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涉嫌共同受贿380万元

　　起诉书认定，2011年海关总署发文要求对进口大理石企业进行专项稽查，深圳海关根据总署部署制定出应接受稽查的企业名单。2011年9月，深圳海关稽查处机动稽查一科科长甄某超带着黄某宁等人到深圳某石材公司和深圳市某实业公司进行稽查，发现两家公司都存在偷税漏税的问题。稽查期间，该石材公司执行董事郑某（另案处理）通过该实业公司总经理李某（另案处理），希望花钱“搞定”。李某是原海关工作人员后下海经商，在海关有不少“人脉”，于是找到甄某超和分管稽查一科的副处长黄洲洲，请求“关照”并表示愿意给付好处费。

　　经商议后，黄洲洲和甄某超提出好处费的标准为380万元。随后，李某先后将300万元现金交给甄某超（甄某超将其中的120万元现金交给黄洲洲、将其中的50万元现金交给参与两公司稽查的经办人黄某宁），另先后将人民币80万元现金送给黄洲洲。

　　在黄洲洲与甄某超等人的帮助下，最终稽查一科对该石材公司作出未发现问题的稽查结论，对该实业公司仅作出补缴部分税款和滞纳金的处理。

　　“抱团腐败”利益机制需打破

　　2014年4月，因“小三”打“小四”、“小三”发帖举报等迅速成为网络热点，“主人公”黄洲洲也进入了相关部门的视野，并被带走接受调查。黄洲洲被带走后，一度让自知“有事”的甄某超也坐卧不安。于是，为争取从轻处理，甄某超主动跑到纪检监察部门自首。最终，因在这一单稽查中涉嫌共同收受巨额贿赂，三名海关工作人员“抱团腐败”均被查。

　　深圳市检察院主任检察官张娜介绍说，本案中，出具稽查报告需要经办人员草拟，报科领导审批、处领导审批等，最终才能发出。相关人员对这种明显有问题的企业违规帮忙，就是用“利益”这个纽带，将几个环节的人员紧紧捆绑在一起，当大家互为利益依托时，就会形成攻守同盟的保护机制。“这样就成了腐败共同体，才能违规操作，且各自似乎也就放心了。”

　　而同样在2014年案发的深圳沙头角海关腐败窝案与皇岗海关腐败窝案，也都闪现着“抱团腐败”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