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情况是所谓“现实政治型”人物。这是一种接近“自我”人格的类型。其理念形态也复杂多样。例如，“寻敌”意识是当代国际政治的常见理念。中国古人曾说：“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就是当时群雄并起之时的一种辩证国家观。美国有一定的“寻敌”传统，欧洲有“黄祸论”的传统，日本更以“危机感”著称。这些均为当代的“中国威胁论”提供了某种精神渊源。中国近年进入了工业化时代的发展期，带来世界格局的一定变化，西方某些人也从西方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理论出发，认定中国将成为现状的挑战者，成为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威胁”。

　　综观世界上的种种“中国威胁论”，其背后则是种种的“优越感”：种族优越感、民族优越感、国家优越感、文化优越感、制度优越感、道德优越感，等等。当种种优越感被中国和平发展的现实刺破之时，便生出了种种“中国威胁论”。西方很少有人真切了解中国人在种种“优越感”前所经历的精神痛苦和忧愤。

　　有这样一个故事：上世纪50年代，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在日内瓦召开。当时，西方盛行“中国侵略”的说法。一老华侨找到中国代表团，涕泪横流：“我们中国了不起了，也能‘侵略’一下了”。这话说得很不“外交”，但不失为观察“中国威胁论”的另一个视角。（记者 黄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