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上海要法制加铁腕”，朱镕基对上海506名局级干部说。受到朱镕基训斥的干部越来越多。因为他们发现，这个新市长了解的情况比这些部门主管还多，弄得他们很紧张。

　　市民的火气

　　上海普通百姓更关注的是官员的工作效率和工作作风。

　　在一封信中一位市民这样写道，“机关作风拖拉是致命伤。现在我们工作中，设想都很好。但这些设想谁去实现？为什么都不落实？检查时也不知是谁的责任。这样长期下去，难免恶性循环。”

　　一位政府官员形容当时上海的社会现状是“市民火气很大”。

　　1988年4月30日晚，上海电视台播出了朱镕基当选上海市市长之后的第一次讲话，在荧屏上，朱镕基说，解决上海的问题“会白头发很多”，在讲话中，他提得最多的还是政府的“高效廉洁”。

　　朱镕基说：“我有缺点，缺点就是对干部批评太严厉。”朱镕基的电视讲话播出后，在市民当中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响，市长办公室每天收到市民直接写给朱镕基市长的信达140封以上。

　　上海媒体曾经公布了部分信件的内容，从这些信中可以看出，朱镕基的这次公开讲话赢得了不少市民的信任。

　　一位市民说，“上海急需建立一种信任感。我看了您还未当市长时的一次亮相，一次包括您的经历的‘立体演说’。我感觉效果特好。”

　　一个中学生说，“新当选的上海市长，你说话的幽默把我深深吸引了。

　　要是我是代表，我也会选你一票……”

　　但上海市民更实际，他们看多了夸夸其谈式的干部，也习惯性地保持着“警惕”。他们写信给朱镕基：“不是我打消您的士气，刹住吃喝风、受礼风，可不是容易的事情。您能扭转这种场面吗？您能重新恢复上海蓬勃向上的面目吗？”

　　放权力，明职责

　　上海话中，朱镕基的名字发音与“雄鸡”相同，有上海市民小声议论，看看新市长怎样“雄鸡一唱天下闻”。

　　朱镕基透露过他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的设想：“市政府要下放权力。光靠一个市长，几个副市长是管不好城市的。我希望12个区的区长，能成为12个‘市长’。”

　　张正奎，徐汇区原区长，回忆起十几年前与朱镕基共事时的往事：朱镕基决定改革上海的市政府一级管理体制，市级部门委办局的权力要下放，实行两级管理，市管大的，区管小的。

　　当时，徐汇区集中了市政府各部委办局许多机构和宿舍，官员们意见最大、最多的便是居住环境卫生状况差。也因为这个原因，每次市里开会时，张正奎总是不愿早去。

　　在一次会议上，朱镕基对张正奎说，“老张，市政府门口的两条路就在你徐汇区，你能不能将那里先弄干净？”

　　张正奎发牢骚：“这可不只是区里该管的事情啊，按理应该市容局分管。但徐汇区54平方公里，要一个地方管，实在管不过来。老百姓区长市长一块骂。要把管理权下分。”

　　市容局表示原则上同意，但不同意将垃圾车下放到区里。

　　设备不下放，治理几乎是一句空话，张正奎极力争取。这次，市容局表示坚决不同意，理由是：“设备到了街道，没有几天就要被搞坏。”

　　两方争执不下，朱镕基笑着插话：“能不能先试几个街道？张正奎有勇气，就让他试一下，一个区乱不了上海。”

　　通过这次放权后，徐汇区的环境质量果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由简单到复杂，朱镕基一步步地推行着政府的两级分权。行政和社会事务，市分权给区；经济上，委办局分权给企业，政企分开。

　　财权下放

　　杨浦区委书记顾灯曾向市政府抱怨：区级以下医院的工作责任在区，但连街道医院的危房翻建却要市里审批；零星危房改造的任务在区，新建500平方米以上的房子要市里层层转批……

　　其结果，想做一件好事要磨上两三年嘴皮，甚至更长。更令人沮丧的是，有时从区长到有关工作人员为一个建设项目忙碌一年半载，做好了各种准备，市里一个联络员只要说个不字，便竹篮打水一场空。

　　买醋的钱不能买酱油，买酱油的钱不能买醋。这是对当时上海市区两级政府在财政上的关系最贴切不过的比喻。

　　1988年，上海市终于向中央争取到一定的自主政策：全市每年上缴中央财政105个亿，其余的归自己。

　　朱镕基借这个机会，不失时机地将财权下放，并给了各区四句话，“核定收支，包干上交，增收分成，一定五年。”

　　以徐汇区为例，核定的财政收入是2.1亿，交1.5亿，区里留6000万，超过部分二八分成，区里可以拿大头。

　　在这种政策激励下，各区的工作积极性大大提高。当年，徐汇区财政收入超了2000万，按政策区里可以拿到1600万。

　　可这笔钱怎么花？张正奎不敢自作主张，就向朱市长请示。

　　朱镕基手一挥说，“这个我不管，但一不要发奖金，二不许盖办公楼。”

　　张正奎就此定出了四条政策：第一，给企业放权，免去一些财政任务，让企业喘口气，有能力扩大再生产。第二，将钱用于基础教育，教育支出一下子增长了34%，稳定住了教师队伍。第三，投入城市养护。第四，把一部分钱给了急需用钱的街道办事处。

　　后来，朱镕基到徐汇区视察时听取了张正奎的有关汇报后说，“你们区里的钱比市里用得好，知道怎么花，刀刃在哪，我给市里一些部门的钱就不知道哪里去了。”

　　1988年的上海本是多事之秋，在面临巨大困难的情况下，因为采取了得力的财政和公共政策，当年上海全市国民生产总值仍完成61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0%；国民收入完成533亿元，比上年增长10.8%。

　　从严执政

　　1988年6月，朱镕基在一次会上动情地提到了3000多封写给他的人民来信，并送给参会的正局级干部三句话：一、要解放思想，投身实践，做敢冒风险的改革者；二、要为政清廉，办事高效，做问心无愧的人民公仆；三、要下放权力，深入基层，加强监督，善于协调，做解决实际问题的能手。

　　他说：“局级以上的干部如果做不到，怎么去要求处一级干部，要求一般的工作人员？只要我能做到，我相信局级以上的干部也一定能做到。”

　　在朱镕基的提议下，上海市实施了建国以来一次从未有过的人事任免制度的改革。60位委办局主任、局长的任命由他亲自提名，并在市人大常委会上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

　　之后，这些局长还要接受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当面质询，并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向得到任命的局长们询问上任后的施政方略，认可后再颂发任命书。

　　此举切断了许多“混混干部”的得过且过，尸位素餐的“等、靠、要”幻想。

　　铁腕治吏

　　那些被委以重任的局长们很快就领教到了朱镕基的严厉。

　　上海的一位中高级干部回忆说，“在朱镕基担任上海市市长期间，没被他训斥过的中层干部几乎没有几个。”

　　在一次会议上，他让建委的同志汇报一下情况。那位领导可能是没有准备好，一时语塞。

　　“你给我走，回去准备，下次再来。”朱镕基生气了。被训斥的干部开始觉得这可能是他一时的气话，战战兢兢地打算坐下。

　　“你坐下干什么？！我要你走，回去准备，你这就给我出去！”朱镕基厉声说道。

　　在众人吃惊的表情中，那位大小也是个局级干部的官员红着脸离开了会场。

　　受过朱镕基训斥的干部越来越多。因为他们发现，这个新市长了解的情况比他们这些部门主管还要多，几个问题一问，如果没有好好准备，马脚就露出来了。

　　这让官员们对这位市长既佩服，又害怕。官员们起初不适应这种开会氛围。于是每逢市里开会，前几排座位总是空的。参加会议的官员都抢着往会议室后排的椅子上坐，因为越靠近朱镕基，被他提问的几率就越大。

　　在一次会议上，朱镕基说：“管理上海要法制加铁腕。没有这种精神，不要想治理上海。”

　　诸后仁说，虽然朱镕基对下属的要求很严，市政府有些官员很怕他，但区政府的官员不怕，“因为我们长期在基层工作，与人民群众接触较多，关系密切，因而在开会时即使问再多的问题，也不会被问题‘将’住。”

　　1989年5月份，汛期将至，朱镕基对当时上海的防汛设施十分牵挂。龙华机场边上有一条机场河，因为河道两旁的违章搭建很多，对泄洪的压力很大。

　　他打电话给徐汇区区长张正奎，问他能否在汛期前将这些违章建筑清理掉。

　　张正奎说，“有些我可以保证拆掉，但河道上许多仓库是市里的委办局搭建的，我无能为力。”

　　“那这些你给我个名单，我来想办法。”朱镕基说。5月17日，朱镕基带着市里相关单位的负责人，来到河边现场办公。

　　朱镕基指着河道上那些违章搭建说，“依法办事，第一是依法治官。法要管做官的人，法要管有权力的人！河道是公共的河道，谁也没有权力搭建！”

　　接着，他让在场的官员挨个表态，有人当场答应拆除，也有人讲困难。

　　“没有什么困难！一个月内，全部拆掉！到6月17日，我再来检查。”

　　此时，全国正面临着非常动荡的政治形势，区里干部问张正奎，“市长应该不会来检查了吧？拆除违章建筑的事情要不放一放？”

　　张正奎说，“我知道他的风格，说来就会来的。你们还是继续弄。”

　　6月17日，一大早，张正奎就坐在办公室里。果然，秘书很快打来电话说，“市长来了！”见到张正奎，朱镕基的第一句话就是，“老张，走！”

　　在河边，当看到还有很多违章建筑没有拆除时，朱镕基立即将一些局、办官员叫过来，严加训斥，“再给你们一个月，不然，撤职！”

　　雷霆万钧！官员哪还敢再说一个“不”字。

　　重典治乱

　　1990年，上海一个叫“飘”的酒吧因为宰客被两名新加坡客人投诉到了物价局。两杯威士忌，两杯柠檬水，一盘哈密瓜，正常的价格25元，老板却收了他们755元，此外两名陪酒女郎要了150元小费。

　　物价局决定酒吧老板退还顾客800元，并对酒吧罚款2000元。此事后来作为正常的一个工作情况上报给了市里。

　　朱镕基看到了这份材料，当即批示：“并告物价、工商、公安局，个体户和陪酒女郎的处罚太轻了，这样下去社会风气好不了，要罚就罚到他下次不敢再犯。”

　　拿到批示，几个部门商量怎么办。结果这个酒吧停业整顿30天，两名陪酒女郎行政拘留了15天。如此这番，几个部门依然不敢怠慢，又联合多家单位，制定了一个个体酒吧和餐厅的制度，将全市的酒吧和餐厅的老板组织起来，分批办了学习班。从那以后，上海的酒吧和餐厅的宰客现象得到了根本控制。

　　做了一年市长后，在一次人大会议上，朱镕基说：去年夏天，上海电冰箱厂着火。我决定免除厂长职务。这下不得了了，议论纷纷。有人说这样做“太过分”了。火灾暴露了工厂管理问题，几百万国家财产烧得精光。我不能让步。现在这个厂的职工很重视安全。要管好上海，不坚决是站不住的。

　　他自言当市长最大的体会就是：统一思想，从严执政。如果和和气气，吃吃喝喝，谁也不想得罪，那什么事也办不成。现在我们常常抱怨“大气候”不好，其实，“大气候”是“小气候”造成的。如果大家都来从严治理“小气候”，“大气候”就能改变。当前治理整顿需要我们从严执政，令出法随，不能讲一套，做又是另一套，必须扎扎实实抓。不然，有了好政策也没用。

　　管住当官的嘴

　　群众对官员大吃大喝反映强烈。朱镕基率先制定了“四菜一汤”制，带头履行。

　　一位官员回忆：一次，市里在虹口区开会，由于参加会议的人员比较多，虹口区的区长就在政府隔壁的宾馆里借了个会议室。朱镕基的车到了区政府的门口，司机问会在哪开，值班的回答说，在隔壁宾馆。

　　朱镕基于是径直来到了宾馆门口，对着迎上来的人说，“回去告诉你们区长，我是来开会的，不是来吃饭的！”然后扭头就上车打道回府。

　　这可急坏了那位守在门口的工作人员，忙跑去告诉区长，区长心知市长搞错了，以为把他叫到宾馆来吃饭了，于是赶紧打电话进行解释。

　　“哦，是这样啊，那是我搞错了，我向你道歉，马上回来。”朱镕基接到电话后，这才调头回来开会。

　　朱镕基执行“四菜一汤”出了名，邓伟志回忆：一次在闵行，朱镕基因为忙，迟迟未来吃晚饭。大师傅已做好了四菜一汤。接待员便让他回家了。

　　可朱镕基因吃饭晚了，肚子太饿，四菜一汤没吃饱，便问：“还有饭吗？”答：“没有了。”

　　朱镕基笑笑：“算了！”

　　“吏不畏我严，而畏我廉”

　　朱镕基曾经多次在不同的场合告诉下属官员：吏不畏我严，而畏我廉；民不服我能，而服我公；公则明，廉则威。

　　他为自己“约法三章”：不题词，不剪彩，不批条子。数年中，从未有人见其破例(为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及国家会计学院题词算是特例)。

　　朱镕基同时决定向公众敞开言路，市检察院及下属12个区、10个县建立控告、检举贪污、受贿罪案接待室。市民可以通过电话、信函、口述等方式检举官员，只要不是有意诬陷，错告、控告检举失实的，言者无罪。

　　一时间，各种检举信和电话雪片般向有关部门飞去。

　　一名副县长，被查明侵占集体财物2500多元，收受外商贵重高级打火机1只、梅花牌手表3只、西服一套，以及有关单位送的高档礼品；

　　另一位副县长在装饰住房时，利用职权侵占集体财物3000多元；

　　……

　　举报被查实后，那些平日里耀武扬威的腐败官员撤职的撤职，入狱的入狱。媒体对此不断公布，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仅1988年一年，报请查处的委办局干部达29名，上海出现了多年未见的贪官前往自首的情形。市监察局在次年公布了一组数字：全市各级干部上交和拒收回扣、酬金共4231人次，金额达58万余元；上交礼品共有24613人次，折合人民币达123万余元；违反规定责令补交、偿付费用的585人次，金额16万余元……通报批评的有52人次，给予行政处分的有400余人。

　　“给我留一口棺材”

　　高压反贪一直在上海持续了多年，其中的压力很少有人能够体会到。在1990年的一次会议上，市政府一名领导对吴德让说，“你们遇到的困难、受到的委屈，党和政府是理解的。”其中的深意不言自明。直到退休后，这位曾经为上海的反腐工作不遗余力的干部依旧深居简出。

　　朱镕基曾经多次在不同场合说“给我留一口棺材”。

　　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邓伟志说，这说明：朱镕基决心大，破釜沉舟，同时他知道反腐的人没好下场。在大面积腐败的情况下，有人反反腐。反腐者有被反掉之可能。

　　这位在上海多次耳闻目睹了朱镕基所言所行的官员给朱镕基的评价是：

　　“清官，腐败分子的阎王爷。”

　　1989年，朱镕基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我们清醒地看到，吃喝受礼，以权谋私的现象依然存在，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我们决心对腐败现象作坚决的、不懈的斗争！”

　　全场热烈鼓掌。

　　朱镕基接着又说：完善人民群众的信访和举报制度，依靠群众监督；支持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舆论监督。

　　全场再次热烈鼓掌。（本文刊于2003年3月8日出版的《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