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聊政事儿】习近平为何点名批评“利益集团”
习近平为何点名批评“利益集团”
文/党报评论君
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的讲话中,习近平不仅提出了从严治党的“习八条”,还就一些具体问题表明了立场。
在党内关系上,让人印象深刻的一条是,“党内上下关系、人际关系、工作氛围都要突出团结和谐、纯洁健康、弘扬正气,不允许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不允许搞利益集团、进行利益交换”。
利益集团、团伙帮派的现象被点名绝非偶然之事。在履新之初,习近平就表示,改革要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在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他更是严厉指出:“党内不能搞人身依附关系”,“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是哪个人的家臣”,批评了那些信奉拉帮结派“圈子文化”的干部。围绕利益结成的“圈子”,就是利益集团。今天,党报评论君为您一剖利益集团的“面子”和“里子”。
“面子”:不同款,但同类
利益集团形态各异,这些所谓“集团”,实质上都是权力做媒、利益媾和,以下几类尤为明显:
第一,亲属借风型。建立在亲属关系上的团体,联系自然紧密。有的官员要求亲属被照顾,借风经商,如刘铁男要求一些商人多带带他儿子;有的官员自己出手不便,便假亲属之手来遮蔽敛财;有的官员授意亲属经营空壳公司,借机建立“自家”权钱往来渠道。
第二,属地抱团型。我们在制度设计上要求官员“异地任职”等,极力避免“地头蛇”出现。不过,还是有少数地方的官员,腐败面积较大。比如山西、四川等地的官场地震,就是如此。。
第三,行业垄断型。利益集团,往往“靠什么吃什么”,在垄断领域表现得尤其明显。腐败案高发的石油领域、煤炭领域等等,都是如此。可以看到的是,一个行业领域的腐败不仅有金钱上的代价,更有结构上的损耗,对经济的伤害何止被贪腐的数目。
第四,秘书跟随型。周永康在位不同时期的五大秘书齐落马,都位居省部级,虽罪名各异,但都离不开“唯利”的实质。在贪腐案例中,不管是“一地一任秘”还是“一秘跟多地”,一些秘书跟上大领导也就自认抱上了粗腿,领导和秘书之间、秘书和秘书之间、秘书和领导亲属之间、秘书与其他官员之间就形成了“珍珠链”,变成了小团体。显然,他们没能做到习大大所提倡的秘书工作三字诀“清、慎、勤”。
第五,商业进贡型。在集团中,往往有商人充当掮客,成为利益集团的润滑剂。不管是明目张胆的账目来往还是暗地里的股权分红,抑或是成为“背后”的经纪人和大管家,商人进贡肥了自己、串起了集团、腐化了官员。
可见,利益集团在不同层面上构成了点、线、面、体的几何排布:点,就是利益集团中的核心大佬;线,就是堕落官员们串起来的腐败链条;面,就是腐败链条纵横织就的利益网络和腐败网络;体,就是利益集团并非一种信仰共同体,而是赤裸裸的利益共同体。
“里子”:遮遮掩掩,同食同味同病同药
利益集团总是隐蔽着,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让他们走到了一起,变得同食一碗饭、同嗅一股味、同患一类病,也只能同用一味药。
第一,臭味相投,太俗气。利益集团、帮帮派派总是嗅着利益的铜臭味而扎堆的,嗅着权力味而聚拢的,想着“进了圈子就是进了班子”,臭味相投,俗气的很。小平同志曾批评过“山头主义”;习近平也呵斥存在的“圈子文化”、小团体主义、市侩风气等庸俗一套。
第二,人身依附,太封建。商人依附于官员,小官依附于大官,就形成了关系不和谐、不平等、非常态的畸形集团。层级分化明显,身份地位明白,一级跟着一级,这种依附失去了公仆的纯粹本性,不为百姓仆但为官人奴。“我们共产党人决不能搞封建社会那种‘封妻荫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腐败之道!”“不能把党组织等同于领导干部个人,对党尽忠不是对领导干部个人尽忠”,习近平曾这样批评依附关系。
第三,带病提拔,太传染。被查官员很多因下沉一级巡视而出问题,其中有一些官员刚刚任职不久,带病提拔痕迹明显。带病提拔的,不少是因为利益集团的庇护。这样上来的官员往往对上不对下,看上级恩不顾百姓情。更严重的是,在圈子里的带病官员还有很强的传染力,让风气进一步败坏。
第四,官商不分,太模糊。亦官亦商,不官不商,角色失位。很多干部只知道自己是官员,而忘了自己首先是党员,党的纪律、党的责任、党的要求统统抛之脑后,更甚者有官的身份,还干商的活计,完全忘记“为官发财理应两道”的道理。
第五,阻碍改革,太死硬。有些党员干部为一己之私坏一国之公,相互之间抱团形成坚硬壁垒,挡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道路上,成为改革的最大阻力。因此,打通深化改革的心脉,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也不足为奇。
利益集团们“抱团取暖”,聚起来的不是温度,而是自焚的“火星子”。“面子”再怎么遮,也遮不住透着“里子”的坏。还在圈子中不出来或试图挤入某个利益集团的人得醒醒了,看看习近平开出的一味猛药:从严治党+从细着力。前者是主线,后者是抓手。“严”有治党“习八条”,“细”则落实责任于日常。若受不了猛药的威力,不如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来得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