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外交思想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傍霸主”的理念，认为只有与强者为伍，向弱者索取，才能维护和扩展自己的国家利益

　　外交是一门追求双赢的艺术，仅靠蛮勇和施压是搞不好外交的，也无助于日本从根本上改善与邻国的关系

　　近日从日本传来若干信息，令人费解，发人深思。其一，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9月27日接受其专访时，给人以“在今年年底之前还会参拜靖国神社”的印象。其二，9月22日，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中川昭一表示：“中国方面应当停止开采(所谓‘日中中间线’中方一侧的东海油气田)。作为与中国对抗的措施，(日本)政府委托帝国石油进行的开发正在进行之中。”又据共同社9月27日报道，中川昭一在当天内阁会议后透露，对于中国正在开发的东海“天外天”油气田，日本政府已为其冠上了一个日本名称，曰“樫”(意为“橡树”)。其三，有报道说，日本在“入常”受挫的背景下迁怒他方，鼓噪联合国修改规则，在要求削减联合国会费的同时，希望中国和俄罗斯增加会费。

　　人们不禁要问，日本当局为何在对华外交上态度如此强硬，缺乏必要的灵活性？其实，日本的上述之举绝非偶然，也不是未经考虑的鲁莽之举。只要将日本近年来在两国关系方面的所作所为联系起来分析，就不难发现其奉行对华强硬僵化路线背后的深层因素。

　　一、对中国“看走了眼”、“定错了位”

　　近代以来日本一向不把中国放在眼里，只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的逐步提高，日本才开始另眼看待中国，重视中国。但是由于它带着一副有色眼镜(坚持错误的价值观、安全观)，对中国“看走了眼”，在其国家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中将中国“定错了位”，从而对中国心存疑虑，视为“另类”，这便是日本对华采取强硬外交的原因所在。

　　冷战结束之后，日本国内一直存在着关于日本未来走向问题的两条路线分歧，即自由派倾向与保守派倾向之争。前者以“民生国家”为国家目标，对外主张国际协调主义；后者以“普通国家”(即政治大国、军事大国)为国家目标，对外主张在世界做美国的战略伙伴、在地区争取主导权。在小泉执政期间，随着一系列法案的制定及若干份带有战略性文件的出台，这场争论尘埃落定，最终“普通国家”论战胜了“民生国家”论。今天，走向政治大国与军事大国已成为日本21世纪的国家战略。在该战略中日本给中国的定位是政治上的“对手”，军事、安全上的“威胁”与“潜在威胁”。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威胁论”在日本市场大增，日本在安全领域逐步将中国视作主要防卫对象。其所谓的“依据”是：一、认为中国一直致力于国防现代化，特别是核力量的现代化与多样化，中国的国防预算显著增加且不限于公布的数额，中国的国防政策还“不够透明”；二、日中之间存在着 钓鱼岛问题；三、中国“加强”了在南沙群岛的活动，该地区的局势趋于“紧张”；四、中国“不断”在台湾周围进行军事演习。

　　日本还特别强调其认为的中国军事战略中的两个“特征”：一是中国不放弃武力解决主权问题和领土纠纷；二是中国海军的活动范围“扩大”至西太平洋“第二岛链”，即小笠原群岛、马里亚纳群岛一线。日本因此无端担心将来中国统一台湾以后，日本海上航线的大部分可能“陷于中国的控制之下”。为此日本制定了以本身力量与中国抗争、加强日美同盟制衡中国以及加强与周边国家关系牵制中国的三项对策。

　　二、信奉“霸权主义”理念

　　早在几十年前，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就曾经严厉谴责过日本的霸权行径，指出日本既有东方的“王道”也有西方的“霸道”。近代日本对邻国外交主要坚持霸权行径，当今日本奉行的外交理念依然是强权政治思想。

　　日本政府认为，国际社会是一个金字塔型的等级结构，各个国家按照其国家实力的大小、强弱、贫富分别处于这一等级结构的不同层次和位置上。小国、弱国、贫国只能在大国、强国、富国控制和左右的国际秩序下生存。当今的国际社会依然是依照“弱肉强食”、“物竞天择”的“丛林原则”而存在和运行的。因而日本极力主张建立单极世界，拥戴美国充当世界霸主，在亚太以“美主日从”的架构确立地区秩序。

　　此外，日本外交思想中还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傍霸主”的理念。日本认为只有与强者为伍，向弱者索取，才能维护和扩展自己的国家利益，使国家由弱变强。无论是上个世纪初期的“英日同盟”，还是上世纪30年代与法西斯德国结成“轴心”，以及战后“日美同盟”的建立与加强，都是这一外交理念的体现，也是近代日本“暴富”的秘诀所在。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有一句名言，“日美同盟越加强，越有利于日本开展对其他国家外交”。正是基于此，日本才敢将军舰派到印度洋，敢于出兵 伊拉克，敢于在台湾问题上和中国叫板，公然宣称台海地区是日本关注的战略目标之一。

　　三、非理性思维与极端化的价值取向影响日本外交思想

　　从政治、哲学、文化、社会学多元视点观察、分析，不难发现日本外交思想模式中存有非理性思维和极端化的价值取向等特点，如：铤而走险，不计后果；好勇斗狠、以力服人；只在乎自己的尊严名誉，视他人的生命如草芥；只追求本国利益的最大化，无视邻国的正当利益；追求安全的绝对化，不惜将自身安全建立在对方不安全之上；只记得东京大轰炸、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讳言或者掩盖 南京大屠杀、731部队的暴行等。不可否认，上述因素也是导致日本对亚洲邻国、对华外交僵化强硬的原因之一。

　　四、日本社会国民心态发生重要演变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社会陷入严重困境，经济长期低迷，政治动荡，犯罪增加，教育状况恶化。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对形势的概括是：“日本处于战后最严重的危机之中，政治、经济、社会三种泡沫均已破灭。”

　　危机导致了日本国民自信心下降，使得国民心理加速由自信向自危的方向转变，民众对强势政权、鹰派政治家的期待趋向强烈。日本政府对长期不振的经济无计可施，小泉鼓吹的改革缺乏实质性内容，因此便在外交和安全领域推行强硬政策以转移国民视线。强烈的危机意识也促使国内的民族主义意识高涨，社会上保守主义思潮泛滥，右翼势力市场扩大。日本社会的国民心态发生了重要演变。在这种背景下，政府更便于制定强硬的对外政策。

　　正常的外交宗旨，一方面是追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则往往需要退让、灵活，追求双赢。外交是一门艺术，其内容、形式和手法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日本当局应该明白，毕竟时代不同了，世界变样了，仅靠蛮勇和施压是搞不好外交的，也无助于日本从根本上改善与邻国的关系。只有平等协商，互谅互让，追求双赢，才能实现地区繁荣与稳定、本国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作者：姚文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