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强大”的中纪委

（CFP/图）

　　“一般来说，上级对下级的领导权有四个：人权、事权、财权、物权。现在提出的‘两个为主’，就解决了上级纪委在事权和人权上的领导问题。”

　　“现在发现线索以后，除了向同级党委汇报，还要向上级纪委汇报，那么哪个书记敢压？”

　　2014年7月13日，中纪委监察部机关举办了第三届篮球赛。球场上，纪检干部们在三十多度的高温中酣战，家属们在一旁叫好加油。球赛还未完时，一名重要球员突然下场，他要赶火车去外地办案。

　　对中纪委的干部们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没有加班的周末，可以和家人一起娱乐。一位接近中纪委的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过去一年多来，中纪委办公楼里不少办公室常常深夜还亮着灯。

　　不断刷新的落马高官数据，足以体现中纪委的战斗力。自中共十八大至2014年7月21日，37名副省部级以上官员被查处，其中副国级2人，中央委员2人，涉及党政军、人大、政协等多个领域。

　　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在中纪委网站访谈时总结，目前“查处干部之多、涉及领域之宽、行动密度之大、问责力度之强，应该说是空前的”。

　　不到两年时间里，王岐山主政的中纪委用行动刷新公众对纪委的刻板印象，一个改革开放以来“最强大”的纪委形象呼之欲出。

　　与打虎同步进行的，是“机构、编制都没有增加”的纪检体制改革。随着纪委职能和内设部门的大范围调整，中纪委到地方纪委系统办案力量迅速扩充。更为重要的是纪委垂直领导的加强，令同级监督在上级纪委领导强力介入下而日益做实，纪委书记在地方党委常委序列中的地位也得到提高。

　　纪检系统的上述变化，有学者评价为“近30年来最具震撼力的大变革”。纪委强权的声音，不断被媒体提及。不过中纪委一位人士并不认可。“强化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在外人简单看来是强权，但实际是把党章规定的纪委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了。”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说。

　　中纪委副书记杨晓渡也认为，纪委最近的转变，“实际上是向党章回归，是向党对纪律检查机关的基本要求回归”。

　　“平安着陆”不再平安

　　6月30日，中纪委通报，已退休的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被开除党籍处分并被移送检察机关，之前，曾主政甘肃、江西等地的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被查。一个月内，两个“大老虎”先后落马。

　　事实上，十八大以来，中纪委一直吸引全国的目光，不仅“打老虎”马不停蹄，范围也不断扩大，从在职官员延展到“大老虎”、退休高官以及纪委内部人。

　　一名官场观察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过去官员只要顺利到更高一级的人大、政协任职，或者到届退休，就算“平安着陆”。如今不行了，只要有问题暴露，纪委照查不误。

　　南方周末记者统计发现，一年多来，在人大、政协任职副省级以上官员有14人受到查处，政协有11人，成为落马最密集的领域。

　　对于过去的腐败呆账，本届中纪委显示出零容忍的态度。根据官方信息，37名落马的副省级以上官员的违法违纪行为多发生在十八大前或上一个职务，属于“腐败呆账”。

　　梳理本届中纪委已经公布的反腐案例，方法上的创新可圈可点。最典型的莫过于过去已经存在多年的巡视工作。本届中纪委将“巡视”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使之真正成为对腐败官员的“杀器”。目前落马的副省部级以上官员，多数来自中央巡视组在地方的巡视成果。

　　过去纪委的通报批评一般不点名，只有当事官员的家人、同事知道，实际警示效果十分有限。此次从中纪委到地方纪委，对干部违纪行为均直接点名通报，毫不遮掩，形成“坏事传千里”的震慑效果。

　　“通奸”最近成为热门词汇。这个词过去极少在通报官员违纪中出现，往往用“生活腐化”等词语模糊表述。但在最近的中纪委通报中，“通奸”一词频繁出现，国家信访局原副局长许杰、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中央政法委办公室原副主任余刚等人都有此类行为。这一词汇蕴含强烈的道德谴责，与它联系在一起的官员，其社会道德形象往往瞬间倒塌。

　　7月16日，中纪委查处通报中，又出现了一个热门词汇：“行政降级”。江西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赵智勇因严重违纪，从副省级待遇一降到底，成为科员；云南省委原常委、昆明市委原书记张田欣则从副省级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中纪委网站显示，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已有十多起违纪干部被降级处分。一纸“降令”，让官员几十年奋斗得来的级别待遇化为乌有。

　　给官场以更大震慑的，还有本届中纪委“突然袭击”式的查处速度。6月27日，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在工作中被直接带走，头一天他还曾主持会议并到广州市天河区进行调研，相关报道还出现在当地报纸头版。7月20日刚被查处的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天津市公安局长武长顺也是在工作中被直接查处。从风光无限的领导岗位瞬间跌落，对官员的心理震慑不言自明。

　　官方数据显示，仅2013年，受到党政纪处分的已经有18.2万人。此外，2013年，全国受到党政纪处分的县处级以上官员达6400人，比2012年增加36.3%。

　　突破“同级监督”困境

　　今年3月，中纪委宣布重新组建组织部和宣传部。这意味着以往纪委系统最为头痛的“同级监督”难题，正在被破解。

　　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说，纪委过去在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的双重领导之下，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特别是人财物都受制于同级党委，几乎不可能对其进行有效监督。

　　四川省纪检系统一名官员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过去，地方党委对同级纪委的影响特别大。查办案件方面，要先向同级党委报告，党委书记让查才能查。“为了地方经济发展，地方纪委不允许一天到晚查案子，不查案子纪委就没事做，只能参加些议事协调机构，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

　　7月15日，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谢春涛也称，“过去有的人不把纪委当回事。因为纪委发现案件线索要向书记汇报，书记有可能压下来。”

　　十八届三中全会相关决定，从顶层设计上直面“同级监督”的难题。该决定要求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更重要的是，该决定提出“两个为主”：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

　　一般来说，上级对下级的领导权有四个：人权、事权、财权、物权。反腐问题研究专家李永忠说，以前上级纪委只有一点事权，就是部署反腐工作做什么，但事情怎么做，通常由同级党委来决定。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中，四个权力只占了半个。

　　“在财权、物权领导还有困难的情况下，最重要的人权、事权归上级纪委，也可能改变原有的领导体制。现在提出的‘两个为主’，就解决了上级纪委在事权和人权上的领导问题。”李永忠说。

　　在他看来，中纪委和省级纪委成立组织部，就是要解决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权、考察权具体化，通过什么样的程序等细节问题。这些落到实处，对同级党委特别是常委会成员的监督，就不再是“坐而论道”了。

　　辽宁省委常委、纪委书记王俊莲也认为，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由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让地方纪委对同级党委监督时就不会有太多顾虑。

　　“现在发现线索以后，除了向同级党委汇报，还要向上级纪委汇报，那么哪个书记敢压？”谢春涛说。

　　这一改革尚在进行中。四川、浙江、湖北的基层纪委官员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目前纪委书记的提名权还没有在地方落实，有待执行细则出台。

　　作为这一变化的后续反应，纪委书记在常委中的地位也有所变化。2014年4月，湖北省出台规定，市县纪委书记不论资质一律排名在副书记之后、其他常委之前。湖北省纪委书记侯长安认为，“这种排序无形决定了你在班子中说话的分量。过去尤其是很多纪检组长排名很靠后，在开展监督执纪工作时很难有底气。”

　　减少副业，深耕主业

　　在解决同级监督难题的同时，十八大之后，中纪委在职能和内设部门出现大范围调整。

　　由于“打老虎”任务繁重，中纪委办案力量迅速扩充。2014年3月17日，中纪委官网宣布，再增两个纪检监察室，总数达到12个，新增一个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并对办公厅、预防腐败局等6个部门进行整合。

　　中纪委副书记陈文清在中纪委网站介绍，12个监纪检监察室占中纪委27个内设机构的将近一半，每个室配备人员30名，设立4个处。改革后，直接从事纪检监察业务工作的人员增加了100多名。

　　5月26日，中纪委副书记杨晓渡透露，中纪委增加4个纪检监察室，没有增加编制、机构和人员，主要是机关通过盘活存量、内部挖潜实现的办案力量增长。

　　各省市区纪委纷纷跟进。湖北省纪委已将纪检监察室从5个增加到8个，主要查办由省委管理的党员干部即市厅级干部以及其他由省委任命的干部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

　　据中纪委官网消息，截至今年7月，中国内地31个省级纪委纪检监察室总数达到231个，新增61个，增幅达36%。按照方案，绝大多数省级纪委纪检监察室将增至7至8个。

　　曾几何时，以反腐为目标的监督，很难成为纪委的日常工作重点。

　　辽宁省纪委书记王俊莲曾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过去纪委管的事情太多，战线拉得太长。一百多个领导小组，一个小组一个会加起来都一百多个会，有的人一年老是在开会了。”

　　黄贵新是湖北省民政厅纪检组长。一年多前，他还兼任着三十多个协调小组成员，大量时间用于参加各类协调会。他说，“每周参加二三次协调会都算是少的”。

　　在地级市，市直部门的纪检组长也将大量精力用于单位日常工作。一位地市级纪委书记发现，“有的纪检组长从来没查过案子，主要承担副局长的角色。”

　　“纪委原来分工和参与协调的工作太多。”陆群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过去纪委职能错位，混淆了党委政府及其部门的主体责任和自己的监督责任，本应充当裁判员角色的却同时兼任运动员。

　　李永忠认为，纪委这三十多年走的是不断扩大外延而缩小内涵的路。本是党内监督专门机关，监督不了同级党委就只能变成办案机关。办案时只有查处下一级甚至下两级才比较顺利，于是就变成了纠风部门。而纠风遇到阻力就去执法检查，执法检查再有困难就去效能监察。纪委的外延不断扩大，做了很多管不好也不该管的事，结果什么都没管好。

　　中纪委副书记杨晓渡把上述情况总结为，“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

　　2013年，中纪委把参加的125个议事协调机构清理至14个，不再涉足一般行政部门的事务，也不再混同一线业务部门工作。各省份随后也对所参与的议事协调机构进行精简，平均减少65.8%。

　　上行而下效。“辽宁省纪委参加的131个协调机构，退出了120个，只留下了11个。”王俊莲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强权”与“回归”

　　高压反腐和纪委职能的大范围调整，让部分学者做出了“纪委强权”的解读。

　　但湖南、四川、湖北等地受访纪检官员，更愿意将其视为纪委职责的回归近一年多来各级纪委的机构调整改革，都是履行纪委本来的职能。

　　按照中纪委的改革部署，今年上半年，各省级纪委相继进行内设机构调整，明年地级市纪委将完成机构改革，后年改革将推进到县市。

　　中纪委的改革，引发连锁反应。7月19日，浙江一名纪委官员透露，当地纪委还没开始机构改革，但办案数量明显增加，最近当地办理了多起官员的“作风案件”。

　　各地检察院和法院工作量也相应增加。中部某省一名检察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纪委案子办得多了，移送到检察院的案子相应也增多，工作量大增。

　　人还是过去那些人，为何本届中纪委爆发出“史无前例”的巨大战斗力？

　　人民大学反腐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虽然人力资源没有改变，然而案件查办的权威资源即反腐败的权力来源发生了根本改变，这种源自最高领导人推动的反腐败动力机制无疑是当前“老虎”纷纷落马的原因所在。

　　“在政治体制与反腐败体制机制未能全面改善的条件下，权威推动无疑是反腐败最为直接、有效的策略选择。”他说。

　　7月16日，2014年第二轮巡视工作正式启动，涉及广西、上海、浙江等10个省份。不到两年时间内，除中央机构外，地方31个省份已经实现巡视工作全覆盖。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出席动员部署会时强调，哪里问题集中就巡视哪里，谁问题突出就巡视谁，巡视过后再杀个回马枪，给党员干部以警示，发挥更大威慑力。

　　从中纪委的动作来看，目前仍处于治标关键期。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党的纪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高波称，这一方案为从严治党、从严治标提供持续有效的强力支撑。

　　在李永忠看来，经过一年多的反腐推进，目前的局面好看了，已经形成了反腐高压态势。当施压到一定程度后，需要通过深化改革，积极并稳妥地启动减压阀，变阻力为动力、化消极为积极。

　　他表示，多年来纪委缺位的根源，还是苏联模式、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同体监督的纪检体制。要根治腐败，还是要靠权力结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