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声声呼唤，一阵阵悲泣，划破黄河上空寂静的冬晨。2020年1月15日，周宜兴先生因病永远合上了双眼，走完了他八十二年的人生之路。习近平、汪洋等中央领导委托有关方面为周老送来了花圈，省有关领导、各地民盟代表、师生代表等齐聚殡仪馆，为安卧在鲜花翠柏中的周宜兴先生送行。通往殡仪馆的路上，自发前来送行的人们排成了长龙。

　　去年年初，周老在例行体验时不幸查出胃癌，但他非常乐观，坦然面对。医生督促手术，他却坚决不肯，说自己年龄大了，没必要。后来在医生的多次建议下，他才去上海复查。再次确珍后，他听从医嘱接受治疗。期间，他一直没闲着，日以继夜在病床上撰写《读易笔记》，同时还一直操心着伏羲文明研究之事。一面给张津梁主席、张建杰部长和我写信，提议在天水召开彝族文化与伏羲文明研讨会;一面打电话联系贵州方面商量召开会议事宜。写作中，他有时会打电话向我询问一些历史方面的事。周老是很谦虚的，总会说请教一些问题，我说您老问就是了，不必说请教，您见外了!从始至终，他没把自己当病人看!

　　12月25日，我去兰州参会，当晚特意去医院看望了周老，当时他精神很好，我们谈了许多。会议结束后，我又到医院看望。临别时，他突然将我叫住，握着我的手，有些依依不舍地叮嘱：“我的新书出版后要搞个发行仪式。”我应承下来，谁知这次嘱托却是他最后对我说的话。

　　回天水后，我常打电话询问周老的病情，时不时与他聊聊写作的事。1月15日上午11时许，我突然接到周老儿子周颂东打来的电话：“爸爸陷入昏迷，正在抢救。”我一听，忙说：“赶快请医生全力抢救!”电话挂断一会，颂东又打来电话说：“爸爸苏醒了!”我听后非常高兴，可没一会儿，民盟省委郭文君打来电话说：“周老不行了。”我下意识说道：“怎么可能，颂东刚打过电话，不是说醒过来了吗!”其时还对周老抢救抱着一线希望。然而，中午1点20分等来的却是颂东“父亲走了!”的沉痛消息，让我一时回不过神来，半响，才不得不相信这是真的：周老离我们而去了，也离开了他一生热爱的伏羲文化研究事业。电话里，颂东嘱我代写周老的生平简介，我心情沉痛地应了下来。

　　周老是我的前辈，也是我的老上级，可以说亦师亦友。近三十年来，又因伏羲文化研究的缘故，我俩走得更近。去年11月17日，我们还去贵阳参加伏羲文化与彝族文化的源渊论坛，周老在大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并就今后与彝族学者加强对伏羲文化与彝族文化的深入研究，达成十二点共识，正准备大干一场呢，怎么就突然走了呢!

　　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1月16日上午，我急匆匆赶往兰州为周老作最后送行。

　　走进周老办公室，满眼皆是随意摊放的书籍和零散的纸片。书堆中，摆满论文专著、学术动态、高校教材、研究感想、生活小记……一张张泛黄的稿纸似穿越了时空，把周老的执着逐渐展现开来。

　　周老是哈工大理科出身，他在大学任过教，也曾在三线企业当过总工程师，干过行政，亦担任过民盟甘肃省委主委，为多党合作作出过杰出贡献。退休后出于对祖国传统文化与家乡的热爱，走上了传承和弘扬伏羲文化的文化公益之路。并在两件事上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心血，一是伏羲文化与彝族文化关系的研究;二是确立中华文明探源的新标准。

　　他先是鼓与呼。在任全国政协常委其间，他于2007年3月11日全国政协大会期间，以“启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发掘并研究龙文化的根”为题作了大会发言。他认为中国的龙文化是由伏羲开创的。伏羲时期正是大地湾文化诞生并发展的时期，将大地湾文化与伏羲文化重叠起来研究，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全世界的华人都认同自己是“龙”的传人，但关于“龙”文化还没有一个令中国乃至世界信服的说法，应尽快启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发掘并研究“龙”文化的根。他的发言获得时任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的好评，引起全国各大媒体热评。当时他按耐不住激动的心情，第一时间打电话与我分享这一喜讯。此后十多年，周老一直积极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鼓与呼，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古老的彝族是伏羲的后裔，他们世代口口相传，希慕遮是伏羲第二的儿子，彝族的始祖。彝族取名有联名的习俗，父亲名的最后一个字为儿子名的第一个字，“希”即伏羲的“羲”，这样依次接续，排名已经几百代了。

　　值得一提的是彝族古老的文字，它是公认的世界六大古文字之一，保留了大量丰富的文史资料、天文知识和口传史，是研究无文字记载伏羲时代宝贵的资料和抓手。2019年6月，天水伏羲文化旅游节筹备期间，周老正在上海化疗，他多次打电话安排我与彝族学者商量召开一次彝族文化与伏羲文明关系的研讨会。我按照周老的安排在天水主持召开了会议，来自云南、四川、贵州、河南、山东等地的几十名专家学者就伏羲文化与彝文化同源共祖进行了深入研讨。彝族学者在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禄文斌带领下，专程来天水参加研讨会及公祭伏羲活动。研讨会上，多位专家学者围绕彝族文化和伏羲文明的渊源关系，以人类文明起源、古彝文字与大地湾刻划符号、彝族八卦图与伏羲画卦等为主题，就彝族的古文字与伏羲在天水刻书契之间的关系，彝族的天文历法与伏羲先天八卦之间的关系等课题，开展了深入交流探讨。这些问题的研究与论证，对推动彝族文化研究和中华民族寻根探源有着重大意义，也对中华文明的历史断代工程有所帮助，更对推动中华民族大团结、大繁荣有深远意义。会议还决定同年在贵州再召开一次研讨会。

　　11月17日，研讨会如期在贵阳召开，周老不顾病痛，带病出席会议。他一位八十二岁高龄的耄耋老人，拉来一个装满他著作的特大箱子，并一本一本亲自分发给彝族学者。他对传统文化研究的执着和痴迷感动着我，也感动着与会学者。晚上，我陪他在驻地附近散步聊天，回房后他又不知疲倦地赶写起《读易笔记》。返回时因有事不能同行，我不放心他一个人，特意让熟人送他到机场。第二天一早我打电话询问平安时，他又在电脑前写作了。去世前，他还在病床上安排着最后一本专著《读易笔记》的出版事宜。可以说，《读易笔记》是他在与死神赛跑中完成的。

　　周老干的第二件事，就是确立中华文明探源的新标准。他苦心孤诣，在全国首倡中华文明8000年，提出建立中华文明新标准的主张。为寻找中国古文字的标准缺环，他找到彝族古文字。他关注国内考古动态，找寻新的证据，每有一点信息，他都像孩童一样打电话告诉我喜乐。

　　《中华文明8000年》与《中国上古时代的文字》两书，是周老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多年倾心研究的重要成果。2018年9月4日，我在天水主持召开两书发行暨出版座谈会。周老重申中华文明探源和建立中国人自己关于文明标准的想法。他提出可用现存彝族古文字探讨中国上古刻画符号，以弥补中华文明标准缺少古文字一环的办法，无疑是一个有效的方法。

　　世界四大古文明中，三个都中断了，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其奥妙就是伏羲文化所倡导的“天人合一”宇宙观，阴阳合和、互易、不易、平衡的辩证法则，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始终占主导地位，从而引导中华文明源远流长，长盛不衰。

　　2015年11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周老的《中华文明8000年》一书。该书依据大地湾遗址考古、伏羲文化研究和全国各地的考古成果，古籍记载和民间口传远古历史的精华，创造性地归纳提出五条确认中国远古文明的标准：①农业生产力已比较成熟，农作物成为人类的主要食物。②示意文字诞生，人类从实物记事进入符号记事时代。③具有社会管理功能的聚落出现。④彩陶礼器和大量的陶质器物在祭天、祭祖的活动中使用。⑤乐器与乐谱出现，音乐在祭天、祭祖的礼仪中应用。五条标准中，第一、五两条是中国标准中特有的。第二、三、四条是对西方标准依据中国实际进行修正的，即用“示意文字”取代“语言文字”，用“聚落”取代“城堡”，用“彩陶”取代“青铜器”。按照这五条标准考量中华文明，其上下5000年的结论成立，考量中华文明8000年的设想也成立。

　　周老晚年做的以上两件事，不仅非常有意义而且都是大事。第一件对民族的认同和团结的作用不可低估，第二件对民族文化的自信有很大提升。他利用彝族和彝族民俗对无文字时代伏羲文明的研究方法，无疑是正确的。他提出建立中华文明新标准的思路对确立中华文化的自信也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本来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的文化因其历史条件和地域形成，应该有其不同的特色，很难用统一标准去判断，各国、各地文化的不同特色应该是常态，中国人自己关于文明标准的新提法是文化的创新。

　　退休后的周老异常忙碌。他担任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名誉会长，为伏羲文化研究倾注了大量心血，以致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他曾多次亲自驾车往返兰州和天水，为伏羲文化研究的事宜奔波，也曾先后在北京、河南、广州等地召开多次伏羲文化研讨会。为传承和弘扬伏羲文化，他不遗余力。他的愿望是在台湾召开一次伏羲文化研讨会。为此，特聘台湾张安乐为伏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但因各种原因未能如愿。后来我们积极争取，实现了海峡两岸6月22日同祭伏羲的宏愿，也算是对他愿望的弥补!

　　周老的突然逝世，从我个人来说，失去了一位请益的良师，从伏羲文化研究方面来说，使我们失去了一位鼓与呼者，一位身体力行的积极践行者。

　　白塔山肃立，黄河挥泪。

　　斯人已去，德范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