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８月１７日电 财经观察：日本应对《广场协议》的教训和经验

　　新华社记者金旼旼　杜静　孙鸥梦

　　１９８５年９月２２日，美国、法国、联邦德国、日本和英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酒店签署《广场协议》，这一协议旨在解决美元对当时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汇率高估，以及美国贸易逆差持续扩大问题。

　　但事后的形势发展证明，对汇率的干预未能解决美国逆差问题，汇率只是“替罪羊”。同时，日本政府在形势变化下应对失当，给本国经济带来严重后果的教训值得汲取；而日本企业为应对挑战积极调整的经验也值得借鉴。

　　《广场协议》出台的背景与考量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美元持续走强，美国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经济陷入衰退是《广场协议》诞生的历史大背景。

　　１９７９年美国通胀率高达１３％，１９８０年到１９８２年美国经济连续两次陷入衰退，经济滞胀问题凸显。为此，１９７９年上任的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启动加息抑制通胀，但也导致美元汇率大涨，美国贸易逆差加剧。

　　据经合组织统计，从１９８０年到１９８５年，美元对日元、马克、法郎、英镑的总体升幅达到约５０％。美元走强给美国出口带来巨大压力，同时日本作为新崛起的经济大国，其出口导向型经济也进一步令美国逆差状况恶化。１９８０年美国尚能实现经常账户顺差，到１９８５年经常账户逆差占ＧＤＰ的比重达２．７１％。

　　为此，美国当时的里根政府开始对主要贸易伙伴施压，以解决美元被高估和美国贸易逆差不断扩大问题。这最终促成美国在１９８５年和主要贸易伙伴签署《广场协议》。

　　在协议中，虽然法国、联邦德国、英国均有所让步，但日本做出的妥协最大，包括以下几方面：一、进一步对外国商品和服务开放本国市场；二、执行强有力的监管松绑措施以充分发挥私营部门活力；三、就日元汇率执行灵活的货币政策；四、大力实施金融市场和日元汇率自由化；五、在财政政策方面继续聚焦两大目标，即减少中央政府赤字和为私营部门提供有利增长环境；六、在刺激内需方面聚焦扩大消费和抵押信贷市场，以刺激私人消费和投资。在这六条中，实现日元对美元升值是核心内容。

　　从短期看，《广场协议》迅速解决了美元高估问题，美国贸易逆差问题也大幅好转，到１９９１年甚至恢复到顺差状态。不过好景不长，随着１９９５年经济全球化加速，美国外贸形势又加速恶化。

　　而从长期看，美国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是自身经济结构性问题，即投资率高于储蓄率。正如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史蒂芬·罗奇所说，只有美国提高储蓄率或降低投资率，才能根本解决对外贸易失衡。

　　但出于政治原因，美国国内产业和政治势力总要为贸易失衡寻找“替罪羊”。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美国农业、工业出口商开始积极游说国会，强大的国内保护主义压力，是白宫和主要经济伙伴协商并达成《广场协议》的直接推动力。

　　可见，汇率和国际贸易不仅是国际经济问题，也是国内政治问题。虽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国贸易失衡，但美国政府总会周而复始地寻找“替罪羊”。

　　《广场协议》效应的回顾与争论

　　《广场协议》的签署国有五个，但为何签约后只有日本出现严重经济危机？日本政府应对失当的历史教训值得反思。

　　《广场协议》产生的最直接影响是日元对美元大幅升值，从１９８５年到１９８７年日元对美元升值超过５０％。但这并未造成金融市场和经济动荡，日本经济直到１９９０年前都保持较高速增长。

　　但在同时，由于担心日元过度升值有损经济竞争力，日本政府通过放松信贷维持经济扩张势头。从１９８５年至１９８７年，日本央行将基准利率从５％降至２．５％，日本股市、楼市泡沫因此越吹越大。

　　到１９８９年，日本当局意识到经济过热转向加息，但步骤很激进。从１９８９年５月到１９９０年８月，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日本央行基准利率从２．５％升到６％。银根急剧收紧刺破经济泡沫，日本经济随后陷入“失落的十年”。

　　日本央行前行长黑田东彦２００４年撰文《日本汇率政策失败所带来的教训》指出：“造成严重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的并不是日元升值本身，而是当时政府的经济政策失误。”

　　今天，各界对《广场协议》和后来的日本经济困局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仍存在争论。有观点认为，日本政府是被迫对本币升值，这一“城下之盟”直接导致了后来的危局；也有一些分析认为，日本政府在面对经济形势变化时自乱阵脚，决策接连失误，这才是造成日本经济“沦陷”的根本原因。

　　《广场协议》应对的经验与思辨

　　虽然日本经济在１９９１年泡沫破裂后陷入长时间低迷，但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日本已基本完成战后经济复兴目标。１９９１年，日本名义人均ＧＤＰ已达２．８７万美元，高于美国的２．４４万美元。日本已跻身一流发达国家行列。

　　同时，在压力之下日本私营部门开始积极寻求出路。首先，日本企业利用日元升值大幅增加海外投资，将大量产能转移到海外，以化解来自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

　　例如，为化解长期以来的日美汽车贸易纠纷，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累计在美投资２２０亿美元，在美国雇用１３．６万员工。这种本土化生产不仅有助于化解贸易战风险，也增加了美国消费者对日本品牌的认同度。

　　其次，日元升值和贸易摩擦倒逼日本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和技术创新，“日本制造”加速从一般加工制造向高科技、高附加值制造业转型；同时日本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精益生产”也成为全球企业学习的楷模。

　　因此，虽然日本经济陷入零增长陷阱，但私营部门的全球竞争力却不降反升。在泡沫破裂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新世纪初，大到汽车小到随身听，日本商品依然风靡全球。

　　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研究主任濑口清之对新华社记者表示，日本企业并非一味降价扩大市场份额，而是有意识控制产品销路，将精力更多放到提高质量和压缩成本上，大大提高了利润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