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和宽容感召违法青少年

　　——贵州帮教“瓮安事件”涉案青少年纪实

　　新华社记者李忠将

　　2009年高考日益临近，陈杰思绪万千。“瓮安事件”过去近一年，那场大火犹如一场噩梦，差点烧毁了他的青春理想。

　　“我后悔过，更害怕过，在看守所的那段时日，我以为自己一生就此失去了希望。”坐在明亮的教室里，陈杰对记者说，“一天，在公安干警陪同下，父母到看守所把我接回家，并很快重返校园。”

　　贵州省宽严相济、体现政策、着眼未来、教育挽救、建立机制、形成合力，对参与瓮安“6·28”事件的58名涉案违法青少年展开“三位一体”的“无缝化”帮扶，鼓励他们重新走上求学之路。

　　宽严相济

　　2008年6月28日，因群众质疑瓮安县三中初二年级女学生李树芬非正常死亡原因，引发上万人打、砸、抢、烧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的恶性群体性事件，经过专案组历时5个多月的调查，共查处涉案犯罪嫌疑人275人，其中参加打砸抢烧的中小学生172名，包括违法犯罪行为较为严重的58人。

　　对此，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提出“宽严相济、体现政策、着眼未来、教育挽救、建立机制、形成合力，做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相统一”的处理原则。

　　贵州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厅厅长崔亚东说，瓮安事件中，不少青少年特别是未成年人参与，所造成的惨重损失和严重后果，令人痛心、令人警醒。

　　“这其中，固然有他们欠缺辨别是非能力、法制观念淡漠等问题，但他们大都是未成年人，最小的仅12岁，学校忽视素质教育，中、小学校法制教育不落实，学生缺乏道德评判标准，一些孩子缺乏家庭温暖等是导致他们误入歧途的综合因素。”崔亚东说。

　　去年10月2日，贵州省委政法委通过组织程序，帮助这些违法青少年回归社会，让他们重返校园。

　　“瓮安事件”后上任的瓮安县委书记龙长春先后五次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制订了瓮安县“6·28”事件违法青少年帮教工作方案，建立了党委政府领导，政法综治教育牵头，社会学校家庭“三位一体”的帮教体系，展开了干部、社区、老师、同学、家庭共同参与的“无缝化”帮教行动。

　　崔亚东说，按照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贵州探索处理未成年人犯罪司法制度，为促进确已改过自新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明确其条件、期限、程序和法律后果，有着特别的意义。

　　爱和宽容

　　得知自己有重回校园的机会，瓮安县第一中学的王军悲喜交加，悲的是从前做了错事，喜的是有改过机会。

　　“我真的非常后悔，许多和我一样在看守所的同龄人都很后悔。党和政府给我这个机会，重新为理想努力、奋斗，我要用实际行动来报答所有人对我的爱和宽容。只要努力学习，积极奋进，我们相信，未来还有希望。”王军说。

　　刚回学校时，为了帮助王军建立自信，走出心理阴影，心理辅导老师和帮教干部对他不定期心理辅导。如今，逐步走出阴影的王军自信地面对生活、学习。

　　让王军想不到的是，同学、老师不但没有对他冷眼相对，相反，细心的关怀常常让他感动，

　　会考中，王军数学考了100多分。帮教老师、班主任林举华说：“他是个聪明孩子，有强烈的学习愿望，我们的责任就是帮助他更上层楼。”

　　从少管所回到瓮安一中后，陈杰非常自卑，同学们主动和他交流，老师“开小灶”，帮他补课，这些关爱改变着陈杰，他说：“我因犯错自卑，自卑曾让我不敢与同学交往。如今，我开心地和同学老师交往沟通。”

　　为了让这些违法青少年尽快步入正常生活，同学、老师、干部做了大量工作，心理辅导老师王秋枫采取各种方式，对孩子进行了上百次心理辅导；因为这些孩子在看守所拉下了大量课，老师和同学纷纷帮他们补习功课；干部的不定期和他们及家长的谈心交流使他们打消了顾虑。这一系列有成效的工作使许多孩子逐步从绝望中看到希望，走出自卑，走向自信。

　　瓮安县政法委副书记王登华说，目前，对已回归的违法青少年，全部实现了帮教对接，所有涉及违法青少年建立了帮教档案。

　　“挽救行动”

　　因参与瓮安事件，15岁的韩青在贵州省少年教养管理所二大队二中队教养，通过组织程序，他回归社会，通过“试工、试农、试学”三试帮教活动回到瓮安县第二中学。

　　贵州省委对瓮安事件违法青少年的教育和挽救行动，感动了许多当地群众和干部，他们纷纷加入帮教工作。

　　瓮安县教育局副局长王登国说：“都是为人父母，能把他们拉回来，就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

　　政治老师何宣柱说：“对这些年少无知的少年来说，这无疑是最好的教育。”

　　采访中，群众普遍对这一举措拍手称快，他们认为这一举措是改变了这些孩子的命运，不仅使他们回到了正常的生活和学习，也使他们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和危害，确立了新的人生目标，用实际行动回报社会对他们的关爱，也让社会深切感受党和政府挽救孩子的诚意，影响将是深远的。（完）（注：文中涉及违法青少年名字均为化名）

　　新华社贵阳5月13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