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外交部长李肇星卸任后的首部外交回忆录《说不尽的外交》18日出版发行。书中披露了诸多外交内幕，包括李肇星任驻美大使期间，如何逼迫美国总统就“炸馆事件”书面道歉。2006年，李肇星与时任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在厕所里的对话，被媒体冠以“厕所外交”，此次对话的细节也在书中首次披露。

写书过程中，李肇星给自己定下了要求———“避免官话，写一本老百姓看得懂、读得进的书”。

回忆录结构参考中国外交布局

该书另有一个副题———我的快乐记忆。书中，李肇星回顾了自己近半个世纪的外交生涯，既有在北大西语系上学期间，辅导朝鲜同学、后来成为朝鲜副外长的姜锡柱学英语的往事，也有他初到肯尼亚任使馆职员时，为使馆索回地皮税的故事，还有他如何处理中美间炸馆事件、坠机事件以及在台湾问题上的外交智慧。

据出版社介绍，李肇星原本按照时间顺序记述自己的外交故事，后参考了外交部同事和出版社编辑的意见，决定按照中国的外交布局来建构全书内容。

用三年时间“回归正业”

在书的后记中，李肇星写道：“读者喜欢是我的心愿，也是我的快乐。”这篇后记写于2013年12月3日夜。李肇星是在新西兰奥克兰飞广州的南航班机上完成了后记，并用传真发给了出版社。

在后记中，李肇星介绍了写外交回忆录的缘起。四年前，他在大学和年轻人聊天时，有同学表示读过李肇星的诗集、散文集，可没有外交方面的书。李肇星说，这些同学的话像批评我“不务正业”。

据了解，“回归正业”这本书用了3年多时间完成。部分书稿是李肇星手写完成的。“避免官话，追求可读性”是李肇星本人和编辑的共同原则。为了力求准确，李肇星还找过不少老同志一起回忆，也会请年轻同事跑档案馆核实信息。

摘录

“逼”出来的美国总统道歉

也许美国政府感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压力，态度慢慢发生了变化。5月9日，克林顿就“炸馆事件”给江主席写信，表示“对发生在中国驻贝尔格莱德使馆的悲惨场面和人员伤亡表示道歉和诚挚的哀悼”。克林顿还希望在江主席方便的情况下通电话。

克林顿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决定在白宫会见中国大使。5月13日，我和刘晓明公使、何亚非公参一起去白宫。出发前，我们带了一本吊唁簿。

一坐下来，克林顿就郑重地要求我转达他对遇难者家属的道歉和慰问。我允予转达，又明确表示：这三位遇难同胞不只是他们父母的儿女，还是中国人民的儿女，所以总统先生应该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道歉。我还一字一句地说：“中国人特别重视白纸黑字，所以请总统先生将道歉写下来。”随后，我将带去的吊唁簿交给克林顿。

克林顿沉默了一会儿，拿起笔在吊唁簿上写下了一句话：“对死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对其家属和中国人民表示真诚的歉意。”

签名后，克林顿对我说，他心情格外沉重，愿再次向中国政府和人民及死难者家属表示深切的哀悼。他和美国人民都对这一事件深感不安，这绝不是美国和北约蓄意所为。他保证，美国将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并及时公布调查结果。

不知什么原因，这件事被美国报纸知晓并予以报道。报道说，克林顿在吊唁簿上写了道歉词，且附有照片为证。有家报纸添油加醋，评论说李肇星逼克林顿写检讨，美国总统像个犯了错误的小学生在老师面前写检讨。

——— 摘自李肇星《说不尽的外交》第一章

与日本麻生外相的“厕所外交”

有一阵，中日关系因日本首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搞得很僵，两国高官甚至不便安排正式双边会见。2006年7月27日，我出席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和东盟与中日韩(“10+3”)外长会议。日本外相麻生太郎也来了，但我和他之间没有任何“双边”会面安排。

在一次会上，我发完言，离开座位出去“方便”一下。哪知道日本人很细心，一下子就发现了这一“情况”。麻生带着秘书很快跟了出来。后来听说，他让秘书把住厕所的门，不让其他人进，自己赶紧进去找我。

麻生用英文对我说：“外长先生，我们好好谈谈。中日关系这么下去对双方都不利。”

我说：“那是你们的问题，责任在日方。你们凭什么一而再再而三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你们首相为什么要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日方在这个问题上不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做出一个合理交代，中日关系就难以恢复正常。”麻生表示听懂了，理解了……

这次在特殊场合进行的计划外的交流效果还不错，为两国高层恢复接触开了个头。

后来，不知道日本媒体怎么打听到了这件事，报道说，麻生和李肇星在双方都“方便”的地方进行了方便有效的双边沟通。这个故事被演绎为中日外长的“厕所外交”。

———摘自李肇星《说不尽的外交》第九章

趣事

希拉克夫人吃国宴吃到撑

李肇星在书中透露，自己在任外交部长时，参与和推动了几项礼宾改革。

2004年10月，胡锦涛在钓鱼台国宾馆养源斋宴请来访的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及其夫人。当时的国宴标准是四菜一汤。希拉克夫人刚用完第二道菜就说饱了。

总统夫人很为难，觉得不吃剩下的两道菜，是对主人不尊重；吃的话，自己又难受。四道菜终于上完后，她说：“感谢上帝！”

李肇星在书中回忆，菜上完后，还有点心与水果。当时，李肇星说：“这两道不算菜。”希拉克的夫人无奈地摇摇头。宴会后，李肇星找礼宾司商量，国宴的菜是不是多了？

据他在书中透露，当时中国的国宴剩菜多不是第一次。只有法国总统夫人比较坦率，说了出来。这件事后来又经过讨论，商定将国宴改为三菜一汤，不上白酒，除非客人要求喝白酒；一般宴会时间由1小时15分钟压缩到1小时；席间乐由12首减到10首。

戈尔巴乔夫：我们没有个邓小平

书中多次提到邓小平。有一次李肇星作为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的特使出席美国前总统里根的葬礼。回程的飞机上，他碰巧和苏联前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同坐一趟飞机。

李肇星和戈尔巴乔夫聊起来。在聊了一些轻松话题后，李肇星问：“多年来，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中国朋友一直特别想知道，为什么那么大的苏联，那么强的社会主义大国，在短短的几年内就解体了？”

戈尔巴乔夫犹豫了片刻，面色凝重地说：“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告诉你的是，在各国领导人当中，我最敬佩的是邓小平先生。而我们那里没有个邓小平。”

“李外长影响了我的睡眠”

李肇星在书中关于朝鲜的章节还讲述了他与朝鲜外务省原第一副外相姜锡柱在北大学习期间的趣事。

1963年，李肇星在北大上大三。系领导让他为一位在北大留学的朝鲜同学辅导英语。这位朝鲜同学就是后来任过朝鲜第一副外相、内阁副总理的姜锡柱。

2004年3月，李肇星作为外长访问朝鲜期间，同姜锡柱再聚首。某日晚上，姜锡柱在宴会上发言，回忆了这段大学时光：

“40年前，我和李外长在北京大学同屋，不好意思说，有时还挤一个被窝……老同学也偷懒，不愿意起身到门前拉灯绳关灯，竟把灯绳拴到自己的脚指上，用脚关灯。但关灯入睡后，灯绳还经常拴在他的脚上。李外长翻身或伸脚时，灯就时灭时亮，影响了我的睡眠。”

姜锡柱还打趣说：“我学得不如预期好，可能与此有关。今天我的老同学是外长，我还是副外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