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第585期封面
“中国威胁论”新变奏
2012年的秋天，新一轮“中国威胁论”来势汹汹，且逐强渐猛，成为2000年后美国国内鼓噪最大声的一次反华浪潮。
在美国某些政客眼中，中国不再只是在某一个方面，而是以经济领域为主导对美国构成“全方位的挑战”。其所列举的威胁也不再是学院式的预测，而是眼下“活生生的现实”。因此，森严的政策壁垒，粗暴的惩罚措施接二连三地降临到中国企业头上。
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称，华为与中兴可能威胁美国国家通信安全，并建议政府禁止中国通讯设备公司参与美国的所有电信设备业务。中国三一集团的关联公司罗尔斯公司因为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一纸行政禁令，上千万美元的工程无疾而终，未来的投资方向也不得不进行重大调整。
不过，叫嚣归叫嚣，利益在哪里美国人还是很清楚。“经济威胁”不大可能转变成经济上的全面对抗，因为两国经济领域的交集几乎无处不在。
“中国威胁论”可能会干扰中美之间的一些具体议题，但动摇不了中美合作的大局。倒是这场风波让中国企业和政府，意识到在构建中国企业国际市场竞争的战略攻防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华为“安全门”始末
美国指责华为、中兴“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证据”之一，就是它们无法证明自己与中国政府没有关系
本刊记者/张君荣
“如果中国政府要求你提供美国客户的信息，你怎么办？”一位民主党议员问。
“我们从来没有，以后也不会对客户的网络带来伤害，那将是公司的自杀行为。”华为高级副总裁丁少华回答。
“那这不是意味着你要进监狱吗？”该议员继续追问。
“公司怎么会把我们送进监狱呢？”丁少华说。
这是今年9月13日发生在华盛顿的一次美国众议院公开听证会，也是美国国会对华为和中兴历时近一年的调查的一部分。
在占全球电信市场约四分之一的美国，这两家中国公司一直饱受指责，比如 “偷窃美国公司机密”“对美国网络基础设施带来安全风险”等。
听证会持续了约3个小时，在大部分时间内，营收规模更大的华为吸引了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更多的注意。
听证会余温未消，2012年10月8日，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就发表了长达52页的调查报告，认定华为、中兴两家中国通信设备公司在美投资，涉嫌侵犯“美国国家安全”，再次将华为、中兴带入舆论漩涡。
华为对美公开信：主动申请被查
从2001年进入美国市场，华为10年来不断遭受美国的怀疑。收购3Com、3Leaf公司先后被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否决，与中兴一起竞标Sprint项目被美国商务部干预而失败，早就成为业界熟悉的案例。
2011年2月11日，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通知华为，建议“按照其提出的条件撤回审查申请，并撤销对3Leaf交易”。
华为经过对结果的考虑，认为胜诉的可能性很低。2011年2月19日，华为对外发表声明称，将放弃对美国服务器科技公司3Leaf特定资产的收购。随后，华为副董事长胡厚对美国政府发表公开信，表示希望美国政府对华为进行公开调查，以洗清美国国内多年来对华为的误解。
美国对华为的指责，集中在四个方面：“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密切联系”，“知识产权纠纷”，“中国政府的财务支持”，“威胁美国国家安全”。
在胡厚的公开信中，认为这四项指责是对华为的“误解”，“美国政府是对华为的过去担忧？还是对华为未来的发展担忧？担忧在哪些方面？具体什么事情？我们能否一起找到解决的办法。我们愿意遵照美国政府在安全方面的任何要求，开放给美国的权威机构进行调查，我们将坦诚地给予配合。”
2011年11月，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就华为、中兴涉嫌“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事件，正式展开调查。
在正式调查开始前，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已经进行了初步调查，包括简要汇报情况和约谈美国情报官员。
“调查的重点在于，捋顺华为、中兴这两家中国核心公司的发展历程和管理操作，并如何寻求向美国的基础设施一步步扩张。”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网站资料显示。
证据不全的调查过程
今年2月23日，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到访华为深圳总部。华为管理层对这次访问极为重视，陪同者包括华为公司副董事长兼轮值CEO胡厚、财务管理办公室副总裁白熠、主管美国业务的华为公司高级副总裁陈巍、全球安全总监约翰·萨福克、出口管理人郝艺等。
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方面还参观了华为生产线和一个大型制造业工厂。4月12日，调查委员拜访了同样位于深圳的中兴公司总部。会面者包括中兴通讯美国与北美市场高级副总裁朱进云、全球营销和销售副总裁范庆丰等。
随后的2012年5月，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卢泊斯伯格与另外3名调查人员前往香港，在两家公司的职员会议上见了华为、中兴的高层管理人员。那次，他们见到了华为总裁任正非。
不过，调查报告中并没有提到那次行程中，两家职员会议的具体规模、内容，也未透露与任正非交谈的内容。调查报告显示，调查主要涉及公司市场和法务部门，主要是座谈形式，各部门均有代表参加，回答调查者提出的问题。
随后，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又向两家公司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同时要求提供大量新资料，来“弥补调查获得的信息遗漏，以及矛盾或不完整回答”，并对两家公司“现在和以前的文件”进行证实。
2012年9月13日，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举行了公开听证会。在听证会上，华为、中兴两家公司的代表出席作证。那次听证被认为是“中国企业执行官首次接受美国国会的听证”。
在听证会上，多名美国国会议员以“据媒体报道”理由，就“企业与政府关系、是否与伊朗政府存在违法交易、是否抄袭美国公司技术等”进行提问，并称来自中国的“网络黑客攻击”给美国造成巨大损失。
华为高级副总裁丁少华与中兴高级副总裁朱进云，否认了中国企业对美国构成“安全威胁”。他们还表示，作为正在发展的中国跨国企业，华为和中兴既要遵守驻在国的法律法规，也要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面对网络安全这一全球性挑战，两家公司都在努力维护网络安全。
在听证会的前一天晚上，华为在其美国子公司网站上登载了题为《华为在美国》的报告。
这份报告长达81页，由第三方学者、美国印中美研究所的国际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丹·史坦巴克调查撰写。
“很多让议员们感到担忧的证据被列为密件。然而，当一组指控总以另一组指控为依据，调查和恶意对待之间的界线就变得模糊了。”史坦巴克在报告中谴责美国对华为的行为。
《华为在美国》的封面还摘了美国记者爱德华·莫罗的一段话，“任何一个熟悉美国历史的人都无法否认国会委员会是有用的。立法之前进行调查也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调查和迫害之间存在非常明显的界限。”
10月8日，继听证会结束近一个月后，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关于华为、中兴的调查报告公布。事实上，调查报告分为保密、非保密两份，后者正是那份公开的52页版本。
调查报告简要呈现了调查过程，指出了调查中由于两家公司“不完全配合”导致的证据漏洞。在此情况下，给出了结论。
调查报告最后认为，华为、中兴两家中国通信设备公司在美投资，由于可能存在中国政府支持等原因，涉嫌侵犯“美国国家安全”。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迈克·罗杰斯只是表示，“我们对华为的调查，已经进行了10个月。最近，调查报告完成并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是既定程序。”他没有回应调查的意义和目的。
但迈克·罗杰斯还是在公开场合建议美国的私有部门，不要与华为和中兴这两家公司做生意。
10月8日晚间，针对“美国国会称华为中兴威胁国家通信安全”一事，华为发表措辞强硬的声明回应，“美国是一个法制国家，所有的指控都应基于确凿的证据和事实。众议院常设特别情报委员会所主导的、历时11个月完成的报告，仍然未能提供明确的信息或者证据证明委员会的担忧是合理的。这样一个报告的唯一目的，就是阻碍竞争、阻挠来自中国的ICT公司进入美国市场”。
调查报告的“连锁反应”
尽管10月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只是一个“建议”，还并没有正式的法律效力，但华为与中兴都表示了失望。在短期内，两家公司于美国的合作还不能一帆风顺。此外，这项调查报告似乎很快引起了“连锁反应”。
在美国发布其调查报告一天后，10月9日，加拿大政府暗示，该国一个计划中的政府通讯网络项目将会因为安全风险的考量，排除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的参与。
“政府将会在网络建设商的选择上非常缜密，项目甚至牵涉到了国家安全例外条款。”保守党总理斯蒂芬·哈珀的发言人安德鲁·麦克道格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渥太华方面引入了一个国家安全例外条款，以允许其在不违反国际贸易义务的前提下，区别性对待某些对政府网络系统构成潜在隐患的企业。
加拿大CBC电视台报道指出，美国情报委员会主席迈克·罗杰斯也敦促加拿大公司不要与华为进行业务往来。分析认为，麦克道格尔的讲话是正是对美国调查的回应。
华为在加拿大的业务正处于上升期。2008年，该公司赢得一份为该国运营商泰勒斯公司和贝尔公司搭建电信网络的合同，公司甚至还获得了加拿大安大略省资助的6700万加元(约合6800万美元)的研究资金。
随即，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议会也表示，英国议会下属委员会也要对华为与英国电信之间的合作展开调查。但英国首相府两次申明，欢迎华为在英国开展业务。
而就在一个月前，英国首相卡梅伦还会见了华为总裁任正非，欢迎华为在英投资达13亿英镑，并将为英国创造的500个就业岗位。
10月22日，英国驻华大使吴思田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演讲，被问到“美国近日以非商业的国家安全理由拒绝华为公司进入美国市场，英国是否会跟随美国这样做？”
吴思田的回答是，英国不认同贸易保护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损人害己，欢迎华为投资英国。“华为公司可以为英国提供一流的通信设备，英国不会像其他一些国家那样阻挠投资，而是与华为公司共同合作，坦诚交流，谋求共赢。”
而在美国对华为、中兴调查进行期间的2012年3月24日，被指“迎合对美贸易”的澳大利亚也宣布禁止华为对该国价值数十亿澳元的“全国宽带网设备项目”进行投标。
美国南加州大学国际关系与经济教授大卫·康，针对美国调查及其在国际上引起的小规模、快速的“连锁反应”，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不管是不是有意，美国政府都应该明白国家间商业合作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今年9月，美国智库太平洋论坛曾就美国驳回中海油并购美国优尼科公司的事件进行学术研讨，分析美国对中国是否具有刻意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论坛主席拉尔夫·库萨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华为事件，认为不能简单地认为是贸易保护主义。
“在竞选前夕公布调查结果，无疑为选举中的中国元素增加了辩论的素材。”拉尔夫·库萨同时承认。
尽管在技术上，通过路由器来危害网络安全是可能的，但在实际中，“留后门”的做法是得不偿失的。走纯商业化道路的华为，没有理由在这方面做手脚。中国在电信设施的建设方面，展现了足够宽松和开放的姿态，但另一方面也显得缺乏清晰的安全意识与防范措施
网络安全：贸易战的技术解读
本刊记者/钱炜
当地时间10月8日，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公布了针对中国电信企业华为和中兴“可能对美国带来安全威胁”的调查报告。
10月17日，美国政府发布的最新调查报告则显示，并没有可靠的证据证明华为在为中国政府从事间谍活动。但该报告仍认为，华为存在“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可能，并建议美国公司不使用华为生产的重要电信设备。
贸易壁垒下的“后门阴谋”
作为一家电信设备供应商，华为最主要的产品就是路由器。路由器如何能“危害国家安全”呢？对此，网络安全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方滨兴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指出，“美国这样做所依照的逻辑，实际上是以己推人，他们认为华为的产品会留有‘后门’。”
1997年，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网域空间政策研究所的学者Reto E. Haeni在《信息战导论》一书中写道：由于美国在软件上的绝对优势(如windows、UNIX操作系统)，美国政府，或者你可以想象到的其它部门，能够决定所有软件如不设有特洛伊木马程序则禁止出口。当计算机内出现具有“与美国开战”字样的文件或有其它外界的触发时，这些隐藏的程序就会被激活，其结果可以是格式化计算机硬盘或将用户电脑里的文件发给美国中央情报局。
Haeni的这段话，实际上就是美国对网络安全问题保持异常敏感的逻辑依据。方滨兴解释说，一般来说，与电脑软件类似，只要是连在网络上的设备，包括计算机、服务器、路由器等网络上的运行设备，如果留有“后门”，那就会有风险。通过“后门”，可以将网络设备中的信息自动获取，并发送给后台。
实际上，在网络世界“后门”无处不在。而且，“后门”在美国的通信软件等产品中最为常见。比如微软操作系统的“自动更新”功能，正是通过“后门”程序来实现的。几年前，微软在中国对盗版软件实行“黑屏”，就是这方面的极端例子，它所更新的正是黑屏程序，而不是漏洞补丁。
还有智能电网中的远程维护，即在后方控制中心对所有电厂的发电设备运行状况进行实时监控，这也是由“后门”程序来操作的。“只不过，这些‘后门’都是公开的，或告知用户的，或是被用户默许的。这就相当于生产防盗门的厂家在生产的时候给自己多制作了一把钥匙，当生产者有意隐藏、隐瞒他们的这一把钥匙时，钥匙就成了‘后门’。”
尽管在技术上，通过路由器来危害网络安全是可行的，但在实际中，“留后门”这种做法总会暴露，并得不偿失。方滨兴说，上世纪末，有个“奔3CPU序列号事件”，就是英特尔公司在奔腾3芯片中附加了标识CPU个体的序列号，结果被发现了。当时，此事令英特尔名誉受损，其他公司的CPU则趁机挤占了市场。国外还有一家名叫“Rixler”的公司，专门出售微软各款office软件的密码破解程序。而分析他们破解密码的方式可以发现，office是有后门的。再比如，若干年前，美国一家知名公司有一款网络打印机，能将打印过的文件都悄悄复制下来通过网络发送出去。后来，这个打印机的“后门”也被发现了。
可想而知，华为不大可能故意在产品上留有“后门”。因为这样做很难不被发现。“再者，华为路由器的技术体制与美国思科公司的接近，为此思科还与华为打过知识产权的官司。作为技术上仍领先世界的全球最大通信设备生产商，思科应该有足够的能力解剖华为的路由器，就是说，如果华为的路由器有后门，思科公司一定能够分析出来，而不会任其发挥作用。但美国方面(包括思科公司在内)迄今没有给出任何证据，这就说明，华为的路由器没有后门。”方滨兴说。
而美国官员坚持认为华为仍然构成威胁，是因为它可以通过软件更新来窃取通信数据，或者在发生冲突时远程关闭设备。对此，方滨兴说，这也是需要用分析来说话的。如果没有确凿的检测结果，那只能说是一切都是臆测的。
在方滨兴看来，这几年，华为作为民营公司一直坚持走纯商业化道路，谋求在美国上市。因此，在路由器上做手脚，为中国政府从事间谍活动，与它的这一目标不符。
“因此，这更多还是一个贸易战，为竞选而推出的政治战，与技术本身关系不大”。方滨兴说。
思科占据要津：中国亟待安全审查机构
贸易壁垒拿安全说事，也从另一侧面说明了中国产品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即使在美国，思科也难以靠品牌与商业行为将华为排除在市场之外，而只能靠政治手段来排挤竞争对手。
“这对高调倡导自由贸易的美国来说应该是一个讽刺。” 方滨兴说。相比之下，中国的网络安全情况反而堪忧。
实际上，思科在中国一直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拥有庞大的用户群。统计显示，在金融行业，中国四大银行及各城市商业银行的数据中心全部采用思科设备，思科占有中国金融行业70%以上的份额；在海关，公安、工商、教育等政府机构，思科的份额则超过了50%；在铁路，思科的份额达到了60%；在民航，空中管制骨干网络全部为思科设备……
数据和事实表明，迄今为止，中国在电信设施的建设方面，展现了足够宽松和开放的姿态，但另一方面也显得缺乏清晰的安全意识与防范措施。
方滨兴认为，此次美国打击华为，也是为了保护思科公司的利益。虽然思科表示不惜牺牲其在华利益，也要抵制华为，这实际上只是一个口号。“因为它有这个自信，中国的用户不可能因此而放弃使用思科的路由器，而中国目前也没有这样的机构与机制，对进口网络设备与软件进行安全审查并制定贸易管制措施。”
实际上，在中国，国外软件可以用在哪儿、什么地方必须使用国产软件、什么机构除了做好网络安全还需要物理隔离，对于这些问题的管理策略，国内目前还没有机构对此类问题做出统一规定。中国网络安全方面的专家普遍认为，美国政府在维护国家网络安全方面的做法，实际上是值得中国借鉴的。
方滨兴建议说，“中国应尽快成立国家信息安全审查委员会。”
三一集团：“一手和平，一手战斗”
“三一的策略为什么和华为、中兴不一样，原因可能是企业文化，以及高管的性格不同。”说到三一集团为何把美国总统奥巴马和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告上法庭时，三一集团副总经理吴佳梁如是解释
本刊记者/陈纪英
9月的最后几天，本该是准备享受国庆假期的放松时刻。但对于吴佳梁来说，时间却变得难熬起来。
吴佳梁是三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一集团)副总经理，也是三一集团在美国的关联公司Ralls Corporation公司(以下简称Ralls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美国东部时间9月28日，如果奥巴马还没有签发总统令，将意味着奥巴马并没有支持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以下简称CFIUS)之前的临时禁令，那么CFIUS的临时禁令将在美国东部时间9月28日24点失效。Ralls 公司将可以继续建设该风电场项目。
但是，奥巴马还是让三一集团的高管们失望了。
9月28日下午，奥巴马签发总统令，以涉嫌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为由，中止Butter Creek风场的风电项目。10月1日， Ralls公司对9月12日针对CFIUS提起的诉讼更新修改，追加奥巴马为被告。
这是CFIUS自1975年成立以来，第一家外国企业在美国因为经济利益把CFIUS和美国总统同时告上法庭。不过，三一集团董事向文波说，这是“迫不得已的选择，这是最后一条路了”。吴佳梁则打了个比方，“一手和平，一手战斗，在战场上拿不到的，通过和平更不可能拿得到，大家打啊打，打不动了，然后重新回到谈判桌前，商战也是这个理”。
选择美国
对于三一集团来说，美国并不陌生。2001年，三一集团与美国迪尔公司签订了合作经销协议，在三一集团内部，这一步被认为是拉开了公司国际化的序幕。
2007年，三一集团在美国投资6000万美元，成为第一家在美国投资建厂的中国机械制造企业。目前，三一集团在美国已经建成了亚特兰大和威斯康星两个基地，投资额达到了上亿美元。
2010年，三一集团子公司三一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一电气)开始开拓美国市场。2010年8月，吴佳梁和三一集团财务总监段大为出资，在美国注册成立了Ralls公司。该公司为三一集团在美国开展风电投资与建设的关联企业，其实际控制人为三一电气，首席执行官一职由三一集团副总经理、三一电气总经理吴佳梁担任。
同一年，作为美国得克萨斯州西北部的Ralls风电场的风电设备供应商，三一电气为这家风电场提供了5台由其自主研发的风力发电机，2011年7月29日，Ralls风电场正式并网发电。这是中国企业在北美地区首个自主建设的风电项目，“零的突破”让包括吴佳梁在内的高官们颇受鼓舞，进一步开拓美国市场成为了顺势而为的下一步战略。
吴佳梁本人跟美国政府打交道的时间也不短。吴佳梁是湖南人，个子不高，说话干脆利落， 早在1998年到2002年期间，吴就曾担任中国东北一家企业的美国代表，对美国经商环境较为熟悉。
就在Ralls风机场开始运营的2011年，奥巴马签署总统令，宣布打造一个横跨23个部委的招商引资工作组“选择美国”办公室，该办公室被业内人士视作美国版的国家招商局。该办公室拍摄的广告片，力图把美国表现为一个政治民主、法制健全、经济自由的国家。奥巴马本人更是表示，“商业投资不论来自本地还是外国，都是美国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的重要动力，我的政府将致力增强美国对全球资本流动的竞争力。”
2012年3月，Ralls 公司从希腊电网公司Terna US处，收购了美国俄勒冈州的Butter Greek 风场项目，该项目包括四个独立的风场。由三一集团提供的一份风场建设示意图显示，这片空旷的地区位于美国海军西北舰队的一个投弹区附近，风能资源非常丰富。
按照规划，Ralls公司并不直接运营该风电场项目，而是建成后对风电场进行转让。
在收购时，Ralls 公司同时取得了该项目建设的所有审批和许可。在三一集团内部，这个风场项目被定位为样本工程，“客户们希望看到我们的风机设备更多的运营数据，这个项目不仅仅是简单的销售，建成后运营良好，还能吸引更多的客户”。10月22日下午，吴佳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5月，美国海军西北舰队找到了Ralls公司，他们认为Butter Greek项目中，其中一个风场Low Ridge 可能会影响到空军训练。尽管美国海军无权审批风场建设和空域管理，而相关项目已于2010年9月取得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下简称“FAA”)颁发的“无潜在危险”许可，Ralls仍同意将其风场南移了1.5英里。
这一次的交涉相对顺利，此后，美国海军出具了专门的支持函帮助Ralls公司再次申请FAA许可，并对Ralls公司的积极配合表达了谢意。
当时，上述小插曲并未影响到既定的风电场的转让进程。2012年5月，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嘉合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嘉合创)与Ralls达成意向，有意受让Butter Creek项目；6月10日，中嘉合创通过100%持股的澜溪风电科技(大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澜溪风电)与Ralls正式签约，交易金额为3840万美元。
不过，仅仅四天后，事情出现了转折。
6月14日，三一集团突然得到消息，该项目受到CFIUS的关注。吴佳梁听到消息觉得有些奇怪，按照以往的经验判断，吴认为，这个风电场应该无碍美国的国家安全。
CFIUS的逻辑
“如果让CFIUS主动来找你，这一定是个坏的开始。”曾在国土安全部负责协调CFIUS的世强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赫夫茨曾如此解释CFIUS的规则。
CFIUS是一个由9个政府机构的代表人员组成的跨部门组织，委员会主席由美国财政部长担任。CFIUS 的代表们来自国防部、国务部以及国土安全部等部门，对可能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外商投资交易进行审查。
Ralls公司对Butter Greek风电场进行并购之前，同样寻找了专业的律师团队进行尽职调查。而之所以没有选择申报，吴佳梁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解释说，“当时我们聘请的专业律师团队并没有提出这样的建议。”
CFIUS采取自愿申报原则，并非必经程序。是否需要申报，完全取决于该交易是否可能影响美国的国家安全以及重要基础设施，这也意味着，一些很小的并购交易有可能要进行 CFIUS 申报，而不涉及国家安全或重要基础设施的大型并购案则无需申报。不过，为了降低交易风险，很多公司都会主动申报。
由于美国并没有对这块军事禁区竖立明确的界限标示，当时受聘尽职调查的律师团队并不清楚四个风场所在地靠近美国海军用于训练的一个投弹区。此外，就在附近不远处，Echo风机场已经建成；值得一提的是，在Echo的风机场中，其中10台为德国公司生产的风机，还有27台风机由丹麦Vestas公司制造；另外，律师团队后来发现，甚至还有几台风机处于禁飞区域之内。因此，律师团队经过评估认为，此项收购应该不会涉及到美国的国家安全问题，该项目最终并没有向CFIUS进行申报。
在得知项目已经被CFIUS“关注”之后，Ralls公司迅速聘请了专业律师，并于6月28日提交了所有材料。
7月11日，第一次听证会在华盛顿举行，出席发布会的包括CFIUS的代表，以及吴佳梁和律师团队等人员，主要形式是CFIUS的代表提问，三一方面回答。
“基本上都是很平常的问题，”10月22日，吴佳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问题包括，项目何时筹建，项目进展如何等。当时，也没有CFIUS官员提出停工建议，只是告知三一方面结果很快出来。
一个半小时的会议结束后，律师告诉吴佳梁，会开得非常成功，项目应该能够顺利通过CFIUS的审查。吴本人和律师团队都松了一口气。
不过，吴和律师团队也许太过乐观了。7月25日，CFIUS以涉嫌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为由，发出临时命令：要求项目立即停工；禁止存放或堆存任何设备，立即移走全部设备包括已经浇筑的基础环等；禁止任何人进入，只允许CFIUS同意的美国人进入移走设备。
此后，Ralls公司准备把该项目转让给美国公司以减少损失。不过，8月2日CFIUS又发布了临时命令的修改令：该项目禁止使用三一设备；该项目禁止转让直到所有设备移除完毕，且须告知CFIUS买方信息，10个工作日内未被CFIUS拒绝方能进行交易。
正是从第二道临时命令开始，三一方面和CFIUS的关系开始趋于紧张。吴认为，上述项目带有明显的歧视性，“为什么不能用三一的设备？要知道，这附近也有德国和希腊公司的设备。”
9月1日，在6月10日签约受让Butter Greek风电场的澜溪风电对外表示，由于近期该项目交易的美国政府审批进度发生变化，从而导致收购交易存在不确定性，已与 Ralls公司友好协商，一致同意终止该项目的收购。三一电气返还中嘉合创已支付的意向金人民币 9450 万元，并支付相应的资金占用费。
在该项目受到CFIUS关注，而变为有瑕疵的项目后，再次转让价格将会大幅下跌并不难预料，“就像一个漂亮的小姑娘，脸上被划拉了一道”。吴说。
这让吴愤愤不平，“尽管不理解CFIUS所言，我们到底如何影响了美国的国家安全，我们依然会遵守他们的命令，不过，必须给我们赔偿，这才是我们认可的常识”。
给奥巴马写信
在8月2日的禁令下发前后，Ralls公司实施了各种救济措施。
8月份，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曾分别给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国务卿希拉里写信，寻求解决办法。在这些言辞恳切的信件中，梁表示，三一集团美国公司是遵纪守法的公司，没有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动机和能力，他呼吁Ralls公司能够得到公平公正的待遇。
不过，上述信件并未得到有效反馈。
但是，Ralls公司聘请的律师私下猜测，即便奥巴马本人可能并没有亲自拆开并看到那封信件，但白宫的幕僚们可能看到了信件，并把此事向奥巴马作过汇报，“从白宫的工作人员透露出来的消息是，他们希望我们和CFIUS能够达成和解。”吴佳梁说。
此外 ，Ralls公司另外的救济措施还包括寻找游说团体。
经人介绍，吴佳梁找到了一家声誉不错的公关公司，该公司的负责人曾是前北约高级军官。但是，对方告诉吴：“我需要先了解一些情况。”最后，这家公关公司通过一些渠道得到来自美国政府一些知情人士的反馈是，“你们不要掺和了，你们改变不了什么”。
三一集团方面的救济措施还包括积极争取中国政府的支持。10月18日下午，刚开完发布会，吴佳梁赶到了商务部，向相关司局领导汇报。10月19日，针对此事，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表示，美国如此做法是损人不利己。
事实上，直到最后一刻，三一集团也没有放弃过和CFIUS的积极沟通。9月10日，吴佳梁和律师团队再次和CFIUS的代表们会面。这次的会面气氛相对紧张，有一点剑拔弩张的感觉。
这一次的会议上，三一集团询问对方，他们在哪些方面触犯了美国的国家安全，不过，对方并不准备解答他们的疑问，声称关涉国家安全，属于保密范畴，无可奉告。至于赔偿问题，得到的回复是“走人，其他什么都没有(英文原话是：Go away and there is nothing。)”。
这次会面持续了55分钟左右，不过双方并没有达成一致。三一集团方面的态度同样非常坚决，如果在项目停工和转让受限的前提下，不能得到合理赔偿，三一方面将提起诉讼，“律师聘请了，材料也准备好了”。
对于诉讼，三一方面的准备比较充分，他们聘请了强大的律师团队。10月18日的发布会上，现身的华裔律师夏廷康是其中之一。夏廷康是美国美瑞律师事务所董事合伙人，擅长知识产权保护和国际法务。此外，律师团队中还有几位曾在美国政府的重要部门任职，包括小布什总统任内的美国政府总检查长Paul Clement律师；小布什总统任内的美国政府副总检查长Viet Dinh律师；小布什总统任内的白宫法律副总顾问Christopher Bartolomucci律师；和克林顿总统任内的美国海军法律总顾问Steven Honigman律师。
“白宫的围墙是移动的，”吴佳梁说，“他们以前在白宫内，现在到了白宫外面，但是他们知道那些规则”。
最后的救济
吴佳梁8月8日赶到美国，奔波了一个月，结果发现“委屈求不了全”。司法程序是最后一条不得不走的路了。
他随后给三一集团董事会建议，提起诉讼。
建议很快就得到了董事会的同意。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董事向文波都是湖南人，而湖南人一向以富于冒险精神和精明善斗著称。10月18日，三一集团起诉奥巴马的发布会上，一向言辞豪放的向文波说，“起诉CFIUS和奥巴马，尽管结果无法预料，但是事关尊严，忍气吞声并非三一人做事的方法。”
“所以三一的策略为什么和华为、中兴不一样，原因可能是企业文化，以及高管的性格不同。”吴佳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9月12日，Ralls公司在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方分区法院对CFIUS提起诉讼。随后，CFIUS就相关案例向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建议，由后者决定是否通过审查。
事实上，正是在法定期限的最后一天，奥巴马签署了总统令，支持了CFIUS的建议，这意味着，之前的临时命令上升为永久命令。
这份严苛的总统令规定：必须限时拆除基础和所有在区域内的项目。这个条款引起了三一集团的反感。据悉，整个风电场的项目建设都承包给了当地的老牌建筑商silvey，三一方面派出的工程监理也是美国公民，“这几块由silvey建起来的混凝土疙瘩，怎么会威胁美国安全？”吴佳梁十分不平。
总统令中，另外一条让三一方面更为不满的则是：三一员工不得进入项目区域。地图显示，项目所在区域里面有两条高速公路穿行而过。“那高速公路上也要禁止中国人穿行么，这是明显的歧视条款”，吴佳梁在10月1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牛新春则认为，奥巴马政府做出类似选择，并不奇怪。
牛认为，第一个因素是经济竞争。牛解释说，目前不管是华为、中兴还是三一，“我们在美国被禁止的都是有科技含量的、有竞争优势的、可能会对美国企业不利的行业，美国绝对强势的行业，被禁的少”。
第二个是政治原因，主要原因是中美两国之间的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差别很大。牛分析说， “在美国人看来，不管中国企业是国营的还是私营的，都摆脱不了中国政府的影响，这一点让他们觉得比较担心。”
在9月28日奥巴马签发了总统令之后，10月1日，Ralls公司修改了之前的诉状，把奥巴马和CFIUS列为共同被告，将其告上法庭。Ralls认为，奥巴马和CFIUS强制停工、禁用设备、禁止转让等规定属于越权行为，违背了多条行政法规以及美国宪法，这些禁令不仅剥夺了Ralls的私有财产权，还歧视了中国公民。
事实上，多年来，极少有交易进入需要签发总统令的阶段。根据以往惯例，如果交易在初审阶段未获得批准，CFIUS会要求项目方对交易形式进行修改以符合要求，例如对部分特定资产或业务的剥离，或建议项目方主动撤销该交易。而很多来美并购或者投资企业在收到CFIUS“不友好”的建议之后，一般会主动选择撤回项目。
比如， 2008年华为收购网络安全公司3COM失败，便与CFIUS审查相关。2010年华为竞购美国无线宽带软件厂商2Wire，因为担心无法通过CFIUS的审查而搁浅。2011年，迫于CFIUS的压力，主动撤销了收购三叶公司(3Leaf)技术资产的申请。
观察人士指出，从CFIUS的历史以及最近的案例来看，CFIUS对于来自中国和中东等国家的企业，戒心更多。
2006年，迪拜环球港务集团向一家英国公司买了几家美国港口的管理权，尽管这个并购已经通过了CFIUS的初步审查。但是美国的舆论和议员都认为此举将威胁美国国家安全。此后，CFIUS又以“威胁国家安全”的理由出面，逼迫迪拜公司将在美港口业务转售给美国买家，迪拜环球港务集团并没有得到任何赔偿，不过，他们并没有选择提起诉讼。
尽管这些收到禁令的企业，可能对CFIUS存在不满，最终把CFIUS和美国总统送上法庭还是几无先例，原因在于，胜诉的可能性太小。
在10月1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吴佳梁对媒体说，三一集团打这场官司，抱着必赢的信心，“因为美国是法制国家，我们是无辜的，所以我们有信心打赢官司”。
不过，另外一些熟悉美国法律的人士则有不同看法。
首先，在以往的历史上，CFIUS对相关项目的审核和调查过程类似黑匣子，虽然，这一点遭致了广泛的批评———CFIUS被认为是一个权力边界没有得到清晰界定的官僚机构，但是，这的确是CFIUS的一贯做法。
而且根据规定， CFIUS作出判断不需要给出具体理由，其有权以涉密为由拒绝告知被审查方具体的理由。事实上，被审查方也很少能得到CFIUS的详细解释。在美国《国防生产法案》的相关条款中，“国家安全”是一个模糊的定义，给了CFIUS较大的操作空间，
据夏廷康介绍，案件能否正式进入庭审阶段，将要经过“司法驳回”关。原告或者被告有权提出该诉请没有理由或者没有任何价值、不应该或者不必要进入庭审阶段，最后由法官来决定是否需要进一步审理该案件。
不过，美方的姿态同样强硬。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发言人Kara Alaimo此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方提出这个诉讼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我们已计划全力应诉。”
据透露，10月29日，美国司法部将向法院递交驳回此案的动议。11月12日，Ralls 将向法院递交对司法部驳回此案动议的回复。11月28日上午，本案将正式开庭审理。
“通过诉讼，我们希望能迫使CFIUS能够重新回到谈判桌前。”吴佳梁说。
而向文波则认为，虽然结果无法预料，但是这场官司必然在美国内外引起广泛的讨论，相当于上了一堂国民教育课，也倒逼美国政府对外国投资审查程序更为透明化。
不过，三一集团亦可从此次事件中得到教训。吴佳梁说，如果一个公司想在美国做大，还是要聘请长期的公关公司进行游说，影响美国相关部门，积极争取合法利益。
此外，如果三一集团在美国还有并购项目，“可能会提前向CFIUS申报”。10月22日，在表达完对CFIUS和奥巴马的不满后，吴佳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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