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菏泽市曹县程楼村“第一书记”杨洪琪（左）和村民一起剥玉米，并听取他们对村经济发展的意见（2013年9月24日摄）。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 摄

　　新华网北京１２月９日电　日前结束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被称为“史上最高规格”。“最高”的表现之一，就是对扶贫实际操作者的要求空前提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脱贫攻坚实绩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在脱贫攻坚第一线考察识别干部，激励各级干部到脱贫攻坚战场上大显身手。

　　目前，全国１２．８万个贫困村已有４０多万名外派的“第一书记”，在脱贫攻坚第一线，带领困难群众找出路、想办法，向贫困发起“最后一战”。

　　这些城里下来的干部是怎么干的？老百姓接纳他们吗？他们给贫困角落带来了什么？面对着哪些艰难？且听记者来谈谈“第一书记”驻村扶贫那些事。

　　第一书记们“沸腾”了

　　不太了解扶贫的读者，可能对“第一书记”这个称呼有点陌生。今年６月在贵州召开的部分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扶贫要做到“六个精准”，其中之一“因村派人精准”，说的就是“第一书记”派驻。

　　事实上，干部“驻村帮扶”由来已久，不同地方、不同时期对驻村干部有不同的称呼。例如，江西省的驻村干部５年来换了３个头衔：新农村建设工作队队长、“三送”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山东、安徽、河南等地，“第一书记”派驻工作已经开展了好几年，还涌现出小岗村“第一书记”沈浩这样的感人典型。

　　今年，专门针对贫困村派驻第一书记作出部署，相当于在全国层面统一了这些驻村干部的名号和职责。一方面，凸显了当前脱贫攻坚战役的艰巨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央对这些“排头兵”寄予厚望。

　　驻村干部都感到了肩上职责之重。２８日晚，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的消息刚发布，记者加入的河南兰考驻村干部微信群里就“沸腾”起来，大家七嘴八舌讨论这次会议传达的精神和信号，一直到深夜零点后。

　　讨论的核心，用兰考县委办驻村工作队队长张升奇的一句话就可以总结：“同志们，冲锋的号角已经吹响，我们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

　　“这里有我的一份努力，哪天死了也欣慰”

　　解释的话，不用多说；实在的事，尤需多做。

　　六盘水市钟山区大湾镇海嘎村，贫困人口第一大省贵州的“穷中之穷”。这个村子位于贵州最高峰韭菜坪上，人均只有半分坡地。

　　有句顺口溜描述这里的生活：“坡脚喊来坡上听，走路走得脚抽筋；吃的都是洋芋饭，穿的全是布巾巾。”

　　不过，这是５年前的情形了。现在走进村子，宽敞的通村旅游公路两旁，是一排排太阳能路灯，高低坐落着的彝族村寨，灰瓦白墙，格外醒目。

　　巨变的关键是钟山区民宗局下派的第一书记杨波。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８岁的杨波满怀激情来到山村，首先遭遇的是一盆兜头冷水。

　　“这里吃水难，可是政府把水送到村里了，竟然很少有人来领。一问才知道是嫌麻烦，要连桶一起送，才会有人来领。”杨波说。

　　令他郁闷的不止这个，有村民怕修路占自家地，百般阻挠，好不容易争来的项目差点黄了。环境整治，村民一个个在家中躲懒，门捶破也不开。不少村民还冷言冷语，认为他就是下来镀个金好提拔。

　　冷水没有浇灭热情。杨波和村干部一起走家串户，开院坝会、搞夜访，同时协调一些“小、简、快”的项目，在短期内树起一两个样板。他还四处托人找朋友，面对面、手把手教村民学土鸡养殖、蔬菜种植等，当年就扶持了１０多户养殖土鸡，第二年就见了效益。村民们开始相信杨波的话了。

　　如今，村里有了农家乐，有了合作社，有了自己的绿色食品商标，２０１４年，村民人均收入达到６８３０元，是２０１０年的４倍多。而这５年多来，杨波女儿从８个月大到上了小学，他没能去开过一次家长会；父亲病危，他连夜赶回，也未能赶上临终嘱托。

　　“我至少再驻村两年。今后若来到这里，想想这里的发展也有我的一份努力，这辈子也算做了点事，哪天死了也欣慰。”杨波说。

　　“扶起老人那一刻，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再讲一个发生在“苦甲之地”甘肃的故事。

　　２０１２年２月，时任甘肃省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评审处处长的武晓岗，作为一名“双联”干部，来到临夏回族自治州和政县三谷村驻村。

　　“双联”是甘肃省自２０１２年起启动“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的简称，３年间，甘肃４０．８万名干部“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联系１．５万个村的６７万贫困户，“群众不脱贫，干部不脱钩”。

　　第一次串户走访，武晓岗来到田明家，两间低矮的土坯房，外墙已裂了口子；揭开门帘，屋内昏暗，眼睛适应了好几秒，才看清楚：一家之主田明，拄着双拐，儿子智障，呆呆站在身后。年近７０岁的母亲是全家唯一相对健康的人，她颤颤巍巍地迎上来。听武晓岗说是来帮扶困难家庭的干部，老人说了一声“党要帮我们了啊”，然后要下跪。

　　“就在扶起老人那一刻，看着她花白的头发和滚落的泪水，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一连好多天，心里沉甸甸的。”武晓岗回忆。

　　从２０１２年２月到２０１３年７月，年近５０岁的武晓岗在三谷村总共待了３７３天。他和其他两位“双联”干部，带着村干部和几十个村民代表到外地招商，先后引来中药材种植加工、树莓种植和肉羊养殖３家企业。村里耕地流转，农民就近就业。从２０１３年起，３家企业支付给村里百姓的打工工资、土地流转费等收入，总共达到５８９．３万元，人均超过２２００元。

　　田明一家无力耕种的３亩薄地被流转给中药材种植企业，武晓岗到企业给田明“说人情”，这个残疾人被破例招工，每天到车间里坐下来，拣选、捆绑中药材。虽然每天６０多元工资不多，但田明说：“过去家里地没人种，吃饭都是问题，现在不知比以前好多少。”

　　经过武晓岗和甘肃省农发办其他１０来名干部连续３年的接力帮扶，曾经贫困面达７５．８％的三谷村，如今已经基本消除贫困。

　　考核奖罚分明，肩负百姓期望

　　１１月２６日，四川达州宣布召回、调整履职不力的贫困村“第一书记”２４１名，并增派１８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到一线督战。今年早些时候，四川广元市也召回了５３名贫困村“第一书记”。两次召回反响巨大。

　　召回撤换有规可循。根据四川省委组织部建立的“第一书记”召回撤换制度，驻村期间工作不胜任、无法按时完成目标任务或违反纪律规定造成恶劣影响的，将被责令召回并在一周内另行选派；被召回人员当年不得评先评优，是递进培养对象和后备干部的取消资格，且两年内不得提拔重用。

　　到底存在哪些问题，让“第一书记”们可能被召回呢？概括起来说，就是存在“五不”现象：驻村帮扶“不想不愿”、开展工作“不严不实”、驻村职责“不明不白”、后盾单位“不闻不问”、在政治待遇上产生“不上不下”思想。

　　各地对“第一书记”权责都有明确的规定。湖南省建立了年度考核、三年验收的考核机制，验收不合格的将由原单位继续帮扶。河南兰考对所驻村面貌变化不大，或违反纪律、考核不合格的驻村干部，实行提拔一票否决。

　　考核奖罚分明，肩上背负百姓期望，“第一书记”工作着实不是那么容易干的。

　　湖南省泸溪县一位“８０后”“第一书记”章伟（化名）说：“感觉村里扶贫事项、纠纷调解，主要还是靠村支书，作为‘第一书记’只是协助村支书做一些和上级部门‘接天线’的协调、跑腿工作。”

　　这是很多年轻“第一书记”进村后要过的第一关：作为一个“都市来客”怎么尽快和当地村民打成一片。杨波和武晓岗的事例就是很好的示范，没有别的办法，就是靠脚走出来，靠耐心磨出来，靠做事做出来。

　　做事也不是那么容易，不同部门的“第一书记”拥有不同的“后盾”。往往来自“强势部门”的第一书记更容易拉来项目，而“弱势部门”的第一书记们往往采取“广撒网”“拼运气”的方式申报扶贫项目，捞住哪个是哪个。

　　“很有可能村里最想解决的是人饮工程，批下来的却不是这个。有时候村里获得了某个产业项目支持，但公路交通却跟不上来。”湖南湘西州花垣县雅西镇朝岗村第一书记石昊东说。

　　不过，困难难不倒有心人，记者采访的“第一书记”们，没有哪个畏难退步。证监会驻兰考张庄村“第一书记”孙兴文说：“这是能让自己在百姓心中留名的好事，这是一场不能失败的攻坚战，动力大着呢！”（记者李亚楠、李惊亚、张钦、谢樱、夏军、郭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