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最受关注的案件，莫过于苏荣、徐才厚、周永康三个“大老虎”的落马。

2014年，“打虎拍蝇”数量和速度大幅提升。

贪腐最高危人群：“50后、60后”、厅局级

新华网北京12月22日电（记者 卢俊宇）十八大以来，中央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连续通报多起领导干部违纪案例，形成了对腐败的高压态势，然而到底有多少“老虎”“苍蝇”被拍到?这些“老虎”“苍蝇”分布在哪些地域、领域?是何身份、有何共性?

新华网日前对中纪委监察部网站的“案件查处”栏目内容(2012年12月至2014年12月20日)进行了大数据整理分析，共集纳了近700名落马官员数据，查阅了中纪委网站大量新闻稿件，检索了几千篇文档，最终形成了“新华网打虎拍蝇反腐大数据交互产品”。

产品最后一部分是提供的网民交互式查询，网民只要进入这个网页就能找到想要的数据，探索贪腐的趋势和关系，可以从九个属性中选择若干，进行组合式个性化交互查询。透过数据我们可以看到：

45天内三只“大老虎”落马 9省份暂无“老虎”落马

今年最受关注的案件，莫过于苏荣、徐才厚、周永康三个“大老虎”的落马。从6月中旬到7月底，短短45天时间内，三个曾经身居高位的人物因为违纪而被查处，充分阐释了何为“法无例外”。这凸显了中央反腐的决心和对腐败零容忍的态度。

迄今为止，超过50位省部级高官被查处，副国级以上官员4人，范围涉及党政军、人大、政协、国企等多领域。从地域分布看，山西成腐败重地，其次是四川和江西。北京、吉林、上海、浙江、福建、西藏、甘肃、宁夏、新疆等9个省份暂没有省部级官员被查的官方报道。

2014年，“打虎拍蝇”数量和速度大幅提升

从该数据产品中可以发现：2013年中纪委通报被调查官员总数一百余人，而到2014年数量则提升至五百余人。

在2013年8月的时候，达到了一个小高峰，落马官员的数量级从之前的个位数跃至两位数，而这时正是十八大后第一轮巡视即将结束的时候。2013年12月，四川板块颜色特别深，这一月四川政协主席李崇禧、原雅安市委书记徐孟加、四川大学副校长安小予以及成都技术质量监督局局长孙建成、南充市蓬安县县委书记袁菱(女)等接连落马。

2014年4月份出现了第一个“高峰期”，被通报官员达五十余位；直至7月份，一直高位“运行”，平均每个月被通报官员数达四十余人；8月份到达第二个“高峰期”，也是2014年被通报官员最多的月份，整个月达七十余人。8月29日，山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白云，十二届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白恩培，山西省副省长任润厚3名省部级官员被宣布落马。8月23日，山西省常委、秘书长聂春玉及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落马。整个8月，被舆论解读为“山西官场地震月”。

鼠标滑到今年6月，6名省部级以上“老虎”落马，成为十八大以来打掉“老虎”数量最多的一个月。在这些“老虎”中，杜善学与令政策两名原省部级官员，创纪录地在两分钟内连续被通报落马。在6月30日一天之内，有4名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被开除党籍，这一速度再次创下纪录。

取得如此骄人战绩，并不是偶然。

2014年，中央巡视上演了“升级版”，巡视量更大，从去年的两轮增加到今年三轮。还添加了有针对性的“专项巡视”。除了对地方的“常规巡视”，其他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纳入“专项巡视”，如复旦大学、科技部、一汽集团等。不仅深挖，还会杀“回马枪”。

最高检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9月，全国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共立案贪污贿赂犯罪案件27235件35663人，查办案件人数进一步上升。在法院已经作出判决的1.3万多人中，99.8%被作出有罪判决。据介绍，今年以来，最高检反贪总局直接查办和组织指挥办理的省部级专案已达20件，是历史上最高纪录。

贪腐最高危人群：“50后、60后”、厅局级

在数据产品中，以2014年6月到12月被通报官员共319人作为对象，按年龄段和级别进行分析后可以发现，“50后、60后”、厅局级成为贪腐的最高危人群。其中，“50后”和“60后”分别占比近五成和近四成，厅局级占比达到2/3。

据媒体报道显示，从今年1月1日至12月12日，中纪委网站一共公开通报了486名落马官员，在这些官员中，既包括了周永康、徐才厚、苏荣这样的正(副)国级“大老虎”，也包括了33名副省部级及以上官员，还有350名厅局级及100名县处级官员，而细细一算就会发现，厅局级干部已经成了落马官员中不可或缺的“主力”了，占总数的七成以上。

展望2015反腐：为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清除“毒瘤”

尽管今年反腐成绩昭彰，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四风”病根未除，不能腐、不想腐的问题还远没有解决，防止反弹任务艰巨。面对这些挑战，党中央今年已展开了一系列部署，对反腐体系进行完善。

即将到来的2015年，中共将一手继续加强反腐，用“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一手将加快反腐制度化、乃至反腐败立法的进展，通过深化改革建立反腐长效机制，同时也通过反腐为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清除“毒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