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3月10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听取和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 执行难已经成为笼罩司法权威的最大阴影，到了每年全国“两会”，这个问题则体现在近500名企业主的投票意向中，成为最高法院报告是否高票通过的巨大威胁。

■ 还有相当一部分反对票出于对某些司法机关人员贪污受贿、枉法裁判的反感。而投弃权票的代表更多地是表达对司法问题的无奈，以及对体制改革的热望。

相较去年，今年的两院报告反对票与弃权票总数均有所增加。

最高法院工作报告赞成2172票，反对519票，弃权192票；最高检工作报告赞成2210票，反对505票，弃权162票。

是哪些群体，是什么理由让他们投下了反对票？

因个案问题引来的反对票

迟夙生当了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每年表决两高报告按下表决器之前，当年代理过的案件都会在脑海里过一遍。今年也不例外。

今年“两会”期间，手头代理的一起违法拆迁案，让她在表决时坚决地按下反对：

拆迁户从沈阳来到黑龙江，几经周折找到她，到了法院，不给立案；她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监督程序，结果，案立上了，一审却判强制拆迁方胜诉。“你说我怎么可能投赞成票呢？”迟夙生说，这么多年，她想不起来哪年投了赞成票，记忆中多是反对。

她透露，在她的影响下，周围几个代表也对两高报告投了反对票。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在本届人大11位律师代表中，今年投反对票的不只迟夙生一人。

因个案感到司法存在问题而投反对票的，当然远不只律师代表。全国人大代表的日常工作中，接触最多的就是各种涉法上访得不到答复的案件。他们对司法现实也深有体会，投起反对票来，毫不含糊。

香港代表朱幼麟曾坦率地说，当他坐在人民大会堂里听两高领导作报告时，很自然地就想起过去协助解决案件时所遇到的困难。其中包括在内地打某些官司实际上是打关系；某地法院不让他旁听庭审，他只好写信给院长，好不容易让他进去了，法官却宣布延期审理。朱幼麟说，一想到这些，他决意要对两高报告投反对票。

据另一位全国人大代表陈舒分析，个案遭遇不公或者其他困难是代表投反对票的最主要因素。

这部分票也是最变动不居最难争取的。某中级法院院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个案不公的具体情形非常复杂，可能是超审限，也可能有人打招呼，或者该立案没立、任意逮捕超期羁押等等，只能通过加强监督，尽可能安排人手，做到代表转来的，每案必复。

令法院头痛的“铁票”

有人分析，在所有代表界别中，来自商业机构的代表，对两高报告的反对意见可能最为集中。

“中国的企业多数都会惹官司，不管作为原告还是被告。”该分析人士称，如果赢了官司，很有可能要不回钱；输了官司，会怀疑背后有黑幕。这种说法得到了法院内部人士的认同。有最高法院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民事官司，不论原告不管输赢，都很难对法院满意。这部分反对票也是他们最为头疼的，被视为“铁票”。

对比其他代表，企业负责人对法院判决执行难问题有切身体会。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长王为强在今年“两会”期间提到，去年涉及工商银行的案件胜诉执行率仅有35.6%，这与最高法院报告中提到的去年所有案件执结率87.15%，差距不小。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也曾在“两会”上建议，法院应该提高案件的执行力度，他透露，有一年建行官司的胜诉率达到了97％。但其中只有30％得q到了执行。

王为强建议，要尽快研究制定《强制执行法》，消除地方保护主义，维护司法独立性，提高执行的成功率。

持续呼吁制定强制执行法的，除了企业界人士，就是省高院院长群体。黑龙江省高院院长徐衍东、北京市高院院长秦正安、广东省高院院长郑鄂——从北到南、从十届人大到本届人大，都在交同样的议案。执行难已经成为笼罩司法权威的最大阴影，到了每年全国“两会”，这个问题则体现在近500名企业主的投票意向中，成为最高法院报告是否通过、是否高票通过的巨大威胁。

南方周末记者接触的三位企业代表中，被问到是否投反对票时，一位明确回答投了赞成票，其他两位表示，不方便回答这个问题。

梁慧星们的反腐票

还有相当一部分反对票出于对司法机关个别人员贪污受贿、枉法裁判的反感。

代表梁慧星直言，司法腐败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在这个问题上，他认为两高报告反映出来的态度有所差别：“最高法院不敢直面问题，最高检则报告明确态度坚决。”据此，他对最高法的报告投了反对票。

法律学者侯猛发现，治理腐败的力度一直左右两高报告的通过率。他说，1999到2003年间，最高法院报告的通过率总体趋势高于最高检察院，其中一个原因是，那几年腐败大案频发，民众对检察院反贪力度不够有意见。

2004年以后，每年两高报告通过率，最高法总体趋势低于最高检。据侯猛分析，法院的正义形象被越来越多的民众想象性地放大，也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但客观上又不能成为各类案件的最终解决机关，法官腐败现象反而不断被揭露出来，凸现出法院的权力缺少有效制约。相反，最高检的地位和形象被弱化。总之，两高报告通过率集反映了民众对反腐的情绪倾向。

今年最高法院的通过率低于最高检，难脱黄松有等法院系统内部腐败案的影响。除梁慧星不满外，政协委员李蓝也说，黄松有案件涉及到法院系统的高层领导，黄涉案极大损害了司法系统公信力，但最高法院工作报告里没有正面提到这一点，如果他有投票权，也将投反对票。

也有代表、委员认为，是否在报告里提黄松有案不应该成为评价报告的主要标准。“对于两高，最应关注案件能否得到公正处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说，腐败仅仅是影响公正的一个因素，干预司法、受案范围太小等等，都可能影响公正。

弃权票里不只有“无可奈何”

两高的报告到底写什么怎么写，才能得到更多赞成票？从每年年底开始到报告发表前几天，两高报告写作班子就一直为此绞尽脑汁四处奔走听取意见。熟悉此中情况的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大到整体框架、各部分的篇幅分配，小到一个词的添加删除，都经过数十次锤炼。

年年下苦功，年年有不满。梁慧星说，今年他不满最高法报告的原因还有，过去一年过分强调马锡五审判方式和民事调解，有的做法甚至背离了法律精神：“有的法官跟当事人说，如果你不接受调解会如何如何！”

在最高法院报告征求专家意见时，有多位专家也提出，司法为大局服务，不能脱离宪法和法律的轨道。代表陈舒认为，涉法上访的事情，不应该由法院做。

政协委员杨海坤也提出意见，他认为，讲政治和讲法治怎样很好地衔接，这点两高还有待改善。

澳门代表梁维特也认为，法官的职责应该是专业、高效、正确地判案，很难同时做一个社会活动的公关高手。

部分代表期望以投反对票，来提醒有关方面作体制上的改革。这一点，港澳两个法治较成熟的地区代表更有深刻认识。上届香港代表薛凤璇连续十五年对两高报告投反对票，原因之一是，目前公检法三家关系不顺，在此前提下，两高工作不可能有太大改善。“投了反对票，又如何呢？”全国人大代表陈舒之所以没投反对票，也是因为体制的原因。她非常赞同今年广东团审议两高报告会上，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发表的意见，大意是，“社会上很多问题通过两高的工作表现出来，都是体制和机制上的问题，非两高自己所能解决。”

这或许可以解释今年两高弃权票为何大量增加——对最高法的弃权票，就由去年的120票激增至今年192票。对于体制上的变革，更多人通过弃权表达“无可奈何”。南方周末记者接触的投弃权票的代表认为，弃权票同样反映了对两高工作尚有意见，实质上是以相对温和的方式来强调司法体制变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南方周末记者 赵蕾 发自广州 (本文来源：南方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