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国领导人的书中乾坤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杨梅菊 实习记者 徐韵 发自北京

　　8月19日，一名读者在北京王府井书店翻阅《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本报记者赵环宇/摄

　　尽管这已经不是朱镕基的第一本书，但8月12日首发的《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依然在这个夏天掀起一股热潮。

　　这一幕，与此前诸位高官出书后形成的旋风效应并无二致。透过卸任国家领导人的讲述，中国政治的神秘色彩和重大决策的出台过程，也渐渐变得清晰起来。

　　当然，领导人出书的意义，在于怀古，也在于思今。领导人出书如何策划、如何送审？出版的台前幕后有何特别之处？出书的时机是否别有意味？紧随而至的谜团又往往引来外界的各种解读。

　　由于朝内大街的旧办公楼将要拆迁，人民出版社临时在隆福寺街借用了一座办公楼。从去年5月到现在，《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的大半出版工作，都在北京的这座小楼里低调而有序地进行。直到8月初新书出版之前，关于退休整10年的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第三本新书，硬是没有任何信息“走漏”。

　　作为一家老牌权威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历来承担着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著作的出版工作。建国以来，毛选、邓选、江选等都曾作为政治出版任务由该社负责。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传统也渐渐发生着变化。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其他一些出版社(如中央文献出版社)，也开始出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

　　不过，或许正是得益于六年前人民出版社负责人主动找到朱镕基办公室提出为这位极富人格魅力的政治家出书的意向，双方一拍即合，才有了后来包括《朱镕基答记者问》、《朱镕基讲话实录》以及今天备受瞩目的《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

　　“做减法、不做加法”

　　6年，三本书，平均每本两年。也许是一种巧合，朱镕基系列书籍在时间上呈现出一种早早谋划好的沉稳步态。但事实上，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告诉《国际先驱导报》，每一本书的出版都是“边做边想”做出来的。《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早在2011年《朱镕基讲话实录》出版后就已开始运作。按照此前两本书的惯例，意向达成后，该书先是由朱镕基身边工作人员、有关方面的专家以及人民出版社抽调的两名编辑共同组成文稿编辑组，对其当年在上海履职时，于各个场合发表的讲话、谈话的音像资料、文字记录进行搜集、整理与编辑。

　　由于朱镕基出书的原则是，由秘书班子代笔起草的讲话书面稿、已公开的政府工作报告等一概不收，于是资料收集主要针对散见于各种场合的即席讲话，经过大量搜集整理工作，形成的原始文稿近300万字。此后，编辑组又经过近两年的整理、核实、删减，最终于今年5月下旬定稿，42万多字被挑选入书。据黄书元介绍，文稿挑选本着朱镕基提出的“做减法、不做加法”的原则进行。全部出自朱镕基当年讲话，未添加任何新东西。

　　随后，近500册样书稿根据朱镕基的指示，送至中央领导同志以及各部门、各地区负责同志征求意见。7月初，编辑组对反馈回来的意见进行了认真研究，提出采纳建议，报朱镕基同意后，对书稿进行了修改完善。同时送至出版社，开始该书的正式编辑加工阶段。这一阶段，该书的基本内容已经不再作变动，出版社编辑的主要工作是对文稿中的人物、数据、名称、史实作进一步核实，并对文稿中的文字、语言差错进行校对修改。

　　为出版该书，人民出版社更是抽调骨干力量，特别成立了“项目组”，内又划分为编辑、出版、发行、宣传四个小组，抽调各部门精英人手参与运作。前后共有近20位责编和相关领域专家，用20多天时间，对文稿进行了三轮审读校改，对事实、数据、人物和名称等都进行再度核实。另外对于一些字词的用法也进行了进一步统一规范。

　　由于领导人出书较为敏感，故而应经历严格的送审程序。但在黄书元看来，从人民出版社经手的众多领导人书籍看，除了程序上的硬性规定，领导人出书实际上并未在审查程序上有太多的特殊性。以《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为例，言论尺度的把关和审核的第一步其实早在朱镕基办公室编辑组对书稿进行筛选和第一轮把关时就开始了，42万字的内容确定后还分别送各级领导、部旧征求意见，经过以上两个环节，再加上编辑组和出版社等各方面对书稿的严谨编辑，因此送审过程十分顺利，仅反馈回一些细节上的修改意见。

　　到首发式前半个月，审查程序全部走完。7月30日，人民出版社正式接到同意出版的批文，北京、上海两地数家印刷厂开足马力，8月12日，新书在全国同步上市。

　　“中办几乎一个字没改”

　　先立项，后送审，朱镕基系列书籍出版中所遵循的程序，事实上也是中国领导人出书程序的样本。一般而言，副国级以上领导人出书，都需要报告中共中央办公厅。相较一般的图书出版没有送审备案程序，涉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图书，在出书程序上更严格一点。

　　根据1997年当时新闻出版署的一项规定，出版反映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工作和生活情况的图书，必须严格执行专题申报、审批制度：“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所属出版社，须将选题和稿件报主管部门审核并提出意见后，报送新闻出版署审批；新闻出版署在审批过程中，必要时可视不同情况，分别送中央宣传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军事科学院等部门协助审核。凡出版反映健在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工作和生活情况的图书，必须征得本人同意才能出版。”

　　事实也是如此。例如李瑞环的《看法与说法》出版之前，曾经历过30个中央机构，包括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发改委、外交部、国防部以及国家民委、统战部、中宣部等机构的审核。2011年，《朱镕基讲话实录》的出版则报送中央办公厅审读。“中办(对送审稿)几乎一个字没改。”黄书元在当年的一次媒体采访中这样说。而前国家领导人出书成立文稿编辑小组(需中共中央办公厅批准)，也是常态。《李岚清教育访谈录》一书也是成立了一个四人采编小组。

　　此外，对于出版社的选择也有相当严格的规定。原先，只有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等少数几家出版社才有资格出版。随着领导人的书逐渐专业化和个性化，出版社的限制也开始放宽，相关专业领域的权威出版社也获得了一些机会。如江泽民的《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电力要先行——李鹏电力日记》则交给中国电力出版社出版，《李岚清音乐笔谈》等一系列书籍则悉数出自高等教育出版社。

　　“金句”一般都不是秘书的手笔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退休领导人的书籍逐渐专业化、个性化，他们的个人风格也在这些著作中得以凸显。

　　参与修订《看法与说法》一书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叶小文对该书作者李瑞环的风格印象深刻。李瑞环曾说“没有批评的领导班子，必然是涣散软弱的”，谈文艺时则说“塌不下心来吃不了苦，就出不来巨著”。

　　“你看这些话哪句话是秘书写的？憋死秘书也写不出来。”叶小文表示。

　　素来以幽默犀利著称的朱镕基更是有诸多“金句”流传民间。最著名的“金句”便包括：如果本届政府都是“好好先生”，我们就对不起人民。

　　领导人著作个人风格的呈现也涉及到了著作本身的封面包装环节。

　　据人大出版社透露，原先设计《看法与说法》封面时，人大出版社的设计稿中有李瑞环的头像，“让读者一拿到书就知道是谁写的”。但李瑞环坚决不同意。最终，封面尊重了李瑞环的意愿：上端是蓝天白云和山峦，代表现实社会生活；下端是各行业老百姓，代表人民群众；意味着“他的任何看法和说法都来自人民群众”。

　　无独有偶，《朱镕基答记者问》一书中，朱镕基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曾向出版社建议，将“朱镕基”名字的字体缩小，突出“记者”，表示对广大记者朋友的尊重。

　　高官身份促全球销量

　　如果说领导人出书在近年来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和趋势，那么在黄书元看来，“领导人出书越来越多”算是第一个趋势。“这也是时代的进步。”他说。事实上，出书数量增多的同时，领导人出书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展现出个人风格，像乔石谈法治建设、李瑞环谈哲学、李岚清谈艺术、音乐等等，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

　　日渐增多的领导人书籍，给趋于低迷的出版市场带来的则是不亚于强心针的刺激。在一般学术书籍5000册起印已经算好的情况下，官员出书一般首印数在5万以上，而一些受人尊敬的国家领导人出书，起印数就是几十万。

　　“根据此前《朱镕基答记者问》和《朱镕基讲话实录》销量均在130万册以上，这次《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的首印在110万册。”黄书元说。截至本报发稿，该书精装版已经开始加印，销量则达十三四万。这个数字意味着，朱镕基系列书籍的发行量仅次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文选。

　　而不久前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吴官正的《闲来笔潭》一书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发行45万册，目前已近60万册。同时，原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退休后推出的第四部著作《看法与说法》，销量也已超过20万册。尽管一些地方出台了相关规定，官员出书不得在出版物上挂署党政职务头衔，但数字的温度说明，官员身份对销售的影响力依然强大。

　　事实上，许多中国卸任高官的著作不仅备受国内广大读者的关注，亦受到海外市场的青睐，其中相当数量被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出版社翻译为各种语言而走向全球。例如，江泽民的《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和《中国能源问题研究》两部著作的英文版，曾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联合授权爱思唯尔出版集团出版。李岚清的《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英文版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同样，黄书元告诉《国际先驱导报》，朱镕基实录系列书籍在港台、西方也都有较好反响，这次《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刚刚进行完中文简体版的发行工作，繁体版下月就将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而之前出版的《朱镕基讲话实录》一书在海外有较大影响力，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已经将其翻译成英文，预计今年9月上旬在美国与读者见面。而《朱镕基答记者问》的英文版早在2011年4月便在伦敦举行了首发式，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细节中的历史天空

　　今年8月，《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高调问世。距离这位前国务院总理2009年的第一本著作《朱镕基答记者问》，4年时光荏苒而过。

　　这4年时间，中国卸任高层著书立说掀起了一个热潮。除了朱镕基，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前总理李鹏、前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吴官正、李岚清等皆成为高产“作家”。就在《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上市之前，李瑞环和吴官正的新书刚刚于3月和5月出版发行。

　　在这些退休政要的笔下，昔日被外界讳莫如深的中国领导人所思所想主动被公之于众，其引发的海内外影响和市场热度自不待言。

　　恰如著名美国学者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一书的序言中所说：关注邓小平，更是关注他身后所处的中国时代。回溯中国领导人著书立说的历程，其后也正是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变迁与开放的缩影。

　　回忆录源于“解放思想”的需要

　　不少党史研究者把卸任领导人出书的起点归于上世纪80年代。

　　1983年，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撰写的第一部自传体长篇回忆录《聂荣臻回忆录》由战士出版社(即后来的解放军出版社)出版。次年，徐向前元帅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也引起了空前轰动。

　　80年代中期，中共元老、曾任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的李维汉撰写的《回忆与研究》出版发行，这本书与稍后出版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被研究者视为“出于现实需要”而问世的作品。

　　其中，《回忆与研究》描写了作者从1918年到1964年主要经历的大事，包括延安整风运动、“反右派”斗争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海文曾撰文解释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亟待对“文革”中林彪、“四人帮”歪曲历史、混淆视听的做法拨乱反正，这本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

　　李海文认为，整体来看，1987年中共十三大之后，著书回忆开始在卸任中国领导人中渐成趋势，精品不断涌现。以中国前国家领导人杨尚昆为例，他从1995年开始撰写回忆录，至2001年，《杨尚昆回忆录》和《杨尚昆日记》同时出版发行。这两本凝结了杨尚昆本人和中央文献室工作人员多年心血的著作，对建国后、“文革”前的重大历史事件和珍贵史料进行了披露，成为后来史学工作者的必读文献之一。

　　此外，上世纪90年代，解放军出版社历时7年编辑出版了《中共高级将领长篇回忆录》丛书，其中收录了前中央书记处书记黄克诚、上将杨得志、王平等多位中共将帅撰写的回忆录。

　　在进入新世纪以前，大多数卸任领导人的著作主要讲述的是中共革命战斗和“文革”斗争的历史。

　　十四届、十五届常委出书较多

　　2000年以后，“斗争”与“争斗”的语句逐渐在卸任领导人的著述中褪去，取而代之的多是领导人对改革开放后中国发展道路的思考与个人工作感言。而在新一代高官著书阵容中，尤以“十四届、十五届政治局常委们”最为吸睛。

　　前国务院总理李鹏亦是其中“先行者”。2003年8月，李鹏在退休数月后即推出了个人日记体著作《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其后几年，推出著作的有江泽民、李岚清、李瑞环、吴官正等。

　　2009年，中国退休官员出版书籍曾掀起一个小高潮。是年，《朱镕基答记者问》、前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反贪报告》、前国家体育局局长袁伟民《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以及前外交部长唐家璇《劲雨煦风》等发行，被媒体评论为“在由中国公民向‘世界公民’转变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的行事风格越来越国际化”。

　　截至今年8月，退休政要出书越来越普遍。在政治局常委层面的历任高官中，据媒体不完全统计，江泽民已出版著述6本，李鹏出版10本，李岚清出版6本，吴官正出版4本。

　　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

　　在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大鹏等学者看来，最近10年里，领导人出书可按内容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重大政策的回顾，比如李岚清2008年出版的《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

　　“伟大的历史转折”、“杀出一条血路，创办经济特区”、“蛇口响起第一炮”……文中，李岚清详细回顾了中国对外开放初期的有关重大事件，对创办经济特区、引进先进技术、兴办合资企业等都作了重要阐述。这本书曾在2009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被牛津大学出版社列为当时最重要的推荐图书。

　　记述领导者个人决策历程的著作被认为是退休政要书籍的第二种类型，这些带有“自我述职”的内容在领导人著作中也最为常见。比如从2003年到2008年，李鹏先后出版了6本日记，涉及核电、电力、立法、市场调控等多个领域。朱镕基的《朱镕基讲话实录》，吴官正的《汉水横冲——武汉城市改革的实践与思考》等也都是这一类型。

　　而这类著作中，作者都会披露一些重大决策的制定过程。“决定三峡工程命运是在1985年1月19日，这是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邓小平同志在参加建设广东大亚湾核电站有关合同签字仪式后，详细询问了三峡工程的情况。”李鹏在“三峡日记”中讲道。李岚清在《李岚清教育访谈录》中则披露了高校扩招决策内幕。

　　曾在中央党史研究室供职的历史学者韩钢告诉《国际先驱导报》，随着中国社会的开放，民众越来越希望了解决策者在决策、讲话背后究竟如何考虑，这些“自我述职”在一定程度上恰好满足了人们在这方面的好奇。

　　还有一类著作与领导人的专业和个人兴趣爱好有关。比如江泽民出版的《中国能源问题研究》、《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李岚清的《李岚清音乐笔谈》、李瑞环的《学哲学、用哲学》等。当然，尽管这些著述与领导人个人的兴趣、专业息息相关，但鲜有能完全脱离政治工作的内容。

　　“领导人出书，无论是对后来的执政者还是国人都富有启迪作用。当下社会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在前领导人的书里其实都有‘呼应’。”王大鹏曾在一篇文章中如是写道。

　　对此，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周程也颇为认同。他在评价《朱镕基讲话实录》时曾表示，朱镕基的书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党和国家在某个时期推进改革开放的事业轨迹，也反映了实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领域发展的历史进程，书中的核心思想和观点也能为现在所借鉴，让政府更好地造福人民。”

　　稿费捐出已成传统

　　或许正因如此，退休领导人的著作大多呈现出较高的发行量。

　　销量可观，自然收入丰厚。这一点，中外领导人出书后的效果可谓大同小异。不过，一直以来，中国卸任高官的稿费大多以设立基金会或资助他人的方式捐出。

　　2004年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之际，按照其遗愿，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全国少工委共同设立了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励基金。邓小平亲属将他生前的全部稿费100万元捐献给基金，用于鼓励青少年的科技创新。

　　同年，李瑞环亲手创办了桑梓助学基金会，旨在对品学兼优的特困大学生实施助学。其后，他拿出论著《务实求理》一书所得稿费100万元捐入其中。2005年，李岚清将个人全部稿费200万元发起成立了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去年，李鹏用自己的稿费向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捐款300万元，设立了“李鹏——延安助学基金”。

　　此外，还有吴官正出资115万元设立的昱鸿奖学金，朱镕基设立的“实事助学基金会”，等等。“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设立了奖学金，但有的完全不对外说。”人民出版社政治编辑一部主任张振明这样说道。

　　当然，“助学”并非是领导人出书热潮的主要原因。“我们是历史中的人，我们也是历史中的一段，我们现在评价历史，将来历史也会评价我们。”李瑞环曾这样说道。

　　“我们离开人民群众就一事无成”

　　“市民经常给我来信，反映他们住房困难、上下班等车要花两三个小时。由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没搞好，社会服务也没搞好，给市民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但我又无力马上解决这些问题，这是我感到最遗憾的。”

　　“我对有的政府干部吃吃喝喝，对人民疾苦漠不关心，工作不热心，办事效率低，感到最生气，有时还要发脾气。”——《接受日本驻沪记者联合采访时的谈话》，1988年10月21日，第208页

　　“我将来是什么下场，我从来就没考虑过。”——《重视和做好信息工作》，1990年11月28日，第543页

　　“我深深感到，我们离开人民群众就一事无成。”

　　——《信访工作是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方式》，1988年8月17日，第182页

　　“我一到上海来工作，就给自己提出‘五戒’，即不登报、不上电视、不剪彩、不题字、不受礼。”

　　——《对全市局级以上干部的三点要求》，1988年6月28日，第118页

　　“江泽民同志提倡的‘四菜一汤’在全国都出名了，国务院已经是这样做了，但在我们上海有时候还附加了很多明名目，八个碟子那是冷盘不算菜，后面一个大火锅只算是汤，再来十个点心也不算菜，还是搞得很浪费。所以我想先从我做起，从市政府做起，我们市政府的人员下基层、到工厂，无论如何要做到‘一菜一汤’。”——《在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988年4月25日，第44页

　　“领导干部不要老是坐在那里讲，不下去。现在，好多工人的积极性不高，基层干部的积极性不高，老在那里拖拉、扯皮。你老坐在那里，不下来抓住具体问题、解决问题，谁干啊？不瞧着你啊？你有本事，就下去抓住具体问题拿主意、想办法呀！”

　　——《在上海市政府第一次常务会议上的讲话》，1988年5月10日，第71页

　　“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如何争取民心，使广大的工人、农民跟我们一条心，来把工作做好。解决这个问题比经济工作本身难得多。”

　　——《领导干部不能脱离群众》，1989年8月7日，第336页

　　从政坛到出版社：前后脚的距离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丁扬 发自北京

　　外国政要有个传统：前脚离开政坛，后脚便走进出版社。即便是没有离开政坛(甚至可能刚刚登上政治前台)，也可能很快出版一本自传。

　　于是便有了诸如希拉里的《亲历历史》、普京的《通往权力之路：普京：从克格勃到总统》、《劳拉传》、《奥巴马传》、《绝不妥协：撒切尔夫人传》、《布莱尔传》……好像不写点什么，不在传记中披露一点猛料，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在政坛混过。

　　从目前已面世的一系列政要书籍看，外国政要出书主要分两类，第一类是像克林顿、布莱尔这样领导人的自传、传记，讲自己的从政经历、自己的理论观念，对当时国际事务的看法；第二类就是奥巴马、朴槿惠这样的自传，有成长类型的励志故事，亲和力更高一些。从事研究的学者喜欢前一类，普通读者更愿意读后一类。

　　瞅准时机

　　政治通常都让人觉得神秘，因为涉及到权力、政治人物独特的生活方式和内幕。这类图书，除了内容独特性，还往往要考虑一个新闻热点的带动。所以，政治人物的传记图书出版，一定会讲究一个最佳时机。

　　有意思的是，大多数外国政要传记中文版引进都会选择名人当选、卸任、逝世，或者其他纪念日前后面世。在这些重要的时刻出版，往往比较容易切入市场，引发大众对政治人物的高度关注和好奇。2003年，克林顿夫人希拉里的回忆录《亲历历史》问世时，除了为希拉里带来800万美元的新书预付款，也有评论认为她希望此举为2008年大选做准备。也因此，当有媒体传出希拉里退休后将写一本全新自传大晒个人秘密及奥巴马家事时，又有人猜想她这是想为2016年总统大选扫清道路。

　　与中国领导人往往卸任后才会出版一系列访谈录或传记的做法相比，国外在任的领导人也有出自传的习惯。

　　“嫁给政治”的韩国女总统朴槿惠的自传《绝望锻炼了我》最近出了中文版，她为此专门给中国读者写了一封信，“希望通过这本自传使中国人民更加了解韩国”。与此同时《总统朴正熙传》也选择同一时机出版，作为韩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的父亲，女儿上任，父亲总统的传记自然也大受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出过自传“三部曲”，披露了家庭和个人的不少隐私。今年年初，人民网发布过一条简单消息，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也出书了，这本书的名字叫《竭诚拥戴伟大的金正日同志为我们党永远的总书记，出色地完成主体革命事业》，是在2012年由俄罗斯对外友好合作发展协会出版发行的。

　　大笔捞钱

　　政治领袖出书在国外政坛是很平常的事情，但直到现在，克林顿那本《我的生活》都是最好卖的。美国克诺普出版公司为了获得克林顿回忆录《我的生活》的全球独家出版权，预付给了克林顿1000万美元的稿费。这个数字不但远远超过希拉里回忆录《亲历历史》的800万美元，更是打破了美国非小说类书籍稿费的纪录。美国历史上首次因“性骚扰”被弹劾的总统、夫人希拉里的精干与野心，这些卖点让克林顿的回忆录第一天上架销售就卖出了40万册，由此看得出人们对他兴趣浓厚。

　　美国前总统卡特退休后陷入财政困境，当总统期间委托别人经营的花生农场破产，不得不靠写书还债，连夫人罗莎琳都要靠出版回忆录挣钱。卡特在1975年出版自传《为什么不是最好的》，以后又陆续写了《一个与其人民一样诚实的政府》(1977年)和《保持信心，一个总统的回忆录》(1982年)。

　　俄罗斯政治强人、前总统叶利钦退出政治舞台后，对自己的将来进行了一翻“闭门思索”，《午夜日记——叶利钦自传》也随之而生。对于退休后几近贫困的生活，叶利钦自传的稿费或许是个很好的贴补。

　　而报道显示，律师出身的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更是为100万英镑的稿酬撰写自传，这本自传的最大卖点是揭示他在2005年9月决定提前举行选举背后的秘密。

　　争抛猛料

　　外国政要出书与国内领导人出书的另一个不同便是，国内领导人出书多阐述思想而甚少提及个人生活，但外国政要出书则一定要抛猛料，尤其那些讲述名人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和生活细节的桥段会格外受到欢迎。

　　据分别出版过克林顿和小布什回忆录的兰登书屋介绍，2004年出版的克林顿回忆录《我的生活》比小布什的书更受欢迎。而原因就在于，在这本亲笔写就的自传里，克林顿披露了大量不为人知的政治和情感生活内幕，其中也包括曾轰动一时的“拉链门事件”。不过，这一事件的另一位当事人莱温斯基却倍感失望，称克林顿的描写不实。如今，在许多书店里，《我的生活》和《亲历历史》、《莫妮卡 莱温斯基自述：我的爱情》往往在一起搭配销售。

　　这也使得国外政要出书首先在程序上具有非常强的“策划性”，例如他们会在动笔之前与出版商反复见面交流，探讨写作的方向和重点，编辑会提前与作者沟通，确定写哪些内容更合适，整个写作过程出版商的参与程度都比较高。比如鲍威尔的《我赢定了》就第一次写了鲍威尔关于2001年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决策的详细过程，说到了小布什等人对战争的态度，作为一手爆料，自然引来读者兴趣。而小布什也在传记中对于当年战争前后的自我思想斗争和心路历程进行了毫无保留(至少看上去是这样)的披露。

　　另外，出版商的精准定位也反过来影响着政要传记的写作风格，如布莱尔文风雄辩，奥巴马富于激情，劳拉固守其贤良淑德，希拉里则充满力量……

　　与自己的前任相比，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的出版之路看上去有所不同，由于他在卸任后很快找到了事业的第二春——作为最具分量的代言人为环保和全球变暖事业奔走呼告，而他在今年8月推出的《未来》中文版则被普遍视为他当下事业的最好诠释。这位副总统退休多年却一直没有像克林顿或小布什那样写一本充满个人情感和励志色彩的传记出来，原因好像很简单——退休后的生活太充实，他还没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