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领土问题鼓吹“中国威胁”

　　不仅如此，纳兹德拉坚科还频频在当地媒体上宣扬“中国威胁”，鼓吹“中国在远东地区进行人口扩张”。

　　根据俄罗斯权威机构调查，远东地区的中国人最多只有40万，但在纳兹德拉坚科的嘴里却变成了数百万。一些俄罗斯媒体据此以讹传讹，还煞有介事地说，如果不控制中国移民的数量，要不了10年，远东地区的中国移民将超过俄罗斯人。这一论调触动了很多俄罗斯人的神经，他们纷纷要求采取措施，限制在俄俄罗斯的中国人的数量。

　　在对待中俄两国边界划分问题上，纳兹德拉坚科强烈反对向中国归还任何领土。

　　1991年，中苏签订国界东段协定，解决了长期困扰两国的边界问题。当时身为俄人民代表的纳兹德拉坚科并未对这一协议提出任何异议。

　　苏联解体后，叶利钦表示将继续执行该协定，并推动勘界工作的进行。由于协定涉及的属于中国的两块地方与滨海边疆区接壤，当时已身为区行政长官的纳兹德拉坚科的态度发生了彻底改变。他批评协定是“卖国协定”，并声称“只要我在地方行政长官的职位上，滨海边疆区的任何一寸土地过去没有给中国，将来也不会给中国”。叶利钦多次提出批评，但纳兹德拉坚科仍不肯收敛。

　　为造成既成占领事实，纳兹德拉坚科采取措施，鼓励哥萨克人前往有争议的地区定居。当他得知中俄边界东段勘界工作将于1997年结束后，立即授意成立了一个社会团体，征集反对向中国让步的居民签名。纳兹德拉坚科甚至威胁说，将在滨海边疆区举行公决，由当地人决定是否向中国让步。

　　后来，叶利钦警告说，中俄划界问题属总统和中央政府权力，地方不得干涉。纳兹德拉坚科这才逐渐软化了立场。

　　纳兹德拉坚科之所以选择将中国作为攻击目标，很大原因在于想借此转移民众视线。

　　刚上台时，纳兹德拉坚科承诺将“改善居民生活和经济环境”，但最后都没兑现。从1995年开始，滨海边疆区多次爆发能源危机，老百姓在寒冬里不能取暖，城市拉闸限电；许多企业发不出工资，民怨沸腾。在此情况下，纳兹德拉坚科却因涉嫌贪污和挪用公款，遭到调查。

　　走进中央 不忘反华

　　纳兹德拉坚科在滨海边疆区执政5年，几乎没有取得什么成绩。但他在“中国威胁”上大做文章，骗取了当地不少人的信任，1999年再次当选滨海边疆区行政长官。

　　2001年，普京当选俄罗斯总统后，开始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纳兹德拉坚科自然成为被整治的对象。2001年1月，大势已去的纳兹德拉坚科以健康不佳为由，提出辞职，最后获得批准。

　　但他在联邦中央政府建立起来的人脉此时发挥了作用，同年2月，他竟摇身一变，从地方到了中央，成为俄渔业委员会主席。其间，他仍然不时将矛头对准中国，比如称“中国船只进入俄罗斯水域非法捕捞，使俄罗斯损失惨重”。

　　2003年，纳兹德拉坚科又被任命为俄安全委员会副秘书，负责俄生态安全和生物资源的保护。尽管所任职位很少涉及中国事务，但纳兹德拉坚科仍时不时地跳出来，说上几句对中国不恭敬的话。

　　“黄祸论”的继承人

　　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之所以会出现纳兹德拉坚科这样的反华人士，是有深刻原因的。

　　尽管19世纪中叶以后，在中俄关系史上，中国一直是受侵略、受欺凌的一方，但却时时背负着“威胁俄罗斯”的罪名。

　　元朝时期，成吉思汗的军队远征欧洲大陆，在俄罗斯出现“黄祸”之说。巴枯宁(1814-1876)，俄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更是开创了“黄祸论”——“中国人占领西伯利亚，还要越过乌拉尔山，直抵伏尔加河畔！”可以说，纳兹德拉坚科的言行就是“黄祸论”的现代版。

　　俄前些年剧烈的社会动荡和困窘的物质生活，使许多人产生了焦躁情绪。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别有用心的政客有意误导民众，以转移他们对国内问题的视线，“黄祸论”也就成了这些政客为一些俄罗斯人渲泄情绪的最好工具。 (记者 罗妤)

　　在某种意义上，国际社会和国家社会(或人际社会)有某种相似之处。在国际社会中，基本组成单位是国家：在国家社会中，基本组成单位是个人或家庭。

　　在人际社会层面，按照瑞士心理学家荣格的精神分析理论，个人人格分为三个层面。一是最底层的本我，代表人的生物本能欲望，代表快乐原则。二是中间一层的自我，是现实化、社会化的部分本我，它以现实化原则追求满足的最大化。三是最高层的超我，又称理想 自我，是社会道德和准则的代表。个人的人格形态往往也会反映在其对国家和国际问题的认识上。

　　在国际社会中，国家作为一种文化、文明的实体，似乎也具有个人的某些特征。它既有追求利益的“本我”冲动，也有国际关系中现实主义的行为方式，同时也有着普世价值和大同理想一类的道德冲动。但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和国家社会又有相当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国际社会是个“无政府社会”，缺乏有效的管理架构；国际社会又是个多元文化社会，价值的统一性远不如国家社会充分。国家是一种抽象性的存在，“天不能言”，需要通过各种代表人物为之发言。而这些议论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的代言者也展示出自身的心理人格特征。

　　综观一些国家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者，似可看出若干的理念特征和人格特征。

　　第一种情况是所谓“爱国型”人物：他们是“国家本我”的某种代表，以强烈乃至偏执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为其特征。以日本的石原慎太郎为例，作为个人，他是“狂言派”，是“本我”型的人格典型。作为政治人物，他是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代表，具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反华不遗余力。这样的人物有“语不惊人死不休”之癖，以耸动视听为快乐。在一个国家发生重大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时，这种人往往能蛊惑人心，大展身手，如德国的希特勒。俄罗斯的纳兹德拉坚科也有一些这种特点，以“中国威胁论”来树立自己的“爱国”形象。但石原慎太郎是一种“本我”的主动表现者，纳兹德拉坚科则更多是一种被动表现者，无理由地总担心受威胁，这也是人格偏执的形态之一。

　　“爱国”是一种对国家，对文化的本体认同，是民族国家形成和存在的精神基础，在当今之世有必然性和合理性。与此同时，“爱国”这一精神形态也有理性导引问题，有合理度问题，否则，过则成灾。历史证明，“爱国”主义如果向狂热、狭隘、排他、偏执的方向发展，会带来人类和国家灾难。

　　第二种情况是所谓“道德型”人物：他们是特定价值、道德和意识形态的代表者，有着强烈而偏执的宗教或道德使命感。美国民主党国会领袖、新当选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就是这样的典型，她是同性恋权利的捍卫者，妇女权利的鼓吹者。佩洛西的政治风格是强烈的道德观，鲜明的自由派立场，大胆的言行，被共和党称为“疯狂的左派”，在民主党内也被认为是“过于激进”。佩洛西的对华攻击主要集中在人权和政治制度层面上，突出了她的“道德型”特征。

　　“道德型”人物有一个弱点就是缺少对人性和社会的全面体察，偏执于某一价值观念而将其无限提升。这类人有一种内在的愤世嫉俗情绪，需要有一个外在对象作为骂倒、打倒的目标，作为情绪的渲泄口。这类人物、特别是自命的“道德型”喜欢以抨击他人为确立自我的方式，但往往又没有把握自我的能力，成为伪善的典型。佩洛西入掌美国国会众议院，如依然故我，或许会在政治外交上带来更多的意识形态纷扰，另一个可能是，她从反对派到管理者的身份转变，或会带来自身的某种精神矫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