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3月13日电（记者田野） 被信徒奉为“尊者”的达赖喇嘛近日在印度北部小镇达兰萨拉举行的所谓“‘3·10’50周年纪念集会”上发表演讲，声称50年前的拉萨叛乱是“藏人被逼无奈”后的“和平抗暴”。但他当时亲笔书写的三封信件却无声地揭露了所谓“和平抗暴”的历史真相。
根据已公开的历史资料，在1959年3月10日拉萨发生叛乱后，达赖喇嘛分别于11日、12日、16日向中共驻藏军队负责人写信，明确反对叛乱，并表示要努力帮助恢复秩序。 达赖喇嘛当年对叛乱的理解与他今天所持的态度截然不同。
史料记载，1959年2月7日，达赖喇嘛主动向西藏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提出要观看西藏军区文工团演出的要求，并希望中共予以安排。据曾经参加拉萨叛乱的四品僧官土登丹巴援引达赖喇嘛在3月14日向叛乱分子讲话的内容说，达赖喇嘛承认“关于看戏的事是自己和中央官员谈的，并未经过其他人”。
3月9日，达赖通告全体噶伦（原西藏地方政府主管官员），演出的时间为3月10日。当夜，一些叛乱分子抓住这个机会制造谎言，说军区要把达赖喇嘛劫往北京。次日清晨，叛乱分子胁迫2000多人去达赖喇嘛在拉萨的住所罗布林卡，散布谣言，呼喊“藏独”口号。
达赖喇嘛在“流亡政府”官方网站上，已将他曾经定性的“坏分子们”和“反动集团”隐去，把1959年3月10日发生的叛乱描述为“成千上万名藏人在罗布林卡举行集会，阻止‘尊者’前往参加位于拉萨城内的西藏军区礼堂的演出。藏人抗暴由此在拉萨拉开序幕。”
事实上，从1959年3月10日至16日，达赖喇嘛与时任中央驻西藏代理代表、军区政治委员谭冠三一直有通信往来。中国政府在叛乱发生3周内公开了这些来往信件。
达赖喇嘛与中共军方代表通信之事后来也被印度总理尼赫鲁证实。法新社和印度报业托拉斯曾分别报道，尼赫鲁总理在1959年4月24日会见达赖喇嘛后说，达赖喇嘛给谭冠三写信确有其事。
在致谭冠三的第一封信中，达赖喇嘛说：“昨天我决定去军区看戏，但由于少数坏人的煽动，而僧俗人民不解真相追随其后，进行阻拦，确实无法去访，使我害羞难言，忧虑交加，而处于莫知所措的境地。您毫不计较，送来的信（这是指谭冠三10日致达赖喇嘛的信）出现在我眼前时，顿时感到无限的兴奋。”
在这封信中，达赖喇嘛明确表示当时叛乱的实质为“反动的坏分子们正在借口保护我的安全而进行着危害我的活动”，并向谭冠三表示“对此我正设法平息”。
在从谭冠三的回信中获悉反动分子在国防公路沿线（罗布林卡北面的公路）修了工事，布置了大量机枪和武装反动分子的情况后，达赖喇嘛于3月12日写了第二封信，其中提到：“反动集团的违法行为，使我无限忧伤。”
达赖喇嘛同时在信中说：“昨天我通知噶厦，责令非法的人民会议必须立即解散，以保卫我为名而狂妄地进驻罗布林卡的反动分子必须立即撤走。”
针对叛乱分子3月10日至11日的公开军事挑衅，达赖喇嘛承认是“以保护我的安全为名而制造的严重离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事件”，并再次承诺“正尽一切可能设法处理”。
在达赖喇嘛逃离拉萨前的3月16日夜，他派人转交谭冠三第三封信。从信中内容判断，此时的达赖喇嘛似乎还在尽心斡旋以平息事态。他在信里说：“现在此间内外的情况虽然仍很难处理，但我正在用巧妙的办法，在政府官员中从内部划分进步与反对革命的两种人的界限。”
他还说：“一旦几天以后，有了一定数量的足以信赖的力量以后，将采取秘密的方式前往军区。”而3月17日晚间，达赖喇嘛却与其贴身随员一起，乔装改扮，趁着夜色逃离拉萨。
对于上述公开发表的信件，达赖在其自传中声称，他给谭冠三的信，目的在于“尽一切可能争取时间”。他还说：“故意不告诉他们我的住处位置，希望借此再拖延一阵子。”与此同时，达赖喇嘛纠集随从心腹，在罗布林卡“讨论逃亡的方法，一边决定逃亡的成员”。
藏传佛教信徒戒律很多，从基础的五戒到比丘戒的250条，戒律严格程度依信徒的层次而定。藏传佛教信徒最起码信守的是：不杀生、不偷盗、不妄语（不撒谎）。
半个世纪前，达赖喇嘛的“缓兵之计”让他争取了时间逃离拉萨，但却不经意中违反了佛教徒的基本戒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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