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4月27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双方应该通过对话和协商妥善解决彼此之间的关切和问题，推进在广泛领域的交流、对话。

　　中日有争议海域

　　山崎拓透露说，他本人认为，熊光楷赞同构建中日军事危机处理机制的必要性：“尽管这仍只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但我认为我们达成了共识，那就是我们需要危机处理机制。”

　　4月27日下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自民党前副总裁山崎拓日前访问了中国，会见吴邦国委员长时表示，为了避免在东海海域偶尔发生中日军事摩擦，两国之间有构建军事危机管理系统的必要。中方如何看待这个建议？”秦刚回答说：“中日双方在维护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方面有共同的利益。双方应该通过对话和协商妥善解决彼此之间的关切和问题，推进在广泛领域的交流、对话。至于具体的建议，中国的有关部门会加以研究。”

    山崎拓举例：中国军舰驱逐日本渔船

　　山崎拓在说明中日军事危机处理机制构建必要性时举例子说，本月初，中国国家海事局公布了东海某水域禁航令，结果引起了日本方面的不满，但此事后来得以解决，没有引起更大的争端。

　　山崎拓又向熊光楷举例子说，日本方面对中方阻止日本渔船在东海某些水域作业之事“深表关注”：“中国的舰艇驱逐日本渔船，我们已经要求中国政府允许日本渔船在这一水域安全作业。”

　　此外，日本方面又表示，2004年11月，中国核动力潜艇出现在“日本水域”；2005年9月，5艘中国军舰出现在东海油气田附近水域。当月，一架中国军用飞机出现在东海油气田附近空域。至于中国军用侦察机出现在“防空识别圈”内的次数更是“有增无减”。

    专家认同：中日应该建立危机处理机制

　　不过，山崎拓有关构建中日两国军事危机处理机制的建议得到了不少学者专家的赞同。

　　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邱震海去年撰写《中日应建立危机处理机制》一文称：“中日双方一方面存在历史问题矛盾和潜在战略冲突，另一方面又有作为东亚两大邻国的根本利益，这一利益归纳起来就是‘和则双赢，斗则两败’；而且，两国政治家若有远见卓识，就应该在潜在战略冲突和邻国根本利益之间，找出一条妥协之路，甚至尝试以后者来逐渐化解前者。

　　当然，鉴于中日之间目前的结构性矛盾，该危机处理机制不可能成为友好国家之间的信息通报和协调机制；甚至介入危机处理机制的两国有关政府部门，很可能本身就是风波中的一员。但第一时间互相通报信息，并尽力避免使风波扩大，应该成为危机处理机制中的重要因素。

　　若将中日关系中一些有待处理的要素分解成短期、中期和长期三个阶段来观察，那么危机处理机制只是短期和中期的目标之一，同时需要完成的目标还有两国的官方和民间往来不能因时或出现的种种风波而中断。

　　(冰山)

　　[专家点评]解决结构性矛盾须靠“民力”推动

　　就目前而言，中日之间的矛盾是结构性的，其中既有在历史问题上的分歧，也有随着中国崛起，双方如何处理其在亚洲定位及各自民众的情绪问题；更有未来在台湾、钓鱼岛、东海能源和美日安保等问题上发生战略冲突的可能。

     这些问题在双方民间气氛严重毒化的情况下，很可能一触即发。换言之，若没有双方民间的平和气氛，那么政治层面所做的一切，都可能因一个微小的契机而烟消云散。

　　因此，如何在结构性的矛盾中，维持一种相对平和的民间氛围，恐怕是此次中日民间风潮之后，双方在政治层面应该严肃对待的一个问题。而维持相对平和的民间氛围的关键之一，是建立一个危机处理机制，以应对两国政治关系中随时可能爆发的各种矛盾和冲突。

    [相关新闻]近半日民众认为日或卷入战争

　　日本内阁府29日公布的一份“自卫队、防卫问题舆论调查”结果显示，有45.0%的日本人认为日本有卷入战争的危险，远远超过认为没有危险的16.5%，也是历年调查中感到危机感最高的一次。

　　其中在被问及“有可能卷入战争的理由”时，77.4%的被调查者认为是因为“国际形势的紧张与对立”，29.8%的人回答是因为“联合国的功能不充分”，19.1%的人回答是因为“自卫能力不够”，17.3%的人认为是“因为有了日美安保条约”。

　　据报道，日本内阁府的此项调查自1969年开始以来，每三年进行一次。此次调查从今年2月16日到26日实施，被调查对象为全国3000名成年男女。

    [西方观点]山崎拓举例含糊不清

　　不过，西方媒体在引用山崎拓(见图)上述举例时很谨慎地强调说，日本方面所说的例子“很多含糊不清”，比如说中国侦察机出现在“防空识别圈”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因为“防空识别圈”是日本单方面划定的，与日本领空是两码事。至于中国军舰出现在东海油气田附近也属于中国的水域，不能说明中国对日本“造成威胁

    [专家分析]政治基础和共识是前提

　　中日建立危机处理机制，应该说有其政治基础，那就是如前所述，双方政治人物都认识到有责任挽救或改善中日关系。当然，光有上述这些政治基础还远远不够。针对建立中日危机处理机制，双方还必须在政治层面上达成一些基本的共识，其中包括既正视双边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又不刻意夸大这些矛盾；尤其是当因某些诱因而产生风波时，不刻意夸大矛盾，并在各自范围内尽可能地避免风波扩大，抑或在风波之后缩小其造成的负面影响，便尤其需要成为双方的基本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