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

    ２０１２年，“表哥”“房叔”等网络反腐事件，向人们展示了网络在反腐领域不可忽视的力量。

    如何看待网络这柄被认为是“反腐利器”的“双刃剑”？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网络时代，被置于聚光灯下的反腐工作面临哪些新挑战？新华社记者近日走访广西、福建、浙江、江苏等地，倾听来自基层纪检监察人员的回应与思考。

    “秒杀贪官”引喝彩：相关部门积极回应凝聚网络反腐力量

    在一项“你最愿意用什么渠道参与反腐”的网络调查中，７４．６％的参与者选择了“网络曝光”，而选择“信访”方式的只占１．２７％。

    福建省一位纪委干部认为，人们之所以青睐网络举报，主要是因为网络能够吸引眼球，形成舆论压力，“迫使”有关部门快速作出回应，“一些长期得不到处理的问题一经网络曝光，可能很快就有了‘动静’”。相比传统的信访举报，网络举报的效果无疑迅速了许多。

    无论是重庆市北碚区原区委书记雷政富在其不雅视频曝光后６３小时被免职并立案调查，还是山东省农业厅原副厅长单增德因“离婚承诺书”，在１２小时后被立案调查，引来喝彩的“秒杀贪官”背后，是相关部门对网络举报线索的高度重视和快速反应。

    在福建连江，一套网络涉腐涉纪舆情收集处置机制已经形成，纪检、宣传、公安等部门联合应对，凡是涉腐涉纪的舆情信息统一报送纪委处置。这套机制建立以来，连江全县共收集涉腐涉纪和群众关注的问题等舆情信息近６万条，其中４５条与连江县有关的涉腐涉纪舆情进行了有效处置。

    ２０１１年８月以来，江苏淮安市纪委在当地最有人气的民间网站“淮水安澜”论坛开设了“阳光纪检”专栏，在接收网络举报的同时，要求各部门对网民反映的咨询投诉在第一时间进行回应。１７个月过去，这个旨在让百姓参与零距离、投诉零门槛的网络平台发布主题帖３．７８万个、跟帖近５５万个、点击量达６７００余万人次，网民通过“阳光纪检”平台举报并经查证属实的违法违纪案件达５２起。

　　反腐“利刃”有“缺口”：非理性因素削弱网络反腐正能量

    广西壮族自治区一位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坦言，网络举报的特点之一是传播面广，可以引起更多人的关注，但举报线索的真实性、可靠性并不能保证，举报者的身份也较难确定，并非“一查一个准”。

    “一些举报存在夸大事实的情况，一些无中生有的错误信息则是对纪检监察力量的浪费，也是对当事人的伤害。”他说。

    与此同时，网络举报中可能存在的非理性因素，也带来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影响。采访中，福建的一位公务员告诉记者，该省某乡村一位７０多岁的普通村民在被一家媒体拍照时，赶紧把手腕上的手表往袖子里塞，理由竟是“害怕出名，担心被‘人肉’”。

    “这些现象，其实都是网络反腐尚待规范的表现。”福建的一位纪委干部认为，目前看来，网络反腐是反腐工作的重要途径和补充，“不排除一些网络举报行为存在吸引眼球、提高知名度、个人利益使然、打击报复等可能性”。

    接受采访的广西、福建、浙江、江苏等地的基层纪检监察人员均表示，网络举报只占全年办案线索的一小部分，大量线索还是来自信件、电话等举报途径，以及办案过程中发现的新线索。此外，网络上一些没有实质性证据的怀疑，可能对被举报人“打草惊蛇”，反而对办案不利。

    江苏一位纪委干部认为，腐败案件的查处是一个严肃过程。“网上曝出的一些案件是否违法需进一步调查，一直到最后判决才能定论。”

　　让权力不再骄傲：网络反腐热潮折射廉政新期待

    谈及网络时代对反腐工作提出的新挑战，江苏淮安市纪委“阳光纪检”办公室主任尹树文认为，“阳光纪检”一方面打破了纪检监察机关以往在干部群众心目中的神秘色彩，消除了外界的一些误解；另一方面，也对纪检监察干部办案水平、办事效率、自身廉洁等提出了更高要求。

    “人们对网络反腐的认可和关注，其实也给我们的工作提了一个醒。”浙江省某县一位纪委干部认为，在允许的范围内，纪检部门可就案件受理及查处进展情况及时向公众作出回应，“这不仅是给群众一个交代，也让群众更加了解我们的工作。”

    “房叔”等网络反腐事件，折射出当前反腐制度建设依然任重道远。一位基层干部对记者直言，反腐工作既要惩治，更离不开预防，要通过制度设计避免权力过于集中，“让权力不再骄傲”。

    为避免一把手“一个人说了算”，浙江省磐安县建立推行了部门一把手不直接分管财务、人事、工程项目、行政审批、物资采购的“五个不直接分管”监督制约机制，强化对权力的监督。

    “一把手不直接分管，其实为一把手增添了一道防护网；多了一个环节，就多了一层监督。”磐安县发展和改革局局长卢志峰认为，加大反腐力度，规范权力运作，公开办事程序，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督机制，才能有效遏制腐败。（记者黄小希、凌军辉、孟昭丽、何丰伦、谢云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