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学生占领“立法院”的“太阳花学运”已持续数天，在媒体镜头中最活跃的几个人，被称为这次运动的“灵魂人物”，包括台湾大学政治研究所学生林飞帆以及“清华大学”社会所学生陈为廷、黄郁芬等人。台湾中天新闻称，这几个“学运领袖”并非“政治稚鸟”，在台湾社运界，他们被称为“90后旗手”，近年来岛内重大的社运活动中，都有他们的身影。

总指挥“一文一武”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这场学运多数时间由林飞帆、陈为廷发号施令，他们轮流指挥现场人员与场外联系，并随时说明警方动态，黄郁芬则担任发言人，一一回答媒体质疑。三人堪称这场行动的“灵魂人物”。

现年25岁的林飞帆出生于台南。2008年11月，大陆海协会会长来台时，警方对台湾抗议群众的执法遭绿营批评，一些学生为此静坐抗议，开启“野草莓运动”。当时还是成功大学政治系学生的林飞帆，在成大开辟“野草莓学运”台南战场，这成为他的“政治启蒙”。不久后，林飞帆组织成立“零贰社”，先后参与华隆罢工案、反“旺中”案及“大埔拆迁”案抗议活动。2011年，林飞帆及“零贰社”联合台南几所学校，在成大校园里举行“反国光石化游行”，是成大20年来第一桩校园大游行。不过，林飞帆真正成为学运“标志性人物”还是2012年。当年7月，林飞帆为了反对所谓“旺旺中时集团”对学者黄国昌和学生陈为廷的“打压”，率领学生发起“反旺中游行”；随后又率学生团体于9月参与“反媒体垄断大游行”。在这几次抗议行动中，站在学生团体第一线的林飞帆对于抗议场面、群众情绪掌控纯熟，令人印象深刻。

作为林飞帆“最佳搭档”的陈为廷名头更响。据台湾东森新闻报道，陈为廷出生于台湾苗栗，父亲在他出生前3个月就因车祸过世，母亲也在他13岁时因癌症病逝，父母早逝令他常对时事愤愤不平，热衷学运与社运。从“野草莓运动”开始，陈为廷几乎参加了岛内历次重大社会运动，包括反学费调整方案、华隆罢工事件等，并逐渐成为“学运领袖”。2012年12月，陈为廷赴“立法院”参与听证时，当场痛骂“教育部长”蒋伟宁“伪善、满口谎言、不知悔改”，令岛内舆论哗然。2013年7月，苗栗县大埔里居民反对政府区段征收与强制拆除房屋而爆发抗争事件，苗栗县长刘政鸿赴现场劝解。陈为廷当场向刘政鸿丢鞋表达愤慨，这令他“一掷成名”，但也被一些媒体批评行为“暴力脱序”。3月18日学生包围“立法院”行动当晚，陈为廷喊出第一声“冲”，成为此次学运的肇始。偏绿媒体三立电视台称，林飞帆个性成熟稳重、头脑冷静，能清楚判断时局，整合各界意见；陈为廷则是热血少年，敢言敢冲，善激励人心，两人可谓“一文一武”。

作为此次学运发言人的黄郁芬，是陈为廷的师妹，也是黑色岛国青年阵线创始成员，这两年参加过十几场社会运动。据台湾“新头壳”网站报道，22日，“行政院长”江宜桦到“立法院”探视静坐抗议学生，黄郁芬作为对话代表之一，直呛得江宜桦“唯有一脸苦笑”，为她在抗议学生中赚得高人气。

多为民进党外围分子

除了以上“灵魂人物”，“太阳花学运”参与学生中还有一些“特别人物”，他们就是绿营政治人物的子女。前“总统”李登辉办公室主任王燕军之子王云祥，不仅参与运动，而且专门负责场内外的通讯设备，时常穿梭在议场内。就读台湾艺术大学三年级的王云祥过去参与多次社会运动，父亲王燕军最近还前往议场探视他。但王云祥说，希望媒体别把焦点放在他与父亲的关系，应多关注服贸议题。

议场另一焦点是台北大学法律系女生赖品妤，她站在椅子堆起来的“堡垒”上与警察对峙，“女汉子”形象吸引众多媒体拍照，后被媒体发现她就是民进党前“立委”赖劲麟的女儿。今年22岁的赖品妤热衷社会运动，之前因洪仲丘案和反媒体垄断多次走上街头。赖品妤毫不讳言自己未来可能从政，她说，“从政是一条不排斥的道路，当幕僚也是一个很棒的选择”。

有岛内分析称，林飞帆、陈为廷、黄郁芬等“学运领袖”，都不是单纯在学校读书的学生，而是一进入学校后就不断上街头抗争，成为“街头运动常客”、“职业抗议家”，他们也都是民进党的外围分子。民进党一向重视校园工作，比如在台北大学，好几个和“台湾”、“乡土”有关的学生社团，都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亲绿社团，许多岛内年轻人也认为，民进党的青年政策比国民党要有趣。

从政的终南捷径？

岛内近年“盛产”年轻社运人士，缘自台湾不断僵化的政治格局，年轻人从政之路越来越窄，不得“另辟蹊径”借力于公民运动，而这一切与上世纪90年代的“野百合运动”很相似。1990年3月，数千名来自全台的大学生集结在中正纪念堂广场上静坐，提出“解散国民大会”、“废除临时条款”等诉求。借着运动，一大批青年学生跻身政坛，包括民进党的林佳龙、郑文灿以及不久前刚辞任“行政院”发言人的郑丽文等人。他们的经历令不少青年学生认为，学运是走向从政之路的终南捷径。于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有样学样，纷纷挥起“学运大旗”。

不过也有岛内分析称，相较于“野百合一代”，现在年轻一代更热衷追逐名利场，这使得其政治参与的冲动性、功利性更强，同时现代通讯技术的发达，令社群集聚更便捷、迅速，导致青年社运的组织性降低、破坏性增加，此次“太阳花学运”出现的暴力场面和负面集聚效应，就是最好的印证。(环球时报 本报驻台北特约记者 萧师言 本报特约记者 李名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