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部门会议纪要规定“受贿人案发前退贿款可从宽处罚”引争议

    近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二庭、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公诉处以《研讨会纪要》形式下发的“商业贿赂犯罪法律适用”政策意见，在法学界引发了争议。纪要指出：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私自将财物用于公务支出的，一般应当依法认定相应的受贿犯罪，可以酌情从宽处罚。

    与现行法律冲突？

    我国正严厉打击商业贿赂，法律上认定受贿罪的数额是5000元，不足5000元情节严重的也会被定罪。上海的这个《纪要》，是否会与法律相抵触？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卢建平表示：“从形式上看确实有抵触。但是在司法实践过程中，这样更便于掌握尺度，该严的严，该宽的宽。”《纪要》规定：行为人收受他人财物后，在三个月之内，并于案发或被检举之前，主动将财物退还行贿人的可从宽处罚。卢建平认为，这看起来有些不合理，但是从做法上分析，让人感觉更合理。前提是只要行为人没有主观故意，案发或被检举之前退还行贿人的，可以从宽处罚。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曹子丹则认为，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这种个人占有的行为就是受贿。以后不管是送人或者上缴集体，在处罚问题上不影响以前行为的性质。

    对于“收受的财物用于公务支出，那么受贿的情节就减轻了，可以适当从轻处罚”，国家检察官学院周其华教授强调说，这里的“酌情”是指酌定情节，不属于法定情节。主观上有无占有财物的目的要弄清楚，如果证据不足，就不能定罪，疑罪从无。卢建平认为，受贿来的钱，没有据为己有，而是用于公务或公益事业，司法机关从宽处罚，“这是一种合乎情理的一种考虑。”

    主动受贿会否增多？

    卢建平表示，不管什么目的，收取他人的财物超过5000元就可以定为受贿罪。

    即使全部用于公务或公益事业，只能在量刑时减轻处罚。

    所以，不大可能出现主动受贿增多的现象。假如有证据证明受贿人是在事情败露，司法即将介入调查前，紧急处置钱物，罪责就不应该减轻。另外，受贿的钱名义上用于公务，却开了发票又来报销了，这样受贿罪就变成贪污罪。

    ■争议内容

    感情投资不能定罪？

    《纪要》中说，行为人接受不具有具体、明确请托事项的“感情投资”，一般不能认定为受贿犯罪。

    周其华认为，如果数额已经巨大，且为请托人办事，那就构成了受贿罪。否则，应以贪污罪论处。

    “收而不用”不算受贿？

    《纪要》中还规定，如行为人收受的健身卡、高尔夫会员卡等，申辩不想也确实未曾使用的，可以考虑扣除该部分受贿数额。

    周其华解释说，没有使用也是受贿。如果仅收了一张银行卡，数额又不足5000元，那就不能定受贿罪。《法制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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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以纪要形式明确受贿款用于公务可从宽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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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上海以《研讨会纪要》形式明确“商业贿赂犯罪法律适用”政策意见。受贿款用于公务，被迫受贿，可以考虑从轻处罚。

    上海以《研讨会纪要》形式明确“商业贿赂犯罪法律适用”政策意见

    “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这种个人占有的行为就是受贿。以后不管是送人或者上缴集体，在处罚问题上不影响以前行为的性质。”——曹子丹

    -“看起来有些不合理，但是从做法上分析，让人感觉更合理。前提是，只要行为人没有主观故意，案发或被检举之前退还行贿人的，可以从宽处罚。”——卢建平

    -被迫受贿也是一些窝案形成的重要原因。但是案发之后，对于被迫受贿者，也可以考虑从轻处罚。

    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用于公务支出是否可以从宽？原来并非热点问题，但是上海市高院、上海市检察院的一次研讨会和一个会议纪要，却使这一问题引发激烈反响。

    7月18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二庭、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公诉处以《研讨会纪要》形式下发“商业贿赂犯罪法律适用”政策意见。此前的6月26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二庭、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公诉处，共同召开商业贿赂犯罪法律适用问题研讨会。会议形成的纪要规定：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私自将财物用于公务支出的，一般应当依法认定相应的受贿犯罪，可以酌情从宽处罚。

    有评论认为，商业贿赂是典型的犯罪行为，而将贿款用于公务活动，即便可以认定，但从法理上看，也不可做出“从宽处罚”的基本判断。

    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私自将财物用于公务支出，既然依法认定受贿犯罪，那么，给予“酌情从宽处罚”，到底合不合法？

    量刑不影响定罪

    “上海这样做，我倒觉得是一种科学的做法。”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卢建平认为，上海出台的《纪要》应该称为一种政策。从某种意义上说也算是一种政策上的调整，在处罚时达到宽严相济。目前，我们对受贿罪的界定是刚性的，数额就是唯一标准，5000元是个坎，跨越了就是受贿罪。当然受贿不足5000元情节严重的也会被定罪。

    在国家严厉打击商业贿赂的形势下，上海出台的这个《纪要》，是否会与国家现行的法律产生抵触？卢建平说这要分开来看：“从形式上看确实有抵触。但是在司法实践过程中，这样更便于掌握尺度，符合法律精神。对过于刚性的法律，具有调整的作用。该严的严，该宽的宽。”

    《纪要》第一条(3)中规定：行为人收受他人财物后，在三个月之内，并于案发或被检举之前，主动将财物退还行贿人的。对于该条文的规定，是否对行为人过于宽大，这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卢建平认为，看起来有些不合理，但是从做法上分析，让人感觉更合理。前提是，只要行为人没有主观故意，案发或被检举之前退还行贿人的，可以从宽处罚。

    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曹子丹认为，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这种个人占有的行为就是受贿。以后不管是送人或者上缴集体，在处罚问题上不影响以前行为的性质。

    “有人认为，把受贿的财物交出来了，就不算犯罪，显然从法理上是行不通的，但在处罚轻重上可以予以考虑。”曹教授举例说，小偷偷人家的东西，然后又送回去，可以考虑对他从轻处罚，但是盗窃罪已经定性。

    “贿款用于公务可以从宽处罚。”国家检察官学院周其华教授对上海的做法持肯定的态度。他说，收受他人财物属于受贿，是否构成受贿罪，要看其数额，超过5000元以上受贿罪就成立了。另外，数额少于5000元性质严重的，也可以定为受贿罪。

    安徽阜阳肖作新受贿1900多万元，没有动用，最后判了个无期，这和贪污几千万全部挥霍了，性质有区别。所以，肖被判无期应该是比较公允的。假如被他挥霍了，那么判死缓甚至死刑都不为过。肖作新没被判死刑的原因，卢建平分析可能是因为他受贿的钱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