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委书记张云川

邯郸市永年县公开处理了35名违纪干部，其中12名副科级以上干部是因为在“干部作风建设年”千人动员大会上打盹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舒泰峰、杨守勇 | 河北石家庄报道

河北省委书记张云川似乎并不信“家丑不可外扬”的俗理。在一个月前的全省“干部作风建设年”动员大会上，他痛批了“少数干部”的不良作风。

“有些地方巧立名目、滥设收费项目，甚至在公共场所节日摆花、树木打药、垃圾站建设等，都让企业硬性交费，连办结婚登记不送礼就拖延；尤其是一些重要部门和关键岗位的少数公务员，依仗职权吃拿卡要，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现在一些地方，干群关系紧张，群众反映强烈的一些问题，主要的是少数干部作风不好造成的⋯⋯据省信访局分析，在去年500多批次赴省集体上访中，因干部作风问题引发的近200批，占到了总量的近40%。”

“在少数干部中，确实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有的甚至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有的缺乏宗旨意识且权欲重，以官为本、官僚主义，缺失民本思想和责任，出了问题捂着、盖着、瞒着，以致酿成重大事件，给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给河北形象造成了极大损害。”

“有的光有‘唱功’没有‘做功’，热衷于摆花架子、做表面文章，讲起来头头是道、干起来没有真招，对上汇报‘一枝花’、实际工作‘豆腐渣’，甚至搞假大空、玩数字游戏。”

言辞犀利，情绪饱满，张云川数度脱稿：“谁阻挡了河北事业发展，谁让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过不去，我们就让他过不去，调整他的位置、摘去他的‘帽子’。”

张云川的讲话，宣告了河北一场规模空前的吏治行动的开始。在当天的大会现场，他已经开始做出部署---当谈到基层评比检查过多过滥时，他当即宣布：到今天下午6点之前，所有还在基层的评比检查组立即回来！

一个“立即回来”，让河北所有官员意识到，这次“吏治风暴”不是说说而已，而是要动真格的。

“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

“动真格”的表现之一是，2月20日下午，河北省“干部作风建设年”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成立，省委秘书长景春华兼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省纪委副书记曹素华任常务副主任。省委副秘书长王国发、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王亮、省委宣传部秘书长魏平、省政府办公厅督查专员齐辉任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其实张书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就反复说到干部作风问题。”王国发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2007年8月，张云川由国防科工委主任调任河北省委书记。“张书记来了之后，明显感到河北城镇化进程太慢，市场主体不活，大项目引不来，引进来了长不大。”王国发说。

究其原因，“书记明显感觉到河北的干部作风与发达地区差距很大。在这里干部慢慢腾腾，部署半天下边不落实。”王国发说，“我感觉他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提出干部作风建设的问题。”

领导小组办公室提供给本刊记者的《关于开展“干部作风建设年”活动的意见》，详细地阐明了这次活动的背景：“河北改革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但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相比，干部队伍的作风状况还存在一些不相适应的问题：一是宗旨观念淡薄，缺乏民本思想和责任意识，在其位不谋其政、不尽其责，遇事推诿扯皮；二是改革创新精神不足，思想守旧，惰性严重，工作缺乏主动性和紧迫感；三是作风飘浮，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干事虎头蛇尾，不真抓实干，甚至热衷形式主义；四是工作粗放，工作本领不强，不讲标准、不讲效率，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五是纪律松弛，不作为甚至以权谋私乱作为，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

“干部作风建设每一次都各有特点，这次的突出特点是从破除影响经济发展的障碍入手。”王国发说。

三鹿奶粉事件的警示

另一个背景则是三鹿奶粉事件。

三鹿奶粉事件后，河北省委副书记车俊兼任石家庄市委书记。“上任后，他先是处理奶农的问题，企业职工的稳定问题以及奶粉召回等问题。在这些棘手的事情处理完之后，他开始思考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其中有什么深层教训？”王国发说。

王国发提供给本刊记者一份车俊在省委常委会上的发言稿，其中总结了三鹿事件的几大教训，其一是“领导干部宗旨观念和政治敏感性缺失”。他说：“一些干部平时总是讲群众利益无小事、人民群众生命健康高于一切，但一遇到具体问题，就丢到了一边，往往考虑群众利益少些，考虑企业利益多些，分不清孰轻孰重、孰大孰小。”

他接着说：“这一事件再次告诫我们：背离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片面追求利润、追求经济增长，最终必然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随后石家庄在全市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吸取教训、转变作风、重塑形象、科学发展”的主题教育活动。其一是整顿干部作风，建立干部激励约束机制。

石家庄市的干部作风几乎成为一种反面典型。王国发说，连省直部门都觉得在石家庄办事太难了。

三鹿事件加剧了干部作风整顿的迫切性。“恰恰在这个时候送来了两个典型。”王国发说。

2008年10月29日，河北省赵县南柏舍镇派出所所长李彦辉、司法所所长赵英潮与两名村民在饭店打麻将，被记者曝光。事后，赵县纪委、监察局决定分别给予2人留党察看一年和行政撤职处分。

另一桩“典型”发生在上述事件6天之后。石家庄市建设局党组成员、市建筑市场管理中心主任王荣芝在上班时间与该局办公室主任贾兵山等人在某宾馆茶社聚众赌博，被石家庄市行政效能举报中心工作人员当场查获，现场没收赌资4940元，王荣芝受到撤销市建设局党组成员、行政撤销建筑市场管理中心主任职务的处分。

“石家庄‘主题教育活动’社会反映普遍叫好，这也给了省里一定的启发。”王国发说。

干部全员竞岗

由于定位是破解影响发展的难题，此次河北干部作风建设没有像以往那样强调官员生活细节。整个活动提出五项活动和五项制度，更多地指向干部工作作风。

五项活动包括：建立领导干部联系点，每名市、县党政领导干部至少确定一个村或社区、企业、重点项目作为联系点，每个省、市机关部门至少确定一个联系点。

开展“调研周”，市、县党政班子和省、市机关部门主要领导干部，在上半年和下半年各安排一周时间到最基层单位进行蹲点调研。

开展“恳谈日”，市、县党政领导班子每两个月确定一个“恳谈日”，省、市机关部门每年就1至3个议题进行恳谈。

开展集中攻坚活动，实行破解难题责任制，领导干部分工负责，做到一个难题、一套人马、一个方案、一抓到底。

开展“送服务”活动，市、县及有关部门为在本行政区域内进行的重大项目投资设立“绿色通道”，急事急办、特事特办，专人负责、跟踪服务。

五项制度则是公开承诺制、首办责任制、限时办结制、考核评议制、追究问责制。其中考核评议制当中规定，要大力推进干部竞争上岗和轮岗交流。

“其他地区的竞争上岗一般是针对缺岗的岗位，我们针对的则是所有人员包括在岗的干部。”王国发说，这是力度非常大的一项工程，目前组织部门正在制定具体方案。

而在评议方面，王国发说，要上下结合、内外结合，广泛听取各方面尤其是服务对象的意见。“对评议和考核处在末位的，一年亮‘黄牌’，连续两年黄牌的待岗培训。”

目前，河北省各个部门和地市正在制定具体落实方案，而在查处违规违纪干部方面则走在了前面。

“干部作风建设年”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综合协调组主任孟昭安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各地都查处了一批干部，比如邯郸市永年县公开处理了35名违纪干部，其中12名副科级以上干部是因为在‘干部作风建设年’千人动员大会上睡觉。其他的则是上班时间吃喝、打麻将等。处罚措施严厉，有7名副科级以上干部被免职。”

更让社会感受深刻的是对房地产行政审批和收费项目的清理---原先的166枚审批公章被“砍”到26枚。“这是河北治理顽疾的第一刀。”王国发说。

166枚审批公章如何减到26枚

44个部门、126枚公章和4倍于标准的不合理收费，形成了“刚性潜规则”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舒泰峰、杨守勇 | 河北石家庄报道

“有关部门调查，办理一个房地产项目手续，在有的省只需要不超过10天时间，而在河北则要用一年多甚至两三年时间，盖166枚公章⋯⋯除非我们的地底下是金块，否则谁还来我们这里搞开发？”

2009年2月13日，在全省“干部作风建设年”活动动员大会上，河北省委书记张云川痛陈河北省行政审批项目之滥。

10天之后，河北省委省政府下发了4个关于房地产业发展的重要文件，涉及房地产开发的166枚公章取消140枚，只保留26枚；147项行政审批、备案办理事项，取消119项，保留28项；54个收费项目，停收、取消23项，保留22项，另9项改为市场调节价。

2月23日下午，河北省政府专门针对提高行政审批效能、优化房地产业发展环境召开电视电话会议。省长胡春华表示，要变坐等审批为主动服务，努力把河北变成房地产商投资的热土。

对这样的改革，房地产商拍手欢迎。卓达房地产集团项目经理闫淑静告诉本刊记者：“这当然是好事，以后省了很多麻烦。”另一位开发商说，过去跑手续可以说是“求爷爷、告奶奶”，审批项目五花八门，哪个“庙”敬不到都办不成事，如果严格执行新制度，以后就可以“轻松上阵”了。

“但是对于那些具有审批、收费职能的部门来说，这无疑是一次革命。”河北省政府法制办备案和译审处处长刘志华说，“因为这不但取消了他们的权力，而且断了他们的财路。”

刘志华是此次清理行动的具体牵头人，她介绍说，此次行动从安排部署、调查摸底到最后形成方案，只用了60天时间，“就像一场战役！”

这项被称为河北“治理顽疾第一刀”的改革，一开始面对的就是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其难度可想而知。这一刀是如何“砍”下去的？

高规格清理小组

这场改革一开始就具有浓厚的自上而下的色彩。

2007年10月底，河北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城镇面貌三年大变样”的要求，其目标是用三年时间达到五个基本目标：城市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城市承载能力显著提高、城市居住条件大为改观、城市现代魅力初步显现、城市管理水平大幅提升。

落实在实践层面，让群众首先感受到的，是前所未有的拆迁力度，城市的四条主干道中也有三条在大修。

“拆”只是第一步，要真正“三年大变样”，“建”才是根本，这势必借助房地产开发商之力。但河北的投资环境显然缺乏吸引力。

2008年11月底至12月初，河北省委研究室组织全省党委研究室系统组成12个调查组，分赴各设区市和省直机关单位，调查走访房地产管理部门、房地产协会、53个房地产公司和一些群众。

调查报告诊断出了“中梗阻”：大规模拆迁已经迈出实质一步，但后续建设却难以及时跟进。“究其原因，除了宏观经济形势影响等因素外，还有不可回避的体制内因素，即44个部门、126枚公章和4倍于标准的不合理收费等形成的‘刚性潜规则’。”

事实上，这“126枚公章”还只是初步调查的数据，在随后的筛查中又被刷新。

张云川在此份报告上做了相当细致的批示，要求省政府尽快从审批环节着手提出整改意见。“抓房地产审批的这个切入点，可以说抓住了要害。”王国发说。

清理工作很快展开，并且规格相当高，由副省长宋恩华主持、省政府秘书长尹亚力、副秘书长曹汝涛调度。牵头单位是省政府法制办，“从省政府几个部门，包括监察厅、建设厅、国土厅、物价局、财政厅以及法制办，抽调16个人组成了一个清理小组。”刘志华说。

一开始都是吵来吵去

清理小组于1月5日开始集中，首先要求各个部门和地市在1月10日前向小组报送审批和收费的事项。由于担心部门和地市自己报送的材料不全，小组又分成3组，先到石家庄市各个具有审批职能的部门---园林局、建设局、财政局、收费局等进行调查摸底。

“等各部门和11个区市报上来的材料汇总，我们与自己掌握的情况一一对照，归总筛选，最后得出行政审批、备案办理事项147项，公章166枚，收费项目54项。”刘志华说。

至此，公章又比省委研究室的调查数字多出不少。“省领导说，不要再查了，再查可能更多，但是意义已经不在这里，现在关键是要清理。”王国发说。

千头万绪，如何清理？这个难题交到了刘志华手上。

“一开始我们无从下手，掌握的材料很少，也不知道需要搞到什么程度，更不知道能否让书记和省长满意，我们只能一边做一边摸索。”她说。

清理小组首先进行分析，查找每项审批所依据的法律、规章，“哪个令，哪年发的，哪一条，全部录入。”

接下来是把不合法的去除，以及从合法的事项里看有没有重复之处。这项工作繁琐细致，时间又紧张，但每一条都涉及部门利益而不能草率处置。于是，清理小组经常凌晨两三点打电话到各部门负责人家里，请他们连夜赶来核实。

更大的难处还在于各部门的利益博弈。“部门有自己的理由，他们说这么多年来进行管理，已经形成了一套很成型的体系。每一项都要沟通，反复来回，一开始都是吵来吵去的。”

“这是件得罪人的事。”刘志华说，但是也必须协调，“我们先协调，协调两次还下不来，尹秘书长就亲自出面协调，最后他们也都服从了大局。”

清理工作是一次不断挤压的过程。“我们清理了好几次，公章清理到45枚的时候报给宋恩华副省长，他说不行，到36枚的时候再报，仍然不行。”刘志华说。

王国发透露，张云川书记对此项清理有非常具体而严厉的要求，“公章不压缩到30枚以下，方案就不用往省委常委会提交。”

一次次地压缩，终于达到最后的结果。2月17日，省政府常务会议通过了清理方案，两天后，省委常委会也顺利通过方案。刘志华和清理小组成员们松了一口气。

部门立法危害大

60天的清理工作，对于刘志华和她的同事们来说犹如一场战争。尽管前所未有地辛苦，但她觉得成就感很强，从中学习体悟到了许多东西。

她的第一个感受是，部门起草法律法规，弊端极大。“管理部门会加重某方面的色彩，举一些特殊个案来告诉你某个环节非常重要。”她说，比如消防部门会拿深圳“舞王”大火的例子来说明消防设计审核评估的重要，“大的工程可以这么做，但是一些小工程就没必要，因为房屋前期设计的时候完全可以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

正因为部门立法，在法律的具体实施中，部门还不断新增内容。“每一项审批经常附带六七项条件，施工许可这项审批，甚至要求开发商报21个材料。而环境评估，原本是针对工业项目的，现在扩大到了所有建设项目。”

清理小组的一项业绩是，把房地产各项审批需要提交的209份前置材料缩减到了70份。

“每个部门都千方百计加大权力，有的条件根本没必要，结果都条文化法制化了。因此，一定要开门立法，反复论证，立法过程中不清楚的一定不能偏听某一个部门的，每一项审批和条件，尤其要听听管理相对人的意见。”刘志华说。

刘志华的第二个感受是，“管理部门普遍重审批轻监管，千方百计设置门槛和审批事项，好像不审批就无法管理。其实许多事情都是日常执法监督可以解决的。”

“比如夜间施工照明，房子到浇筑的阶段，不连夜施工来不及，就要夜间照明，原来也搞审批，这次砍掉了。施工单位给你报告后，你去现场看，发个安民告示，不是一样进行管理吗？”

刘志华说：“外资企业体会，在中国开办企业进门特别难，一旦进了门后，又没人管你了，不能干的有时候也能干。这说明我们的制度设计上有一些问题。审批上也是如此，各部门都等着审批，收收钱，吃吃饭。”

这次清理的一个原则是，只要能够通过执法监督解决的都纳入到日常的监督管理中，不再进行审批。

“还有一点体会，我们重立法而轻修改和废止，好像一立法就万事大吉了。”刘志华说，通过这次清理，她发现许多法律法规已经不适应形势需要，如果不执行就涉嫌违法，执行了又妨碍发展。作为此次清理的一个附带成果，清理小组将省里的一些不合时宜的法律法规寄函给省人大，建议进行修改。“法律法规不应该只是立，更要重视修改和废止。”

从两三年到18天

清理小组的工作成绩集中浓缩在《河北省房地产开发项目行政审批流程示意图》中。

这份已向全社会公布的流程示意图，将房地产开发建设审批分成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竣工验收三个阶段。按照要求，严格实行限时办结制度，各个环节审批时限都有刚性要求，涉及政府部门的审批全部办理时限为18天。

由原来的两三年到18天，变化不可谓不剧烈。“流程图修改二三十次，我们也参照和对比了浙江等地的流程。”刘志华说。

流程再造的另一项变化是，实行施工图设计文件联合审查和建设工程竣工联合验收，也就是各职能部门联合进行施工图审查和工程竣工验收，实行闭合式审批。各部门不单独加盖公章，不收取费用，实行一个公章对企业。

“避免企业一个部门一个部门跑，节省了时间，这是比较大的一项创新。”刘志华说。

变化还体现在审批权的下放上。“也就是把省直部门的行政审批权下放到各区市，以前县里报市里，市里报省里，顺利的话一个项目也得60多天。以后都在所在区市，一道手续就办理了。”

如此集中式的清理也必然带来问题。“市县这一级大多收费单位是自收自支的，收费取消后意味着连吃饭的钱都没了，像房产登记机构，好多人是靠登记费养着。”刘志华说，她也因此经常接到电话，说关照一下吧，取消后对我们影响太大了。

对这部分问题，目前河北省的方案是由财政给予适当补贴，或从土地出让收益中列支小部分经费解决。

“治理顽疾第一刀”已经“砍”出，“第二刀”、“第三刀”也已蓄势待发。河北省省长胡春华已经表示，下一步，要借鉴这次房地产业行政审批和收费项目清理的经验和做法，对现行的行政审批和收费项目逐项进行清理。

刘志华再一次被吸纳进这两大项的清理工作。她说，“房地产开发也属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只是先拿出来了。其他的如水利、交通等都要进行一次性的清理。”

体制改革是转变干部作风之本

麻木不仁的背后是缺少责任制规则，使得少数公务员把政府权力当作实现自己私利的“事业”，而不是履行政府职能与责任的手段

文 | 杨光斌

毛泽东早就说过，干部和政策是党的生命。美国一家著名思想库的箴言是，人就是政策，政策产生结果。看来，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深刻地认识到人之于成事的重要性。

正因如此，共产党才历来重视干部作风建设，而在“三鹿奶粉”事件之后，河北省花大力气整顿干部作风，尤为及时与必要。毕竟，通过作风整顿而形成的道德压力并进而可能形成的道德自律，有助于提高行政效率和干部的责任意识。

不过，标本兼治，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我们知道，干部作风只不过是一套心理状态和行为方式，是体制和制度安排的外化表现。因而，只有改革与干部作风密切相关的体制，干部作风才能得到根本的持续性好转。否则，整顿之后，便可能死灰复燃。

那么，有哪些最重要的体制关系到干部作风呢？

首要的当然是用人制度与监督制度。一个完整的权力流程包括权力的产生（上游）、权力的行使（中游）和权力的监督（下游），也就是干部的产生过程、干部作为以及对干部作为后果的监督。要使干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监督必须从权力的源头做起。也就是说，不管是直接选举的干部，还是间接选举的干部，以及被任命的干部，都必须真正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为此，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必须完善内部的制度建设，同时，对于干部的每一个项目和每一个工程，都必须进行全面、客观、公正的审计。因此，建立真正能约束干部行为的权力机制，是转变干部作风的根本。

其次，加速行政体制改革。目前，各级政府部门设置依然具有计划经济的特征，即还有各种以行业和产品为基础的主管部门。正常来说，行政部门应该是政策的执行者，只努力追求政策执行的效率。但是，因为决策机制不健全，在很多场合，实际情况往往是部门决策，政府背书，很大程度上行政部门成了政府的决策部门。这就使他们有能力将自己的“部门利益”凌驾于社会公共利益乃至国家利益之上。

不仅如此，由于行业和产品的交叉性，必然导致部门的重叠、功能的交叉与利益冲突。在市场经济下，这些行业主管部门很容易演变为该行业或产品的利益代言人，并因利益冲突导致机构之间的矛盾---有利益的事大家争抢，要负责任的事相互推诿。

为此，必须加速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厘清部门职责，方可使干部作风得到真正转变。

再次，建立一套责任制规则。没有缜密的责任制规则，干部所履行的政府职能就变成了权利和权力，而不是责任。三鹿事件，典型地反映出一些干部对关系群众生命安全这样的重大问题麻木不仁。而麻木不仁的背后则是缺少责任制规则，使得少数公务员把政府权力当作实现自己私利的“事业”，而不是履行政府职能与责任的手段。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 (本文来源：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