军走出藏区，进入甘肃的第一个回汉聚居比较集中的镇子，语言一样，生活上感到非常方便。回族群众甚至比汉人还会做生意，因而哈达铺商贸交易红火热烈，加之地处岷山东麓的丘陵川坝之中，气候阴凉湿润，盛产当归、红芪等中药材，给红军在这里休整补给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物质条件和良好机会。为了恢复红军体力，支援红军北上，四方面军在哈达铺休整时，地方苏维埃政府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筹办粮草活动，46个苏维埃政府都建立了粮台，抽专人昼夜负责收支粮物，接待来往红军。张登义就是筹粮的一员，跑遍了哈达铺46个乡级苏维埃政府，经过半个月的筹备，仅哈达铺地区就筹集了6万斤粮食，还筹集了一些部队所需的肉、蔬菜、饲草、烧柴等物资。

　　为了执行中央“打击成县、徽县、两当、凤县、略阳、康县之敌，袭而取之，建立临时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按照命令，各纵队在哈达铺、理川、宕昌等地进行了四天的战备准备，于9月10日至12日，红二方面军三个纵队离开宕昌境内，开赴成徽两康地区。9月30日，红四方面军最后一支部队离开宕昌，从岷县、漳县等地开始北上。

　　从8月9日第一纵队的先头部队到达哈达铺，到9月30日九十一师一部最后离开，红四方面军在宕昌哈达铺驻军共计52天之久，在这近两个月的时间里，红四方面军在哈达铺建立了几十个革命政权，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群众中的影响，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促使了甘肃人民的觉醒。张登义于9月30日随军离开哈达铺，经过一个多月的修养，过草地时留下的伤病也痊愈了，人也胖起来了，在哈达铺大大小小的铺面和街道上，与当地群众一道，宣传革命方针，宣扬革命精神。张登义已经由一个病号成为一名坚强的红军战士，随着大部队，翻越木寨岭到达岷县，经岷县文斗乡一带，进入漳县草川坪地区。1936年9月，张登义所在的三十一军九十一师最后经岷县蒲麻一带进入漳县境内，通过草滩乡地区，抵新寺镇附近，于30日进入武山县境内。

　　此前的一年前，1935年9月，共产党人柴宗孔、刘尚恭魏向贤等人在武山县洛门镇刘坪村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天水市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武山刘坪支部，为武山县撒下了革命的火种，武山的山山川川已经燃起了革命的熊熊烈火。在1936年8月23日，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在军长王树声、政委詹才芳率领下，从漳县新寺镇进入武山境内，占领了武山县广武以西广大地区。当地地下党在红军的支持下在鸳鸯镇颉家门村成立了武山县苏维埃政府，之后又在鸳鸯镇成立了鸳鸯区苏维埃政府、区农会，在山丹镇成立了中共山丹区委、山丹区苏维埃政府、区农会，并在附近各村成立了村农会。期间，张贴了“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布告”，宣传反蒋救国的革命理念，组织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扩红、筹粮、剿匪、反霸斗争。

　　9月30日，张登义所在的九十一师在师长徐深吉和政委桂干生带领下经包家柯寨、苗庄、杨坪、王家门、付家门、丁家门、盘古、颉家门、鸳鸯镇，渡过渭河，继续北进。九十一师在付家门和丁家门之间击溃麻家山土匪，强渡漳河，在丁家门休整，张登义就在强渡漳河时中负伤的。

　　漳河是渭河上游的一大支流，平时虽然水量并不大，很容易涉过，但是每到秋天雨季，河水暴涨，阻断南北交通。加之鸳鸯镇丁家门处在漳河下游，又与榜沙河交汇，水流最大，红军来到的前几天，接连下了几场暴雨，河水特别大。九十一师到达丁家门时，适遇秋季洪峰。丁家门处在漳河北面，与河南面的麻家山隔河相望，麻家山自古匪患横行，他们看到红军手里有枪，不敢妄动，扮成普通老百姓假装要背受伤的战士趟过河去，先头部队的指战员也没有防备，结果等到土匪背红军走到河中心时，本相显现，夺了枪和给养，把红军仍到河里被水冲走了。等到河边的红军战士反应过来时，已经有几十名战士被河水吞没。为争取战机，红军马上进入战斗，与麻家山的土匪打了一场遭遇战，大部分土匪被击毙，只有一小部分翻越麻家山逃走，部分红军返回付家门，从群众家里借来木板、木柜等物搭浮桥，全军才得以通过。九十一师渡过漳河后在丁家门休整，张登义因为受伤，被安置在丁居奎家中休养，丁居奎老人膝下无子，把张登义当做亲生儿子照顾。

　　红军在武山期间，积极发动群众在马力镇包家柯寨等地组建了办粮委员会，在包家柯寨、鸳鸯镇、山丹镇等地设立粮台，为红军筹粮。筹粮部队三过丁家门看望张登义，希望尽快回到部队开展筹粮，可张登义腿部受伤严重，无法随军同行，继续留在丁家门养伤。

　　1936年10月5日，九十一师在武山驻扎了40多天后，奉命撤离，继续北上。红军在过渭河时，因河水暴涨，鸳鸯的群众和红军一起，在榜沙河和渭河上用桌子、面柜等物做桥墩，上铺门板、木板，架起了行军桥，帮助红军过河。群众还帮助搀扶体弱战士，背送东西，护送红军过河。红军过渭河，经费家山，穿越榆盘去通渭。九十一师离开武山北上时，张登义腿伤还没有恢复，不能随军北上，张登义因此永远离开了红军队伍。

　　红军离开武山后，国民党鲁大昌部又占领武山，国民党反动政府立即派了“清乡”队，在全县的大、小村镇“清乡”。他们首先把没来得及躲避的曾为红军办过事的人和农民协会成员抓起来，进行残酷的迫害，有的甚至被杀了头。“清乡”队在搜捕农民协会成员和苏维埃政府成员的同时，还到处搜捕在各地养伤的红军伤病员，声言抓住后要千刀万剐，枭首示众。一时弄得乌云满天，血雨腥风。

　　养伤的张登义被丁居奎老人冒着生命危险连夜送到村庄后面的大林山的窑洞中避难，每天半夜时分由老人两口子轮流送粮上山，山沟中有山泉水，张登义才得以生活下去。因张登义满口四川话，与当地语言完全不同，一张嘴就会露陷，让别人知道是红军，所以，在以后的几年中，张登义一直生活在山上，从未下山。丁居奎老人不分寒暑，给张登义送饭送粮，从未间断，他顶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和生命危险，救治了张登义，更救活了张登义，老人身上体现出来的对正义的追求和对生命的尊重，彰显了他们那一代人淳朴厚德的性格。像丁居奎老人一样，武山的人民群众在敌人的搜捕面前，千方百计地掩护了这批红军战士，他们冒着杀头的危险，以他们的义子义女的形式保护了一百多名流落的红军战士。抗战结束后，红三十一军派人到漳县、武山等地沿途寻找流落红军，打算召回部队，可普通老百姓以为是国民党的清乡队来杀红军的，所以一直保护他们，没让出现。就这样，张登义永远留在的红军九十一师大门之外，成为一名流落红军。

　　在丁家门的山上躲避的日子里，张登义在丁居奎老人及家族的保护下，做了丁居奎夫妇的义子，结婚生子。为了逃避国民党的抓丁，在丁居奎老人的资助下，赴岷县学艺，明则学艺，实则是为了避难。

　　张登义在岷县三十铺，碰到了他一生中的第二位恩人——师父王定位，王定位也是四川人，在岷县开山收徒，传授钉碗技术，学名钉碗业，俗称碗儿匠。明清几百年到解放前的西北，外来商品全靠骡马驮运，西北不生产锅、碗、盆、缸之类，而这些东西运来艰辛，物以稀为贵，价格就很高。如粗瓷器的缸、盆是从甘肃窑街驮来的，铁锅是从山西驮来的，细瓷器如碗、碟、盘等是从江西运来的，路远迢迢，何止千里，故人们爱惜备至。一旦打破，老人们总是细心地将碎片保存起来等待碗儿匠来修复。故而这个行业是当时的大众产业，极受欢迎，几百年来发展迅速，加之技术含量较高，学习此项手工技术的人也比较少。丁居奎老人请托岷县亲戚帮张登义找到王定位，年轻的张登义与老乡相见，格外亲切，于是就听从丁居奎老人的安排拜在王定位门下学习钉碗技术，二年出师，随师父卖艺求生，丁居奎老人知道后，非常高兴，自己的儿子可以挣钱养家了，以后逢年过节，丁居奎夫妇都能收到张登义从岷县带来的钱物。

　　在岷县的岁月里，他走遍了该县23个乡镇的几百个村子。在彼时岷县的乡下，一位小个子年轻人，操着满口的四川话，每到一处便加炭送风，加工钢铁疤子，在破损处打眼钉疤，修补锅碗缸等物件。张登义工作时，在腿上盖上围裙，将碎瓷片按原状对好，再拿绳子捆扎结实，双腿夹住碗，然后拿起钻子，用一个小酒盅反扣到钻杆顶端用左手按住，将装有金刚钻的钻头按到打眼的部位，右手持弓弦缠在钻杆上来回拉弓，钻眼处有轻微的“嗡嗡”声，随时向小洞眼点点清油，使钻头滑润并免受损坏。洞眼在裂缝两边是对称的排列，打好洞眼后将疤子对准洞眼铆上去，用小铁锤敲打合缝，检查合格后，再在钉疤上抹油、拿细土擦擦，全部工序就完成了，一个破碗就这样恢复如初，不仅美观大方，而且更加结实耐用。因为王定位的细心教导，张登义的手艺非常精湛，远近闻名，岷县乡下的村民一听到四川话的吆喝声，就会把家里积攒的破碗烂锅全部拿出来，等张登义给他们修补。

　　岷县呆久了，张登义又动身去了他长征期间呆过的哈达铺，在那里，他用同样的手艺，挣了不少钱。这时的张登义开始有了回四川看望父母的心愿，可从哈达铺再往南走，就要到草地了，张登义很清楚，一个人是无法走出草地的，思考再三，他还是返回到岷县，继续他的生意。在岷县的某一天，他碰到了和他说着同样话的四川人，一问才知道，那人是平昌人，老乡见老乡，热情异常，再往下聊，越来越亲切，那人尽然是张登义舅爷的侄子，他告诉张登义，家里父母都活着，等他眼睛都哭瞎了。

　　1940年，师父王定位老人去世之后，张登义就在自己的扁担上刻下“王定位之位”，早晚祭拜。俗话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金刚钻与碗儿匠，犹如战士和枪，不能分离。但碗儿匠做活时，总会发生丢失金刚钻的情况，这时碗儿匠便急得团团转。张登义这一门中，为了防止金刚钻丢失，从明代之前的师祖那里就有一个细小精致的木雕盒子，专门用来装金刚钻，这个盒子从师父王定位手里传给张登义，已历几百年，张登义把这个盒子当作传世珍宝，小心珍藏，直到去世。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压在中华民族头上的百年外侮消除，制止内战、走向民主和平成为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这时候全国的环境相对还自由，张登义回宣汉老家看望父母的心愿也日渐强烈。1945年10月，张登义挑着一副碗儿匠的担子，一头是两层工具箱和铁砧子，另一头是小炉灶、风箱和小方凳，从鸳鸯镇丁家门村告别养育了他九年的丁居奎夫妇和村里关系好的年轻人，翻越广武坡经武山县城到达洛门，途经礼县、西和、康县、广元、巴中、平昌到达宣汉县双河镇。在双河镇赶集摆摊补碗。在赶集期间，张登义遇见了他三舅，三舅看见张登义的扁担上刻着王定位的名字，才拦住张登义盘问，这才知道这个操着不太纯正四川口音的小伙子就是身在甘肃的外甥，激动之情溢于言表，这才带张登义去了王家岭新房子，见到了父母，其中的机缘巧合不能尽言。一路上，张登义凭着他的手艺和毅力，步行回到了阔别10多年的老家，见到家人，犹如隔世，张登义双膝跪在高堂面前，诉说十几年来的思念之苦。

　　1945年底的达县地区，国民党为了挑起内战，到处抓壮丁，制定了“四丁走二、三丁走一”的政策，张登义兄弟四人，必须有两个去当兵，这在已经十几年未见张登义的父母来说是最不希望看到了，家里最后商量决定，张登义带着十二岁的四弟回甘肃，躲避抓丁，这样，家里只有大哥和三弟，就可以不去当兵了。另一方面，张登义还想着甘肃的儿子年幼，还有他的救命恩人丁居奎老两口在甘肃盼望他的归来。1946年春节刚过，张登义挑着他的担子，四弟张登福背着背篓，又一次踏上了他的长征路，从达州经巴中，到广元，翻越秦岭到青木川，过碧口，到文县、武都，走两河口，到宕昌、哈达铺，再翻木寨岭到岷县、漳县，到武山，这一次，又走过了4000里。就这样，在解放前，张登义先后两次步行来往于甘肃武山和四川宣汉之间。

　　1950年1月，武山已经解放好几个月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进军西藏，西北剿匪斗争也逐步展开。武山健儿这时已开始踊跃报名参军，积极支援西北武装斗争。十七岁的张登福也跑到武山县城和他儿时的玩伴一起报名参军。张登义知道四弟已经报名参军的消息，想到自己参军后两地为家，他一夜无眠。第二天一大早，张登义拉着四弟来到两位恩人的土炕前，双膝跪地，泪流满面地说：“我当时瞒着父母参军，最后落得两地为家，尽孝不能，尽责不成，昨天登福又背着我报名参军了，我不反对我四弟参军，但我生父母健在，我在武山送他从军不好向我的二老交代，望二老允许我带四弟回四川，把他交给父母。”就这样，张登义带着四弟徒步回到了四川。回到四川后，张登福依旧参军，编入到西南剿匪的解放大军行列。这是张登义的又一次“长征”。

　　张登义一生用自己特有方式的诉说亲情，连接了甘川家人血浓于水的亲人。张登义身在四川的时候，却时刻想着甘肃的我们一家人，身在甘肃，又想着四川父母老小。在以后的岁月里，张登义总是半年在甘肃，半年在四川，来回奔波与两地之间，用他的话说是为了还这一生的债，对父母的孝债，对亲人的情债以及对丁居奎老两口的恩债。张登义不仅是一名走过万里长征红军战士，在他一生中显现出的对生活的热情和对生命的真诚，以及对家人的无言的爱彰显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大爱情怀。

　　张登义一生行过几万里路，他把生命的很大一部分时间花在了路上。他随军长征是在行路，后来为生活生计和亲人奔波于甘肃、四川、河南之间也是在行路。古语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张登义虽然没有读完万卷书，但他一生手不释卷，嗜书如命，除了对他奈以生存的碗儿匠手艺情有独钟外，他从百家姓，千字文、增广贤文等古书籍开始，读遍了近乎一大半的中华国粹经典著作，这对于一个只上过几年私塾、从小参加革命的张登义来说，绝对是一个奇迹。张登义不仅一本一本的读书，而且一字一字的背书，他能把千字文和增广贤文一字不漏的背下来，且讲给周围的人们听。

　　张登义是一个把读书和生活结合的很紧密的人，所谓读书就是明理。他读书最大的目的就是从书中找出孝敬父母，爱护兄弟的道理。但也是因为书读的多了，使张登义一直生活在书本和现实的矛盾当中，有时对自己的主观想法相当执着，当他的主观意志和现实生活发生冲突的时候，往往执着于坚持自己的主观想法，不会去刻意改变生活现状而去追求现实的生活。张登义的生活就是这样一个悖论，一直在书本中寻找主观和生活的平衡。

　　张登义一生，频繁往返于四川和甘肃之间。上世纪八十年代，土地已经承包到户，大多数家庭虽然不富裕，但是基本已经不挨饿了。张登义为了维系四川和甘肃之间的亲情常年奔波，把所有积蓄全部用在了维系亲情的路上，矢志不移。

　　晚年的张登义总是想着回四川，落叶归根。1996年4月，77岁的张登义再次背上行囊，从鸳鸯镇火车站踏上了他的回乡之旅，2000年1月，张登义在宣汉县庆云乡家中去世。

（天水在线编辑：康翠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