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石定果“富民兴陇”一席谈——

　　甘肃在古代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石定果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就读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届、第十一届北京市人大代表。主要研究方向是汉语史、文字学等，专著有《说文会意字研究》等，还参与编写《汉语大字典》《中华小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分卷》《古代汉语词典》等。石定果教授在文史领域造诣很深，曾多次赴美国、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和地区讲学，是国内外颇具影响的专家学者。

　　“中国梦”成为党的十八大以来的高频词，其核心内涵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全党全国都为此目标而努力奋斗。富民兴陇，正是“中国梦”的一个组成部分。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对于中华民族既往的悠久历史与灿烂文明有尽可能具象的了解，从而激发我们的爱国主义情怀，强化我们的自信心与责任感。

　　甘肃于元代至元18年(公元1281年)从陕西行中书省划出，正式立省(甘肃行中书省)，迄今有823年，省名由甘州与肃州的首字合成。甘肃代称“陇”，源自陇西郡。六盘山南段别名陇山，陇山以西古谓陇西或陇右。战国秦昭襄王于公元前280年始置陇西郡，治所在狄道(今甘肃临洮南)。从上古起，陇西或陇右泛指今甘肃地区，简曰陇，沿用2000多载。

　　古代甘肃重要的经济地位

　　“陇右熟，天下足。”这是《史记》中的西汉俗谚，可见当时甘肃乃全国粮食主产区。中国是由粟(小米)的栽培发展出粮食种植业的，包括甘肃在内的西北地区是粟的原产地，而且麦的原产地也是西北地区，4500年前已出现。

　　祁连山林木茂盛，野生动物多，焉支山水草丰美，上古就是极佳的猎场和牧场。汉武帝平定匈奴后在此置郡县，移内地之民充实边防，他们除从事农业外，也多依托畜牧业为生。

　　提及甘肃，人们往往联想到丝绸之路。这条始于公元前2世纪的横贯亚洲内陆的古商道，曾持续千余年不废，它使隔绝的东西方得以沟通，推动了中国与境外的经济文化交流。全长7000多公里的丝绸之路，起点为长安，穿越河西走廊，到敦煌后分为北南两道，北道出玉门关，南道出阳关。开启丝绸之路的历史背景，是汉王朝为抗击匈奴而通西域，以联络诸民族建立盟军。最终由于时局变化，这条战争之路成了和平之路。

　　古代甘肃的特产很早就流通到中原甚至江南。羌笛又称“陇笛”，因为东汉初羌人就移居陇西。鹦鹉又称“陇鸟”“陇客”，因为多产自陇西。洮河绿石制作的洮砚，唐代已享盛名，至宋，列为四大名砚之一。

　　丝绸之路因汉王朝通西域而形成，商贸是双向互动的。中国的丝绸及瓷器、漆器、铁器、铜镜、箜篌等经此通道而西传，特别是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经此通道而西传，如凿井法、冶铁法及造纸术、印刷术，极大地促进了西域(广义)的发展(如欧洲文艺复兴就直接得益于造纸术和印刷术)。同时，西域(广义)的物产也经此通道东传至我国，如葡萄、苜蓿、石榴、蚕豆、芫荽、狮子、汗血马、香料、宝石、琵琶、桌子、椅子等等。举凡冠以“胡”字的东西都来自西域——胡桃、胡椒、胡萝卜、胡瓜(黄瓜)、胡琴、胡床(折叠凳)等等。特别是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也经此通道东传至我国，丰富了我国文明的形态。

　　古代甘肃重要的政治地位

　　古代甘肃无论外御边患，还是内击强敌，都具有关键性的战略地位。正由于此，汉武帝在公元前121年派霍去病击退盘踞河西的匈奴后，为了不使广大疆域空虚，便当机立断，将原匈奴昆邪王的辖境设置为酒泉郡，原匈奴休屠王辖境设置为武威郡，并大规模移民充实这一地区，进行开发和戍守。

　　汉之前的周、秦两朝，也把这里作为边防前线和主战场之一。战国时秦、赵、燕因抵抗不了匈奴，索性筑长城封锁边境，与之断绝往来，其中秦国的长城修建于陇西郡(郡治在今之甘肃临洮南)、北地郡(郡治在今之甘肃庆阳西南)等。在与北方游牧民族交界处筑长城以自保的方式，为其后诸多王朝所沿用，如汉长城、北魏长城、隋长城等。明代在甘肃的著名军事工程，除了长城，还有号称黄河第一桥的镇远桥，位于兰州城北通济门外。

　　甘肃在军事方面的区位优势，还可从唐代中叶两次事件得到证明，即安史之乱和吐蕃之乱。这两个例证可见河西、陇右的战略价值，拥有它还是丧失它，对于唐王朝的命运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既然古代甘肃在经济实力、战略地位等各方面都非同一般，那么它也必然成为意欲称王称霸者的资本和目标，尤其在十六国时期，这里发生过多次政权更迭。十六国之前凉、后凉、西凉、北凉、西秦五国，均建都于今甘肃。

　　这些政权实际上是胡汉双轨制，既体现出中原封建王朝的某些制度特色，也保留了少数民族部落的某些制度特色。100多年间，“城头变幻大王旗”，包括甘肃在内的北方广大地区，民众陷于兵燹之灾，社会发展受阻，但并非完全停滞不前，各政权为了巩固统治，也采取措施刺激经济，舒缓民生，恢复秩序。

　　甘肃现在除汉族外，还生活着回、藏、东乡、裕固、撒拉、蒙古、哈萨克、满、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古代甘肃就是多民族的聚居地，河西走廊联结西域，民族迁徙非常活跃，这里先后出现过匈奴、月氏、乌孙、鲜卑、吐谷浑、羯、氐、羌、回纥、吐蕃、党项等少数民族。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共同体。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不同民族之间通过交往建立密切联系甚至实现融合。先进者熏陶、引领后发者，后发者对于先进者既有因袭也有变革，彼此互补互利。

　　古代甘肃重要的文化地位

　　就传世文献而言，甘肃应首推文溯阁四库全书。据数据显示，文溯阁四库全书共有藏书3578种，36315册，是现存四阁中藏本最多最全的。

　　就出土文献而言，甘肃更有骄人的成果。20世纪我国考古学在出土文献方面有5大发现：殷墟甲骨、塞上简牍、敦煌文书、大库档案、少数民族古文字。这5大发现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实证，并且开启了新的学术视野：殷墟甲骨——甲骨学，塞上简牍——简牍学，敦煌文书——敦煌学，大库档案——清史，少数民族古文字——民族学。5大发现中，3项与甘肃相关：塞上简牍和敦煌文书两大成果整体在甘肃，少数民族古文字这一成果部分在甘肃。

　　三大世界性的宗教都是经由丝绸之路东传至中国的。古代甘肃是丝绸之路在中国境内的主要行经地区，较早较多地受到其影响，在佛教文化方面尤为突出。

　　佛教约在公元1世纪两汉交替之际从西域进入中国。西汉末，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派使者到长安，向博士弟子景卢讲授浮屠经。古代甘肃的佛教文化盛况，也可以敦煌、天水、永靖、瓜州等地的石窟寺为证，它们都被纳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录。

　　佛教经典的翻译是佛教传播的先决条件之一，这一工作从汉代起就展开了，大体到宋代基本完成，历时千余年。先后翻译出的汉文的佛教经典有1520部，5620卷(《大藏经》所存，不包括已译而后亡佚者)。汉译佛经的规模之大、持续之久，在世界上独一无二，这是中国对于人类文化的不朽贡献。

　　古代北方的民歌，题材与风格迥然异于南方，视野广阔，直抒胸臆。从流传不衰的乐府旧题《陇西行》《凉州词》《关山月》等，可以看到甘肃在漫长历史上难以磨灭的痕迹。

　　唐代是诗歌的黄金期，边塞诗是盛唐诗歌中很有特色的一类。王维、崔颢、岑参、高适、李白、李颀、王昌龄、王瀚、王之涣等诗人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边塞诗，笔力雄健，节奏跳荡，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边塞诗中，从主题看，尤以写西北边塞的居多，甘肃的风物就是盛唐边塞诗经常咏及的对象。

　　(本报记者秦娜施秀萍整理 张子恒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