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山下，南川河畔，一处圆拱形的花岗岩大墓静穆屹立。墓旁摆满鲜花，寄托着青海各地干部群众的悼念、追思。

　　80多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两万余名指战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肩负使命、渡过黄河、披坚执锐、浴血奋战。英勇牺牲的数千名西路军将士中，517名英烈就安葬在西宁红军墓。

　　新中国成立后集中安葬于此

　　进入烈士陵园，拾级而上走向红军墓，最先见到一座高10.1米的革命烈士纪念碑，镌刻着“革命烈士永垂不朽”8个大字。这是朱德同志1958年在青海视察时，特意为西宁市烈士陵园题写的，饱含着这位红军总司令对西路军将士以及英勇牺牲烈士的浓浓深情。

　　“红军墓中的517位烈士，都是在西宁各地遇难的西路军将士。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后才集中安葬于此。”西宁市烈士陵园主任刘艳宏说，1955年，西宁市各族群众从杨家台、苦水沟等地，从反动军阀残害红军将士的“万人坑”中，挖出了一具具骸骨，集中埋葬和修建红军墓，让英雄安息、让后人铭记。

　　1936年10月，刚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的红四方面军总部及所属第三十军、九军、五军、骑兵师、教导团等两万余名将士，奉命在甘肃靖远地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此时，中国共产党正在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党对驻扎在西北地区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第十七路军，统一战线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没有根本改变，继续逼迫部队“剿共”。

　　由于战略局势变化，宁夏战役计划中止，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向河西走廊进军。“炮火连天响大地，我们红色的战士，英勇的武装，上前线，决战在今朝！”在空旷的西北原野上，北风呼号、飞沙扑面、呵气成冰，西路军将士们开启艰苦卓绝、血火交织的漫漫西征。

　　巍巍峨峨祁连山，风刀血剑裂骨寒。由于敌众我寡，弹尽粮绝，西征不幸失利。从1936年10月下旬至1937年4月间，在历经70余次大小战斗、歼敌2.5万余人的情况下，西路军阵亡7000多人、被俘9000多人。其中部分被俘战士经由祁连山脉，被转押至西宁、循化等地。

　　据有关部门查证，西路军被俘将士共有3000多人囚禁在青海各厂矿、煤窑、医院、剧团等处服苦役。其中“新二军补充团”是规模最大的集中营。反动军阀马家军勒令他们在西宁修桥、盖房。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被俘西路军战士每天要干10多个小时繁重的体力活，终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

　　修桥的西路军战士被强迫到刺骨的河水中打桥基、搬石头，浑身冻得发紫；盖房的西路军战士要到十几里外的地方搬运木料、石头、砖瓦，全凭肩扛人抬，累得筋疲力尽，没有喘息之机，即使大雨滂沱，身患疾病，也不允许休息。

　　忠骨英魂，万古千秋。大量西路军战士遭到马家军惨无人道的迫害。据统计，1600多名西路军战士在西宁惨遭杀害。

　　“西征虽然失败，但西路军却在广大西北地区播下革命的种子，在各族人民心中留下了深远的影响。”西路军纪念馆馆长孙孟桥说，西路军将士在河西浴血战斗，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的大无畏英雄气概，他们崇高的革命理想和舍生忘死的英雄精神，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史上。

　　“留胡节不辱”

　　他们浴血奋战，不屈不挠。

　　1937年3月，经历河西走廊失利后，身受重伤的红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率领近百位西路军战士走进了风雪茫茫的祁连山。

　　祁连山峦积雪未消，裸露的岩石阴森可怖，空气凛冽而干燥。在祁连山草岭大坂的大山根石崖边，熊厚发率领的部队同马家军的搜山部队不幸遭遇。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熊厚发没有屈服，坚决战斗。

　　经过浴血奋战，西路军将士大部分壮烈牺牲，熊厚发腿部负重伤，被敌人包围。敌人迫令熊厚发投降，当即遭到他的怒斥痛骂。

　　残暴凶狠的敌人恼羞成怒，将年仅23岁的熊厚发杀害于青海祁连县黄藏寺附近。壮烈牺牲时，这位年轻优秀的师长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工农红军万岁！”

　　他们彼此鼓励，坚定信念。

　　西路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刘瑞龙等八位西路军指战员不幸被俘，被关押在监狱中。为了狱中坚持同敌人斗争，他们建立了秘密党支部。当他们被押解到西宁后，党支部商议决定以“坚定思想、稳定内部”为任务，相约决不暴露自己原来的姓名和身份。

　　在每天放风时间，党支部的成员便聚在一起，用手指、树枝在地上划下“坚定”二字互勉；还常常一同吟唱《苏武牧羊歌》，以“留胡节不辱”“大节不稍亏”“历尽难中难，心如铁石坚”等歌词相互激励。直至被解救出狱，党支部成员没有一个人暴露身份。

　　他们巧妙施计，帮助战友。

　　西路军失利后，曾庆良、黄良诚、刘玉庭等6位熟悉电报工作的西路军战士被俘。因马家军缺少报务人员，他们被派往马家军电讯台工作。

　　1937年4月间，马家军得知西路军一支部队正在向祁连山突进的消息，便电令在甘肃梨园口驻扎的部队星夜追击，企图包围歼击。当天，刚好是曾庆良替马家军报务员值班。得知电报内容后，他与黄良诚商量，果断决定冒着生命危险扣发此封电报。“就是赌上性命，也绝不能让电报发出去。”

　　而后马家军追问起前方消息，却发现这封关键的电报并未发出。敌人觉察不对，便恶狠狠地质问他们，曾庆良平静地回答：“天气不好，干扰太大，声音嘈杂，发不出去。”

　　正是这封“十万火急”电报的扣发，不仅延缓了马家军对西路军突击部队的围剿追击，也为这支最终抵达新疆的西路军左支队的顺利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为革命保留了珍贵火种。

　　孙孟桥介绍，西路军将士们在极其艰难的条件和环境下，表现出的视死如归、忠贞不屈的革命精神和自我牺牲的高贵品质，永为后人纪念。

　　各族群众助力脱险

　　在西路军纪念馆内，一幅幅版画、一座座雕塑，讲述着青海各族群众冒险营救、掩护、帮助西路军将士的经历。

　　红五军骑兵团团长吕仁礼在高台战役中被敌人连砍数刀，头部重伤昏迷后被俘。在押解前往西宁的途中宿营时，吕仁礼寻机逃离虎口。在深山野谷中走了两天后，饥寒交迫，伤口剧痛的他，昏倒在地。

　　此时，凶恶的马家军在甘肃、青海等地疯狂搜捕、屠杀西路军被俘和失散人员，使整个河东、河西地区都笼罩在恐怖之中。

　　当他醒来时，发现自己正躺在一个50多岁老汉家中。原来老人家在野外遇到了昏迷的吕仁礼，将他背回家中。见到吕仁礼苏醒，老人家从炕洞里掏出几个热土豆给他充饥，又换下他身上的血衣。离别时，老人家再三嘱咐：“你往山上走，别往川里走，碰上马家兵就没命了。”

　　沿着山路，吕仁礼翻山越岭，体力不支时遇到一位60多岁的藏族僧人。这位僧人不仅给他送饭，还照料他治病。休养了一个多月，归队心切的吕仁礼告别老人，再次踏上寻找部队的路途。当他来到甘青交界的大通河边时，发现驻守的马家军正在对渡口过往人群进行严密盘查。

　　正当吕仁礼一筹莫展、焦虑万分之时，他找到一位40多岁土族老乡介绍了自己的经历。这位土族老乡说：“不要紧，你当我的儿子，装哑巴别开口，他们问话由我出面。”如此帮助吕仁礼平安渡河。吕仁礼后来回忆说，正是汉族、藏族、土族群众的冒险帮助，才让他实现顺利归队的愿望。

　　此时，党中央也在沟通各方渠道，全力以赴营救西路军将士。西路军纪念馆副馆长陈革介绍，据统计，从1937年5月至1938年8月期间，经过多方营救和不懈努力，共有4000多名西路军指战员，克服重重困难，脱离险境，回到革命队伍和党的怀抱。

　　逝者悲壮，生者顽强。青海高原地广人稀，部分西路军战士走散后，一直无法与部队取得联系，却始终坚守信念，等待归队。

　　红三十军副营长廖永和战斗中右腿负伤后，在一次急行军中掉队。从此，他开始了在柴达木盆地12年漂泊的艰苦岁月。

　　在艰难向西追赶部队的过程中，他和其他掉队西路军战士组成新的战斗集体，彼此搀扶。途中遭到土匪，廖永和在战斗中再次负伤。为不拖累战友，他和另一名小红军留下来，躲在岩穴中。此后，他俩流落至当地部落，参与放牧。

　　1949年9月5日，西宁解放。廖永和在距离西宁400多公里的德令哈得知消息后，找到帮人赶骆驼的机会，走了18天终于在西宁湟中找到党组织。几经核实情况，加上廖永和表现积极、立场坚定，第二年组织吸收他重新入党。

　　此后，廖永和先后担任青海都兰县县长、县委书记等职务，在昔日贫穷落后的草原，带领群众建设出社会主义新牧区。（记者李宁、张子琪、李劲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