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公堂旧貌

柳湖书院

石作蜀塑像

马蹄寺石窟群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本报特约撰稿人 赵昱昊

“汉简夏碑人文荟萃，唐铭魏窟天马腾飞。”甘肃地处历史上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会地带，自古便是华夏文明向西延伸、东西文化交融共生的重要通道。从先秦肇启、魏晋守正，到明清兴盛、当代赓续，这片土地始终以开放包容之姿，承接中原文脉、涵养本土风华，书写了绵延不绝、独具气象的文明传承篇章。

春秋时代的孔门弟子

甘肃文脉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春秋时期，社会处于大变革大动荡之中，各诸侯国为富国强兵，广招贤士，促进了文化领域的大繁荣。一时间，儒墨道法百家争鸣，思想激荡，群星璀璨。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孔子杏坛设教，创建了儒家学说，其门下有“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据《续陕西通志稿·人物》记载：“孔子西行虽不到秦，而壤驷赤、秦祖、燕伋、石作蜀四人皆以秦产，为孔门高第，传学关陇。”这四位先贤中，有三位来自今甘肃境内，他们分别是：秦祖（字子南）、石作蜀（字子明）和壤驷赤（字子徒）。

秦祖和壤驷赤是秦国上邽（今甘肃省天水市一带）人，二人皆身通六艺，熟读经史，被后人评价为“问学楷模”“领袖诸儒”。秦祖和颜回、闵子骞等知名贤哲同为孔子的入室弟子，在唐代时受封少梁伯，宋代又封鄄城侯，于明代被世人称为“先贤秦子”。秦州文庙设秦祖祠，至今仍然受到后人的祭祀。壤驷赤则在唐受封北征伯，于宋加封上邽侯，明称“先贤壤驷子”。秦州文庙同设壤驷赤祠，其中词联写道：“任人间倒海翻江，逐宇宙新潮，正学莫忘宣圣统；愿我辈模山范水，赴春秋佳日，大家来拜上邽侯。”体现了上邽侯壤驷赤为一代道德楷模的精神气象。

石作蜀是秦国冀县（今甘肃省甘谷县）人，他的经历则更为传奇。据《甘谷县志》记载，其听闻孔子在鲁国开馆收徒，不远万里负箧曳屣投身于孔子门下，在学有所成后又返回陇右宣扬儒学，敦风化俗，致使秦陇一带文教大兴。为纪念石作蜀，唐将其封为石邑伯，宋封成纪侯，明称“先贤石作子”。宋高宗赵构曾作《石子赞》云：“昔在石邑，能知所尊。懋依有德，克述有言。鼓箧槐市，扬宣尼日月，无得而逾。奥有哲士，尚为学徒。登封偶圣，至德崇儒。以地进爵，斯文乃殊。”彰显了后人对石作蜀东学西传孔子之道的追忆和赞颂。

在天水文庙有一对楹联，其文曰：“圣绩怙行，眺百二河山，不碍春风时雨至；儒宗传学，数三千弟子，谁携关月陇云来。”这正是对这三位先贤东行求学、西归传道的追颂。他们所携带的不仅是关山明月、陇原浮云，更是中华文化之火种。三贤打破了地域的隔阂，将诗书礼乐带到渭水流域，使甘肃成为最早接受儒学教化的地区之一，也奠定了两千年来关陇“崇礼尚儒”的文教传统，开启了绵延千载的甘肃文脉。

五凉时期的河西儒学

西晋时期，宗室攻伐不止，民不聊生。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趁势进入中原，自此开启百余年的五胡十六国割据混战局面，中原地区陷入持续动荡。届时，各割据政权与地方势力连年征战，统治者更迭频繁，黄河流域烽火连天，百姓流离失所，北方农耕经济遭到毁灭性打击，社会生产近乎停滞，繁华的中原腹地满目疮痍。这对中原文化与文教的破坏尤为惨烈。两汉以来传承的经学典籍，大量在战火中焚毁散失；官办太学、地方学府尽数荒废，私学讲学因战乱难以为继，饱学儒生或死于兵祸，或举族隐居避乱。儒家正统礼乐教化无人推行，传统文教体系近乎崩塌，中原地区文教事业一度中断，陷入前所未有的低迷，文化发展遭受重创。

然而，在河西走廊地区，自张轨起先后五个政权（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都推崇儒学、兴学立教，河西地区因此成为儒学的避难和复兴之地。张轨“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晋书·张轨传》）。又据《李暠传》记载，西凉时期官方“立泮宫，增高门学生五百人”。这都体现了官方大力支持儒学发展、兴办官学、鼓励私学、重用士人的历史背景。由此，河西涌现出一批倾心学术、著书传教的儒者，他们“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西开魏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陈寅恪语）。

河西儒者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敦煌宋纤和张掖郭瑀。宋纤，字令艾，年少时就志向高远，沉着冷静，不与世人交往，隐居于酒泉南山。他屡次拒绝地方官府的征召，潜心研究儒家学术，有三千多弟子跟随他学习。他注释《论语》，还创作了数万字的诗和颂词。到了八十岁，仍然好学不止，不知疲倦。酒泉太守马岌称赞其说：“名可闻而身不可见，德可仰而形不可睹。吾今而后知先生人中之龙也。”可见宋纤一代大儒气象。

郭瑀，字元瑜，原也是敦煌人，年少时他东游张掖，拜郭荷为师，完全传承了郭荷的学业。据《晋书》记载，他“精通经义，雅辩谈论，多才艺，善属文”，学识渊博，文采斐然。在其老师郭荷去世后，郭瑀以父事之，守孝三年，继承老师之遗志。前凉君主张天锡、前秦君主苻坚听闻郭瑀为当世大贤，纷纷派遣使者请郭瑀出山为官，制定礼乐典章，郭瑀全部推辞不就。他说：“吾逃禄，非避罪也。”以此来说明自己并非逃避乱世中的责任，而是拒绝追求功名利禄，不想和世人同流合污，展现了其高洁的品格。郭瑀在临松薤谷（今马蹄寺）开凿石窟，设馆讲学，著书立说，并写下《春秋墨说》《孝经综纬》等著作，推动河西儒学走向繁荣。前秦太安二年（公元386年），前秦长史王穆在酒泉起兵，对抗后凉的开创者吕光，他派使者联络郭瑀与敦煌索嘏在张掖起兵策应。后来，王穆与索嘏不和，郭瑀尽心劝谏后仍然无果，索嘏最终被王穆所杀。郭瑀万分悲痛，叹曰：“龙飞在天，今止于屋。屋之为字，尸下至也。龙飞至尸，吾其死也。古之君子不卒内寝，况吾正士乎！”遂回酒泉南山赤崖阁，不久郁郁而卒，一代大儒就此离世。郭瑀虽没有对五凉政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其当隐则隐，当出则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品质仍然值得我们铭记。其门下弟子多达千人，在河西儒学的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五凉儒学既有汉代经学正统，又兼容边疆多元气象，独具特色。在北方统一后，河西儒生又纷纷前往中原，反哺华夏文脉，为后世隋唐经学繁荣奠定基础。《魏书》赞曰：“凉州虽地居戎域，然自张氏以来，号有华风。”

明清时期的文教建设

明清时期，“治国以教化为先”已成为国策。中原王朝在大一统的版图框架下，着力经略西北、推行王道、教化边地，通过兴办学府、移植中原文化的方式，开启了对西北边疆的深度整合与文化浸润。一座座书院因此在甘肃大地上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甘肃文脉的传承也由此进入了制度化、体系化的鼎盛期，成为华夏文明在西北地区扎根生长的重要见证。

据《甘肃通志》记载：“甘州府儒学学宫在府治东北隅。旧系行都司学，元季毁于兵。明洪武二十八年移建东南隅。正统中，巡抚马昂重修。弘治初，巡抚刘璋建立官廨二区。正德十二年，巡按御史赵春垣置四斋。嘉靖十年，巡抚赵载又增官廨一区。”这段文字清晰记述了甘肃儒学学宫在明代重建、修缮和数次增建的历史，也充分体现了明代对文教的重视。明代正德十二年，巡按御史赵春在甘州（今甘肃省张掖市）建甘泉书院，开陇上书院先河，以“诚意、正心、崇德、广业”为宗旨，为甘、凉（武威）、肃（酒泉）、西宁、敦煌五州府的儒生学子提供修业之所，成为甘肃地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和人才培养的摇篮。此后，凉州河西书院、巩昌仰止书院等也相继建立，传授理学，推动科举的发展和兴盛，发挥重要的文教功能。

时至清代，尤其在同治、光绪年间，甘肃书院的发展进入鼎盛期。左宗棠总督陕甘时，大力振兴兰山书院，增拨经费，聘请博学大儒担任山长教授，使陇右河西各地优秀学子荟萃于此，兰山书院一时成为全省文教之枢。据《皋兰县志》记载，兰山书院“四十年来，肄业诸生，成科名，贡成均者，指不胜屈，而文行并著，亦复有人。即以皋兰论，率师儒之教，慕前哲之风，志向端而出趋正，不尽无人，皆院长造就之功，书院养育之效也。”此外，清代还兴建了兰州求古书院、五泉书院；平凉柳湖书院、天水陇南书院、静宁阿阳书院等一系列官办儒学书院。《大清一统志·学校》中还补录了临洮洮阳书院、靖远敷文书院、河州凤林书院等清代所建学校。这些书院集“讲学、藏书、祭祀”三种功能于一体，为华夏文明培育传承者，为天下培育经世致用的精英人才。

一座座书院，不仅仅是文脉发展的物质载体，更是无数陇原学子精神寄托之所在，它们承载着士人对文化的坚守和对理想的追求。在明清数百年的时光里，西北风沙和兵锋之乱虽曾侵蚀过城墙、阻断过交通，却从没有消磨书院的文脉生机。一代代书院的师生坚守其“修齐治平”的初心，在边疆之地赓续文脉，让中原的文教火种在西北不仅未坠，反而愈发蓬勃，最终沉淀为甘肃独有的文化底蕴，成为华夏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熠熠生辉的篇章。

千载文脉，薪火相传，如今的甘肃走向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崭新阶段。皋兰文庙改建为兰州国学馆供大众参观、武威文庙经过修缮后重新开放，这些承载历史记忆的建筑成为展示文脉传承、宣扬中华文明精神的公共空间，为广大市民和学子提供了近距离接触国学的机会。千载文脉不绝，陇原华风浩荡，滋养华夏的文化基因至今仍然流淌在陇人血脉中，蓬勃发展、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