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一张“十几名城管队员围扫一小块街道”的照片，将信阳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支队卷入舆论的风口浪尖。事实上，这不过是被网友质疑作秀的事件之一。更多陷入此类争议的是官员，例如今年3月四川叙永县委书记上街大扫除，抚顺市委书记王桂芬乘坐公交，以及1月大理市委书记带头清扫厕所等。

针对官员在基层劳动或体验遭遇的习惯性质疑，复旦大学传媒与舆情调查中心副主任周葆华认为，这与当前舆论场中普遍存在的不信任不无关系。而在武汉大学信管学院教授沈阳看来，只有形成官员行程的规范化、日常化的信息公开，用更贴近公众的视角进行报道，才有助于官员与公众沟通。

网友质疑作秀，官员“喊冤”

在河南信阳与四川叙永的两起个案中，主角均是亲身上街参与环境整治活动，只不过信阳城管支队是为了“创卫”，而叙永县委书记王波上街打扫卫生是为了“争创省级环境优美示范县城”。

虽然二者在行政级别上有明显不同，但并不妨碍网友对二者同样批评作秀。

在信阳的个案中，该市城管行政执法支队办公室吴主任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为网友误读一张并非所在单位主动发布的照片感到委屈。他说，当时自己和同事不仅不是摆拍，也无自我宣传的意思。

有意思的是，在叙永的个案中，该市宣传部门也曾“喊冤”。按照其工作人员的说法，这亦并非一张官方发布的照片，甚至在见报之初，他们都不清楚照片的来源。

就叙永县委书记上街大扫除，刊发媒体的采写记者对南都记者称，照片是由当地城管部门为在报纸发布专题报道而提供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与信阳的个案类似，都是“躺着中枪”。

“对于常见的现象，网民一般不会质疑；对于不常见的、偶发的现象，作为小概率事件，网民的质疑在情理之中。”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支庭荣教授对南都记者分析，退一步讲，一些活动提前策划或者事先安排都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何做得合情合理合法，入时入眼入心”。

官民互信需开放沟通模式

在环境整治活动中被质疑的，还有今年1月13日，大理市委书记褚中志在“全州大清洁”中带头清扫厕所。在当天这场全市范围内约33万人参与的环境清理活动中，褚中志以一种“哪里脏，我们就去哪”的姿态，“与另几名工作人员走进桃源码头的旅游厕所”，结果同样遭质疑。

当地一位报道此事的记者后来向南都记者回忆，褚中志当时去打扫厕所，更像是一次“临时起意”，原本，其行程安排中就有去桃源村桃源码头进行清扫活动，只是这个过程中偶然发现厕所较脏，于是就过去打扫。但从网友的评论可以看出，此事经媒体报道后，令网友好奇或者说感到反差之处，就在于他后来去扫了厕所，这显然与民众印象中的官员形象形成鲜明对比，自然很容易引起联想和解读。

类似地，还有2月7日宁夏官员扫雪的照片。虽然网友将“两个战士的推铲均在三位领导后面”解读为“不出力”，但电视画面显示，领导的推铲前后曾不时变换，并非是由其他人推着走的。

对此，复旦大学传媒与舆情调查中心副主任周葆华认为，网民的这些“习惯性质疑”，并非反对官员本身亲民或做实事，而是源于“当前舆论场中普遍存在的不信任”，正因为长久以来官民之间缺乏互信，才使得一些官员在基层(参加劳动这样的)行为极易被理解为作秀。

除了上街大扫除外，另一种容易调动网友神经的领导秀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2008年，安徽阜南县王家坝镇村民郑继超三个月被各级领导慰问七次的经历，使得诸如走访、慰问极易陷入“选择性亲民”的猜测。相比之下，乘坐公交出行则更朴实——— 既低碳环保，又可与普通民众面对面沟通。

从去年记者采访偶遇郑州市委书记乘地铁，到抚顺市委书记王桂芬坐公交，相关案例不时涌现。

周葆华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分析，在如今社会化媒体的环境下，舆情表达主体和平台都日益多元化，传统的官方媒体、都市化媒体、网络媒体、自媒体等都可以设定议题和框架，竞争话语权，“在这样的舆论背景下，以封闭管控、正面报道为特征的旧宣传模式应不断创新，走向更为开放、多方沟通的新模式”。

话语体系也要变

“一个地方领导下基层，往往大半年或一年报道过一次之后就没有下文，其实这类行为常态化，公众慢慢也能接受。”针对官员各种下基层体验活动屡遭质疑，长期从事互联网舆情分析研究的武大信管学院教授沈阳对南都记者称，关键是要常态化，“现在的问题是，当部分领导受到质疑就不敢坚持自己的行为”。

据悉，在郑州地铁站被记者“偶遇”之前，吴天君在2011年还曾因“赤脚排涝”引起过网络关注。《南方周末》报道，此后吴对这类报道心有余悸，坚决不许当地媒体报道他骑自行车走街串巷的事情。

在支庭荣看来，要化解网民的质疑，最好的做法就是让下基层和联系群众常态化、制度化。这是多位接受南都记者采访的新闻传播和舆情专家的共识。

在这个过程中，信息公开非常重要。沈阳教授就建议，可以尽可能地将领导干部的日常工作行为予以公示，“特别是形成规范化、日常化的信息公开，这将有助于官员和公众的沟通”。

除此之外，话语体系的改变也变得很重要。“不应完全从领导的形象塑造角度进行报道，而应该更多地从民众的感受以及下基层的实际效果等角度报道，需要有更多元的话语叙述。”沈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