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当兵变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 杨胜群

　　(2013年10月9日)

　　在全党全国人民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奋力推进小康社会建设和民族复兴大业的时候，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两当兵变学术研讨会，深切缅怀习仲勋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业绩，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宝贵经验，深入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的革命精神，很有意义。

　　八十一年前，1932年4月2日，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统治，习仲勋和刘林圃等中国共产党人，率领国民革命军第17路军陕西警备第3旅第2团第1营约300余名官兵，在两当县发动著名的两当兵变。兵变成功后，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按照预定计划，撤离两当北上，准备进入陕甘苏区与刘志丹同志率领的陕甘游击队会合。兵变部队北进途中孤军奋战，昼夜行军，连续作战，因敌我力量悬殊、指战员疲劳过度和弹药不足等，战斗失利而被打散，兵变最终陷入失败。

　　武装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的重要形式。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熊熊烈火，是从武装起义的星星之火燃烧起来的。人民军队的创建和发展、壮大也是与武装起义密不可分的。可以说，没有武装起义，就难有人民军队的创建和发展、壮大。

　　从1927年南昌起义到1931年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前后，称之为中国革命的复兴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之一，就是武装起义此起彼伏。有人说，这一时期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武装起义有数百次之多。这么多武装起义，有的取得了胜利，有的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很多都因为各种原因而失败了。然而，正是这数百次的起义，包括胜利的起义和失败的起义，一起构成了革命复兴的气象。

　　这一时期，西北地区也同全国很多地方一样，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在两当兵变前后，仅陕甘地区大大小小的武装起义就发生了七十多次。但是，也是由于各种原因，七十多次起义都归于失败。这标志着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未能摆脱低潮。两当兵变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发动的，虽然最后失败了，但当时对于促进陕甘地区乃至整个西北地区革命武装斗争的发展，对于推动陕甘乃至整个西北地区革命形势走出低潮，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和影响。兵变揭开了甘肃革命武装斗争的序幕，在甘肃大地上点燃了革命武装斗争的星星之火。中国共产党在甘肃举起了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使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和西北的政治影响进一步扩大。兵变中诞生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辗转作战近一个月，对牵制敌人的有生力量，策应、配合刘志丹等同志领导的陕甘革命斗争，产生了重要作用。兵变中锤炼出来的以习仲勋同志为代表的一批领导骨干，成为陕甘红军和陕甘根据地重要的军事、政治领导干部，后来在西北革命武装斗争和革命根据地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历史还表明，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开辟，也是同武装起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举起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旗帜。先后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等，虽然最后都失败了，没有在城市站住脚，但是却促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成功探索。

　　两当兵变也是这样，它促成了陕甘地区的革命斗争向创建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新阶段的重要转变。兵变失败后，刘志丹和习仲勋同志等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斗争方针和策略，很快地取得了主动，打开了新的局面。他们对陕甘地区自1927年10月陕北清涧起义以来革命武装斗争的成败得失，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和思考，认识到武装起义要与农民革命运动、农民武装斗争紧密结合起来，要依靠人民群众创造和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走毛泽东开辟的正确的武装斗争道路。当时刘志丹同志曾深刻地说：陕甘地区几十次武装起义失败“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当时，西北地区地理位置偏僻，交通、通讯条件很差，与中央苏区和党中央的联系、联络不多。陕甘地区的党组织对毛泽东同志在中央苏区创造的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了解不多，大多数时候要靠自己摸索革命斗争的道路和方法。刘志丹和习仲勋等同志吸取经验教训，从陕甘革命斗争的实际出发，确定了新的斗争方针和策略，从过去单纯注重组织兵变、搞武装暴动，转变为将兵变与农民武装斗争相结合，依靠人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在1934年11月建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使革命的星星之火，在陕甘终于形成燎原之势。陕甘边苏区的建立和巩固，不仅使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走出了低潮，对推动西北地区革命斗争的发展壮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为后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西北准备了可靠的落脚点。在陕甘苏区基础上形成的陕甘宁边区，尔后又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日武装进行伟大抗日战争的基地，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解放战争的大本营。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史上，兵运和发动武装起义一直是党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习仲勋等同志领导发动两当兵变，在这方面创造了宝贵的经验，特别是深入发动士兵群众、依靠下级军官和基层士兵的经验，为后来党的兵运和发动武装起义的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发。兵变前，1930年2月，习仲勋同志受陕西省委的指派，打入西北民军第一师第二支队，为发动兵变做了大量的思想动员、发动和组织、准备工作。他深入士兵和下级军官中，关心他们的疾苦，同他们交朋友，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灌输民主思想，动员他们参加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革命。他组织党员在部队中秘密串联，发展党员和党的组织，使参加兵变的一个营党员达到30多人，三个连都建立了党的秘密组织，为兵变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而且，他教育和引导部队注意同驻地周围群众特别是当地回民搞好关系，帮助群众搞卫生、收庄稼，尊重群众风俗和宗教习惯。帮助地方清剿土匪、维护治安，使这支旧部队的作风初步有了转变，也为兵变打下了群众基础。总之，这次兵变虽然规模不太大，持续时间不算太长，却是中国共产党人兵运工作和发动旧军队武装起义的一次完整的成功的实践，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发动武装起义方面的一次群众路线的成功实践。

　　毛泽东曾称赞习仲勋同志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领导两当兵变和在兵变中群众路线的成功实践，是习仲勋同志成为人民军队卓越的军事指挥员、成为党和人民军队卓越政治工作者的光辉起点。在以后革命战争的各个时期，他始终坚持艰苦实践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从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在任何情况下坚决相信和尊重人民群众，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两当兵变失败后，习仲勋同志曾转赴渭北、三原从事革命活动。1933年3月后，他曾担任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中共陕甘边特委军委书记等职，与刘志丹等同志一起发动群众，先后创建了以照金为中心和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1934年11月，习仲勋同志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在领导边区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群众工作的同时，还参与领导苏区的武装斗争，多次指挥粉碎国民党军对苏区的“围剿”。1935年春，陕北、陕甘边两块革命根据地合并成为西北革命根据地后，习仲勋同志担任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委员，并继续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习仲勋同志先后任中共关中特委书记、中共陕甘宁边区绥德地委书记兼绥德警备区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一旅政治委员等职。他不负党中央的重托，在关中地区指挥根据地军民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多次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的武装进攻，胜利地保卫了党中央驻地的南大门。在绥德地区，他又不负党中央的重托，指挥根据地军民坚守陕甘宁边区的北大门，保证了党的重要领导人和数以千计的八路军将领及其他干部，安全顺利地奔赴抗战前线或从前线回到延安。抗日战争胜利后，习仲勋同志曾任西北局前敌委员会书记、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兵团副政治委员等职。他协同彭德怀同志指挥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和陕甘宁边区的战役，先后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和陇东、三边战斗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奠定了西北地区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大好局面。在后来整个解放战争期间，习仲勋同志都没有离开过西北，为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光辉的历史，总是蕴含着不朽的历史精神。八十一年前发生的两当兵变，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光辉典范载入了中国革命的史册。而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起义中所表现出来的以民族复兴为己任的担当精神和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也成为了今天党和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参加两当兵变的习仲勋、刘林圃等同志，当时都是很有才华的青年。他们在民族灾难深重、国家风雨如磐之际，毅然投身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一条充满艰难和危险的人生道路。当时，在国民党反动派残酷镇压革命的白色恐怖下，从事兵运和发动国民党军队进行武装起义，不仅艰难异常，而且胜数很小。习仲勋同志后来回忆两当兵变时深有感触地说：“兵运工作是艰苦的，兵变后游击运动也是艰苦的，既无经验，又是星星之火，很容易失败。”以一个营的兵力举行兵变，兵变之后部队要生存发展，艰难险阻可想而知。星星之火，随时都可能在陕甘的崇山峻岭中熄灭。但是，他们为了革命的复兴，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兵变失败后，他们没有悲观，没有气馁，而是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继续进行新的斗争和探索，终于开创了陕甘革命斗争的新局面。

　　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伟大事业的继续。让我们永远铭记光辉的历史，也永远继承和弘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崇高的革命精神，锐意进取，开拓创新，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创造更加辉煌的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