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日内瓦10月16日电 据瑞士《新苏黎世报》近期披露，上世纪60年代，十四世达赖喇嘛与瑞士商人勾结，强行将近200名藏族儿童从亲生父母身边夺走，称其为“孤儿”，安排瑞士家庭领养，酿成多起人间悲剧。瑞士导演乌里·梅尔拍摄的纪录片《提比和他的母亲们》揭开了这段现代史上达赖曾扮演过重要角色的“黑幕”。

1959年，达赖从西藏出逃，数万藏人追随其抵达尼泊尔，并进入印度北部。达赖出于“藏独”的政治目的，与瑞士商人查尔斯·埃西曼相勾结，制造了“藏族孤儿”事件。

埃西曼曾担任过阿特尔电力公司要职长达30余年。自1960年起，经达赖同意，他先后领养过3名西藏儿童。作为报答，人脉广阔的埃西曼向达赖允诺，帮助200名西藏儿童寄养到瑞士家庭以及位于特罗根州的佩斯塔洛兹儿童村。后来，他在一份报告中透露，这批孩子中其实只有19人是真正的孤儿，其余的至少拥有单亲，有的甚至父母双全。

纪录片《提比和他的母亲们》于今年年初上映，该片以令人震撼的方式展现了一位曾经的藏族孤儿，现为瑞士社会教育工作者，57岁的主人公提比·伦珠次仁的命运。1963年，提比在未经其生母同意及不知情的状态下被人抢走，等他再次见到母亲时，业已成年。

为拍摄这部纪录片，梅尔查阅了大量资料（均收录于该片DVD加长版的附属材料中），清晰地反映出当年两名当事人考量的不同：埃西曼个人极想收养一名难民儿童，达赖的意图则是通过输送这些儿童培养未来精英。

达赖原本计划，让这批孤儿长大成为工程师、建筑师、医生和教师，然后返回印度，效力于“流亡政府”。但是，200名儿童中无一人返回。骨肉分离带来的心灵创伤至今尚未愈合。

1959年8月，埃西曼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报道，内容是达赖请求美国及其他国家，为数千名“未来将成为其民族领导者”的年轻藏人提供教育机会。这篇报道点燃了埃西曼与达赖接洽的热情。

1960年8月达赖的兄弟在瑞士日内瓦联合国总部逗留期间，埃西曼即通过他介绍了首名西藏儿童。两个月后，按照与达赖的约定，一些所谓的西藏“孤儿”抵达瑞士。正如导演梅尔在纪录片DVD加长版的附册中记述的那样：人们很快就明白了，这些“孤儿”往往来自有权有势的贵族家庭，且大多数人的父母依然健在。此后，在埃西曼通过媒体呼吁下，近300户瑞士家庭提出领养西藏难民儿童申请。1961年至1964年间，共有近200名儿童分批抵达瑞士。其中，约40人被安置在特罗根州的佩斯塔洛兹儿童村，158人被经埃西曼挑选的瑞士家庭领养。

尽管埃西曼凭借自己在电力行业的地位与瑞士联邦政府关系紧密，但他的私人领养行动起初并未得到许可。直到1961年9月中旬，首批藏童抵瑞后，埃西曼才与瑞士联邦警察部门展开决定性磋商。梅尔在联邦档案馆查到的一份笔录显示，警察部门当时对该项目十分质疑。警方负责人在笔录中曾注明，埃西曼及其周围人其实都明白，这群儿童今后返回亚洲的可能性几乎是零。

许多藏族难民儿童长大后不愿与自己的亲生父母相认，强烈的被抛弃感给他们的心灵造成了永久的创伤。约90％的“埃西曼儿童”在抵瑞几年后忘掉了藏语。仅凭这点就加深了他们日后与亲生父母交流的困难。在瑞士西藏流亡社区内部，这批“埃西曼儿童”也愈发成为边缘人。与那些以家庭为单位安置在佩斯塔洛兹儿童村或其他正规的难民相比，他们因无法讲或只能说几句藏语而经常遭到周围人的嘲笑。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5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说，对十四世达赖出于“藏独”政治目的，制造“藏族孤儿”事件，一切善良和爱好正义的人们都应该对这种卑劣行为予以强烈谴责。

华春莹说，我们注意到瑞士媒体这一报道。近期，瑞士《新苏黎世报》刊登题为《藏族“孤儿”并非孤儿》和《达赖喇嘛的道歉十分重要》两篇文章，以大量篇幅揭露达赖集团如何编造“孤儿”身份，强行安排藏人子女前往瑞士寄养的内幕。十四世达赖出于“藏独”的政治目的，制造“藏族孤儿”事件，导致几百个家庭骨肉分离的人间悲剧。达赖集团所为，严重践踏儿童权利，公然违背人伦道德，一切善良和爱好正义的人们都应该对这种卑劣行为予以强烈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