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受约束的权力，是产生腐败的温床。成克杰违纪违法的事实告诫我们，建立和完善对党员领导干部有效的管理与监督机制，对于预防和治理腐败至关重要。”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 | 北京报道

　　中共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用一系列举措向人民群众和党员干部传递了非常明晰的反腐倡廉信号。人们期望，中国的反腐败斗争由此进入新阶段。

　　那么，中国的反腐败斗争有着怎样惊心动魄的历程和来之不易的经验，未来走向又将如何？

　　中央纪委原副部级巡视专员吴振钧日前向本刊讲述了他担任中央纪委第八纪检监察室主任时，亲身经历的一起重大反腐败斗争---查办成克杰巨额受贿案。

　　吴振钧于1980年进入中央纪委工作，曾担任中央纪委、监察部副（司）局长，海南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察厅厅长。90年代末，他回到北京，担任中央纪委第八纪检监察室主任，中央纪委副部级巡视专员，中央纪委、中组部第三巡视组副组长、中央金融巡视组副组长，现任中国监察学会副会长。

　　30年的纪检监察经历，使他得以亲身参与改革开放以来的反腐败斗争，其中包括80年代初广东沿海查办共和国第一起走私案、90年代的成克杰案等。

　　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上，中央确立了标本兼治的反腐倡廉建设方针，由此加大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工作力度，一些情节至今仍令人震撼的大案要案陆续浮出水面。

　　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原主席成克杰案。案发时，成克杰已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当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涉案职级最高的反腐败案件。吴振钧时任成克杰案调查组组长。

　　在总结这起案件时，吴振钧着重提到了管理制度和监督的重要性。他说，成克杰案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制度建设，特别是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贯彻落实方面，还有不少需要解决的问题。吸取成克杰案的教训，关键在于逐步建立起一整套便利、管用、有约束力的制度和机制，而且要通过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使这套制度付诸实施。

　　以下为吴振钧向本刊记者的讲述。

　　老同事和新任务

　　1999年4月，由于工作需要，我离开了工作8年之久的海南省监察厅，回到阔别多年的北京平安里西大街41号---官园大院，调任为中央纪委第八纪检监察室主任。

　　中央纪委第八室是1993年合署前由原中央纪委五室和原监察部六司合署组建的。中央纪委八个纪检监察室的分工，有着特定的安排：一至四室主要分管国家各部委的监督检查工作；五至八室负责地方省区市的纪检监察工作，其中八室主要负责联系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广东、海南等中南六省。

　　回到中央纪委八室，我这名老兵很快就进入了角色，适应新情况、接受新任务。那时，八室共32人，两位副主任，两位副局级专员，其中局级干部4人、处级干部17人。

　　中央纪委八室自1998年先后查处了湛江特大走私受贿案，成克杰案，广西壮族自治区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刘知炳等十多起省部级领导干部的重大案件，涉案人员总计达到7000多人，涉及省部级以上干部27人，为国家挽回了重大经济损失。

　　那时，我们长期出差在外，有时节假日包括春节都回不了家。1999年，全室32人共出差3944天，人均127天。2000年，全室出差4640天，人均149天。2001年达到人均218天。我们有20多人受到表彰及立功。

　　成克杰和刘知炳案后，专案组全体同志荣获集体一等功，每人有3000元奖金。我们每人拿出1000元通过共青团中央捐赠给北京大学贫困学生。2001年，我们还被评为全国先进集体。

　　查办案件是一场始终贯穿着腐败与反腐败、调查与反调查的尖锐复杂的斗争，要战胜日趋狡猾、诡秘的腐败分子，既要有无私无畏、敢于斗争之“勇气”，更要有讲究策略、善于斗争之“谋略”。成克杰案件的成功查办，就是在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纪委常委高度重视下，盯住不放的结果。

　　成克杰特大受贿案是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在尉健行同志的领导下，在祁培文同志的直接指挥下，我们八室调查组全体同志凭着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善于斗争的智慧成功突破的。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调查组就将成克杰利用职权、伙同情妇李平，通过为他人搞项目、批贷款、升官等形式，受贿4100多万元、非法牟利1100多万元的问题全部查清。

　　对成克杰违纪违法问题立案调查是在1999年。而中央纪委做立案前的初查工作，在1997年就开始了。1997年在查办广西贵港市原副市长李某案时，发现一位私企老板涉嫌向成克杰贿送现金问题；1998年，八室的同志曾四下广西暗访，了解到成克杰涉嫌侵吞国有资产的一些重要情况，但均因线索过于笼统未能深入。

　　根据中央纪委领导的指示要求，我们盯住不放，把成克杰作为重点监督注意的对象。1999年1月，中央纪委在查办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徐某受贿案时，在押犯原玉林市委书记俞某检举揭发：成克杰在担任自治区政府主席期间，曾两次向他指令压价，从贵港糖厂要糖7000吨给他人倒卖的重大问题。

　　成克杰问题由此案发。

　　从侦办倒卖白糖案开始

　　从1999年8月中共中央正式决定，由中央纪委对成克杰涉嫌受贿等问题进行审查开始，查办成克杰一案，大体经历了调查摸底、控人归案、重点突破、外围取证、正面谈话等五个阶段。

　　我们专案组每个成员，比如张化为、姚增科等同志，在成克杰案件查办过程中斗智斗勇、艰难曲折，至今依然记忆犹新。

　　我们运用“长期准备、盯住不放”策略，缜密初查，迂回深入，挖出成克杰违纪违法问题的重要线索。

　　在中央纪委领导同志的明确指示下，对成克杰倒卖白糖问题进行调查。接受命令的调查组开始行动。为了隐蔽行动意图，调查组精心设计了工作方案，分三步开展工作。

　　第一步，找贵港糖厂厂长杨某查源头。调查组以企业廉政调查的名义将杨某从上海请回案发地贵港。通过秘密交谈得知，成克杰所要的白糖是由一个叫程某的女人出面，与糖厂签订虚假合同就地倒卖的，此举至少牟利300万元。但并不清楚程某与成克杰是什么关系。

　　第二步，找程某深追内幕。调查组几经周折找到了程某，她绕来绕去就是不谈“成主任”，苦口婆心的谈话没有收效，调查组东移广东，通过异地谈话，将其突破。据程某交代，倒卖白糖系成克杰情妇所为，她只是从中拿点佣金。李平由此浮出水面。

　　第三步，多方谈话查内幕。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得知成克杰伙同李平敛财的主要勾结对象是广西银兴公司总经理周坤。从查清倒卖白糖的问题，到发现成克杰涉嫌收受巨额贿赂问题，一步步，一层层地揭开了成克杰腐败的面纱。

　　关键人物控制归案

　　当案情明朗后，对于重要的涉案人，必须及时果断地采取措施，予以控制。做好涉案人的到案工作，是成功查处案件的先决条件。

　　鉴于李平早已躲逃境外，周坤虽在境内但过早控制会打草惊蛇，不利于李平归案，根据中央纪委领导部署，调查组确定了“利用一个（指程某），控制一个（指周坤），牵住一个（指李平），稳住一个（指成克杰）”的控人归案方案。

　　第一步，利用程某，控制李平。调查人员行动，尽管煞费苦心，设法隐秘，还是引起了心里发虚的成克杰的察觉和猜疑，坐卧不安的他要求李平“赶快跑，越远越好”。李平随即携巨款出逃香港，办案工作一度陷入进退两难、望“港”兴叹的困境。根据中央纪委领导指示精神，利用程某获取了李平的一些信息，在有关部门的配合下，将李平从香港引到澳门，又从澳门带到珠海，一步一步将其控制归案。

　　第二步，严密布控，及时使周坤到案。在做李平归案工作的同时，为防止周坤外逃，调查组对其采取“围而不打”的策略，请自治区政府向周坤宣布对银兴公司进行年度审计，要求周积极配合，不要外出。办案人员则隐蔽幕后，静观其变。

　　周坤朦胧地意识到“来者不善”，表面上对审计人员恭恭敬敬，背地却用金蝉脱壳之计伺机出逃。他一方面大张声势，按正常渠道向自治区政府递交公出香港的申请报告；一方面，又把同样的报告交给早已被买通的内线，办好赴港手续。就在周坤登上飞机欲出逃之时，我们获知这一紧急情况，以审计未果为由，让周坤外逃的企图未能得逞。

　　从此，周坤一天到晚保镖不离身，高度戒备。李平到案后，控制周坤迫在眉睫。为避免发生意外，我们安排了一位与周坤关系要好的机关干部给其“通风报信”。向来狂妄自负的周坤做梦都没想到，他到约会地点后，面对的是办案人员。关键涉案人归案，初战告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