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力建设国家级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

悠久灿烂的河西走廊丝路文化

　　莫高窟132窟壁画伎乐场景

　　敦煌汉代长城

　　绚丽的敦煌文化

　　□郑炳林

　　敦煌这个在甘肃省西北部戈壁中的小小绿洲，是古代中西文化交流之孔道，是古代丝绸之路连接东西方文明的咽喉之地，由绚丽多彩的敦煌壁画、彩塑和包罗万象的莫高窟藏经洞文献构成了它举世瞩目的文化艺术宝库，它是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影响深远的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等四大文化体系交流融汇之地，由此而形成瑰丽的敦煌文化。它包容了古代儒、佛、道、摩尼、景、祆等宗教之精华，也保存了古代汉、藏、梵、回鹘、于阗、粟特、西夏、吐火罗等语言文字，是真正的世界文化遗产。

　　通过研究敦煌文化的载体——敦煌壁画、彩塑、藏经洞文献以及敦煌地区古代文化遗存等，我们认为敦煌文化首先是作为丝绸之路上一种带有鲜明的地域内容、色彩、风格、形式的文化现象而存在的。虽然它是一种特殊的地域文化现象，但是，它的形成和发展必须具备一定的基础和条件，这个基础和条件就是本地域的主流文化。由于各个地理区域单元所处的地理位置和接触的文化形式不同，各种地域文化才具有了它的多样性。敦煌文化有着非常鲜明的地域风格，并且和当时的主流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当时由于上述的特殊性，它又不完全等同于主流文化，作为“华融交汇一都会”的敦煌，它的文化中还包括来自其他民族的材料，是多种民族文化交汇而成，从敦煌壁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类胡风胡化的影子。

　　敦煌文化在古代世界格局中是属于华夏文化体系的，与我国其他诸如楚文化、巴蜀文化、齐鲁文化等地域文化一样都存在文化的共同性。而这种共同性的主要表现：一是对华夏主流文化的认同性，即敦煌文化的根是我们延续数千年而不断裂的中华文明。二是它能以兼容并蓄的胸怀去吸收其他文化支流，对各种支流文化都有很好的吸纳，然后有所创新。

　　特殊的敦煌文化之所以具有其特殊性，首先是因为地域位置的特殊，正因为敦煌是丝路咽喉之地，它有文化生成和传播的自然地理环境。自出长安，沿丝绸之路往西，只有从敦煌开始，丝绸之路才分为北、中、南三道，继而通往中亚，进而达到西方。没有敦煌的地形、生态、气候等就无法形成这种特殊的敦煌文化。其次，正因为有了丝绸之路这一特殊的地理背景，中西文化才得以在敦煌地区交汇，从而构成了敦煌文化特殊的文化背景，一面是华夏的主流文化，另一面是多民族的异域文化，在敦煌交汇。

　　敦煌文化的特点：一是宽容性与包容性。敦煌所处的地理位置不是封闭的，而是丝绸之路上“华融交汇一都会”，其兼容并蓄的特质，通过南来北往的胡商群体，沟通了中国在内的世界四大文化体系，因此形成了敦煌文化中一面是中原主流文化，一面是多民族支流文化的格局。同时，敦煌石窟、壁画、彩塑的表现题材绝大多数都与佛教相关，藏经洞文献中绝大部分也是佛教文献，所以在敦煌文化中，佛教文化表现得比较丰富也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虽然不能将敦煌文化等同于佛教文化，但是佛教文化兼容的特性也影响了敦煌文化的宽容与包容性。

　　二是延续性与稳定性。敦煌文化的生成和传承跨越了千年，从莫高窟早期北凉石窟中的壁画到明清时代重绘的壁画，经历了1000多年，从公元前2世纪西汉敦煌建郡到公元11世经藏经洞封闭，也经历了1000多年的时间。这都充分说明了敦煌文化处于相对的稳定状态，没有受到过严重的破坏。正是因为敦煌文化宽容、包容、延续、稳定等特性，直至今天我们都能领略到历经千年而在的绚烂文明。

　　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言：“我们知道，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可见敦煌文化是多种文明互相交融、促进、共存的多民族文化。敦煌文化展现了它追求兼容、和平、进步、发展的时代精神。

　　嘉峪关及长城文化

　　□俞春荣

　　长城文化即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长城凝聚着中华民族历代劳动人民的勤劳、聪明、智慧，它是祖先遗留给我们的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是屹立在中华大地上的一座不朽的历史丰碑，是人类文明的骄傲。

　　长城是文化艺术的摇篮。许多文学家、艺术家用诗词歌赋、书法绘画讴歌长城，给中华民族留下了大量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在万里长城身上所蕴藏的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内涵十分丰富，除了城墙、关城、镇城、烽火台等本身的建筑布局、造型、雕饰、绘画等建筑艺术之外，还有诗词歌赋、民间文学、戏曲说唱等。

　　长城是爱国主义教育场所。以长城为中华民族抵御外侮、艰苦奋斗的标志，以长城昭示着民族毅力和不怕牺牲的精神，建设“心上的长城”是中华民族团结振奋、为人类作出贡献的新起点。巍然屹立的长城是历史的见证。

　　特殊的自然环境，重要的地理位置，多样的民族民俗，复杂的历史进程，使甘肃文物在带有与华夏文明一体相连的共性特征的同时，又独具风格，表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丝绸之路特色、佛教艺术特色、长城边塞特色和民族特色。

　　甘肃境内古长城总长度达4400多公里，有秦、汉、明三代长城以及魏晋、宋、西夏和元代的城障，而且秦、汉、明三代长城的西部起点均在甘肃境内。沿古长城分布有大量的关隘城堡，其中敦煌的玉门关和阳关扼丝路古道之咽喉，高台骆驼城和安西锁阳城分别为国内保存规模较大和较为完整的汉唐古城，嘉峪关更是气势雄伟，堪称“天下第一雄关”。

　　正是由于长城在甘肃境内的历史存在，长城文化就与甘肃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影响建置形成、保障推进先进生产力、屏护丝绸之路、促成民族融合与发展，同时还对甘肃历史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甘肃境内的丝绸之路，随长城的产生而产生，随长城的形成而形成，随长城的延伸而延伸。丝绸之路自甘肃之东到西，始终以长城为屏障：得长城之屏障而形成，得长城之屏障而发展。随着长城的建筑，战事的平息，人民的安定，生产的发展，物资的丰富，“交换”的需要就应运而生。原用于修筑与守卫长城的“交通大道”，就自然成了互通有无的“交换”之道。丝绸之路即在甘肃境内由东向西逐渐形成与接通。同时，也在长城的屏护下发展。

　　长城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无论丝路文化，或是敦煌文化，都与长城文化息息相关。中国的传统文化认为，长城文化是内向型文化，而丝路文化是外向性文化，两种文化的结合使嘉峪关的地位更加厚重。嘉峪关虽然在历史上是一个人烟稀少的地区，但通过嘉峪关这个丝绸之路的重要关口所形成的文化载体，是河西走廊和整个甘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甘肃长城文化和丝路文化起到了一定的引导和促进作用。

　　西夏文泥活字版维摩诘所说经

　　北凉造像塔

　　西夏文化在武威

　　□于光建

　　西夏是由党项族拓跋氏于公元11世纪至13世纪初，在我国西北地区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先后与宋、辽、金并立长达2个世纪。其典章制度多仿唐宋，创制了西夏文字，以儒学治国，崇信佛教，大量翻译汉文典籍和佛教经典，创造了辉煌而独特的西夏文明。

　　“大夏开国，凉为辅郡”。在近200年的历史中，作为陪都的武威“辐辏交会，日有数千”，是西夏的西部经济都会和文化中心，境内保留有丰富的西夏文化遗存。

　　武威是近代西夏学的发祥地自西夏灭亡后的100多年，建立西夏王朝的党项族带着他们创造的文化渐渐消失得无影无踪。首先揭开西夏面纱的是清代著名学者武威人张澍。清嘉庆九年(1804年)，张澍与友人在凉州大云寺游览时，在一封闭的碑亭中发现了一通石碑，石碑正面的文字“乍视，字皆可识，熟视，则无一字可识。”之后，张澍根据石碑背面汉文才知道，此碑是西夏天祐民安五年所立的护国寺感通塔碑，正面和汉字相似的方块字正是消失已久的西夏国字——西夏文。张澍也成为近代第一个辨识出西夏文字的学者。西夏碑是迄今所见唯一的西夏文和汉文对照文字最多、保存最完整的西夏碑刻，碑铭在研究西夏的社会经济、土地制度和阶级关系、西夏国名、帝后尊号、纪年和官制、民族关系、佛教盛况等方面都是丰富而珍贵的资料。1961年，西夏碑被国务院公布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就在发现西夏碑的第二年，即1805年，金石学者刘青园在武威发现了几坛钱币，从中发现了西夏文“大安”“乾祐”“天庆”以及汉文“元德”“天盛”“乾祐”“天庆”“皇建”“光定”诸品。他根据西夏碑文字，判断出其中的梵字钱，即“西夏文钱”，这是西夏钱币考古史上第一次有明确文献记载的重大发现，使得西夏钱币在钱谱中初具规模，形成系列，成为人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武威是西夏的佛教中心西夏社会笃信佛教。西夏时期的武威寺院广布、塔庙林立，是重要的佛教中心和佛经译场。皇家寺院护国寺规模宏大，僧侣众多，香火旺盛。寺内感通塔多有灵瑞，被称为“护国宝塔”和“凉州金塔”。此外，还有金刚亥母洞石窟寺、天梯山石窟寺、小西沟岘修行洞、海藏寺、圣容寺、崇圣寺等也是西夏重要的佛教传播寺院。西夏中后期，藏传佛教开始在武威盛行，这为蒙元时期“凉州会盟”的成功举行奠定了坚实的宗教基础。

　　武威丰富的西夏文化遗存是揭开西夏神秘面纱的珍贵资料新中国成立以来，武威是发现西夏遗址最多，出土西夏文物最多的城市。迄今为止，武威西夏博物馆保存金银器、木器、西夏文献、佛造像、青铜器、瓷器等各类文物2000多件。武威发现的西夏文物不仅数量上全国最多，而且在国内所藏西夏文物中也是独具特色。有的价值极高，视为国宝；有的为首次发现，填补了考古空白。特别是西夏碑、泥活字版西夏文佛经、木缘塔、木版画、金碗、银锭等更是国内独一无二。

　　甘肃汉简：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张德芳

　　甘肃不仅是近世以来最早发现汉简的地方，而且也是出土汉简最多的地方。1907年和1914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第二、第三次赴中亚考察，在敦煌、酒泉长城沿线挖掘了3000多枚汉代简牍，揭开了上世纪初简牍大量出土的序幕。上世纪30年代，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汉代的居延一线包括今天的酒泉金塔和内蒙古额济纳旗发现汉简10000多枚，是当时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重大成果之一。

　　1959年，武威磨咀子《仪礼》简和“王杖十简”发现，是古代典籍第一次成册出土。1972年到1974年，居延考古又以新出20000多枚汉简而引起世人的再度注目。1979年，离敦煌95公里的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汉简1200多枚，为我们研究玉门关位置、西域诸国以及丝绸之路提供了新材料。上世纪90年代初发掘悬泉置遗址，在一个遗址上一次就出土23000多枚汉简，被评为当年和“八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到目前为止，全国出土汉简73600多枚，而甘肃就出土60000多枚。除了汉简外，甘肃还有天水放马滩的秦简，以及河西一些地方出土的魏晋十六国简和唐、宋吐蕃简；除汉文简外，还有佉卢文简、吐蕃藏文简等。

　　甘肃汉简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是研究两汉时期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军事、外交、民族、民俗、邮驿交通、西北史地、丝路贸易、文字书法、科学技术以及生态环境等诸多领域的第一手资料。汉简中大量郡县官职的记载，补充了历史文献中官职资料的不足；诏书律令的出土为研究秦汉法律制度和法律条文提供了新材料；大量经济资料的出土为研究两汉西北地区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以及地租、赋税形态提供了新证据；汉简中保留的儒家经典和古代典籍有的为我们提供了汉人与今不同的新版本，有的则是亡佚了几千年的古书；汉简中西北障塞防御体系、屯兵戍守、军队布防的详细记录是当年国家统一强盛的反映，是研究军事史的珍贵史料；汉简中关于西域各国的详细情况以及对中亚、西南亚、地中海沿岸各国的记载不仅是研究西域各国早就归入中原版图的第一手资料，而且是古代中国同中亚、印度、伊朗、罗马等商贸往来、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汉简中对月氏、乌孙、匈奴、羌等少数民族的记载，证明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融合的国家，各民族人民共同努力才开拓建设了我们美好的家园；有关当时人们衣、食、住、行、用方面的翔实记录，提供了两汉时期西北社会生活及民俗风情的方方面面；大量的邮驿资料、交通车马方面的记录，为我们显示了汉代邮驿交通方面的生动景象；文字书法的再现，不仅使我们看到了小篆、隶书、草、行、楷各种书体的产生和流变，同时还是今人研习书法艺术的实物范本。关于历法、算术、医学等方面的古籍，体现了当时的科学发展水平。

　　甘肃的汉简是我省古代文化的特色和优势，是一笔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它以最生动、最具体的实物形态记载了两千多年前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真实面貌，使人们在可见可感中体味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作为文字载体和书写材料，它所包含的丰富内容促进了各学科研究的新发现和新成就；在中国文字发展和书法史上，它代表了甲骨文、金文、战国、秦文字以后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重大的艺术价值和文字学意义已为学术界所公认；作为行政和军事文书的原始档案，它的出土地大多是当年的边防要地、军事要塞和重要的行政机构，而这些地方作为文化遗址又成为吸引海内外人士参观、凭吊、寻古、探险的旅游胜地，汉简和遗址相得益彰，为之增添了更丰富的内容，成为激发、吸引中外人士向往甘肃的文化原典；甘肃汉简以其数量之多和内容之丰富，从整体上展示了古代甘肃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开放、进取、勤劳、智慧的文化品格，挖掘和弘扬其中的精神品格，是我们建设文化大省的精义所在；在对外开放的今天，甘肃汉简以巨大魅力吸引着海内外人士，是我们可以走出国门对外进行文化交流的特色和品牌。

　　五凉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黎大祥

　　武威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汉辟河西四郡后，历代王朝在这里设郡置府，建立国都，致力经营，使它成为长安以西的大都会，中西交通的咽喉，丝绸之路的重镇，民族融合的熔炉。由于武威在历史上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得天独厚的社会条件，创造了绚丽多彩、丰富灿烂的历史文化。尤其在魏晋时期，以凉州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五个王朝，除西凉外，其他均建都于凉州姑臧(今武威)，前后统治时间长达130多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五凉文化，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武威蕴藏着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尤其是五凉文化影响极大，在我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五凉时期的姑臧城：建筑豪华独特，格局别致，北魏新建的都城洛阳就是参照姑臧城的布局扩建而成，以至于影响隋唐长安城的布局，在中国古代都城建筑史上影响深远。现存城东北隅的大云寺及古钟楼是前凉国王宫殿遗址所在地，海藏寺后院台和雷台是前凉国王张茂所筑的灵钧台；城内北大街、摩罗什寺及舍利塔是著名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译经、讲经的地方，是后凉的重要遗迹；城东50公里的天梯山石窟，为北凉王沮渠蒙逊开凿，史称中国石窟之祖，这些古迹充分反映了五凉时期的辉煌与繁荣。

　　五凉时期的文物：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属五凉辖区)等墓群出土文书180多件；河西酒泉、嘉峪关等地发现大量这一时期的画像砖墓，武威境内保存有众多墓葬和丰富的出土文物，其中前凉的木牍、北凉的壁画，以及碑刻、凉造新泉等最具代表性。

　　五凉时期的乐舞：举世闻名的《西凉乐舞》从龟兹传入凉州后，经过当地发展创新，成为“胡华合一”的乐舞典范，隋时确定为国乐。河西节度使献给唐玄宗著名的《霓裳羽衣曲》就出自于凉州。

　　五凉时期凉州成为北中国佛教文化的中心：吕光西征请来龟兹著名高僧鸠摩罗什，在凉州驻锡长达18年之久，后到长安草堂寺翻译佛经约70多部，300余卷；北凉印度僧人昙无谶在凉州译经80余部。这些译经堪称中国佛教史上的辉煌纪录。此外，我国现保存的最早写经，如前凉的《法句经》，后凉的《维摩经》，北凉的《贤劫千佛品经》，西凉的《律藏初分第三》等，均出自于凉州。这些都说明了凉州在我国早期佛教文化中的地位。

　　五凉时期在文化上取得的主要成就有：

　　保存了中原先进文化。西晋末年，中原动乱。凉州相对安宁，中原大批达家仕族、文人学士纷纷前来凉州，促进了凉州经济文化的发达，客观上保存了中原文化，对后世影响极大；继承儒学传统，培养了大批人才。五凉时期的统治者，采取笼络礼遇士人的政策，征聘名流，任用贤达，开办学校，奖掖著述，文化教育事业兴旺发达，传授求学之风甚为浓厚，在全国赢得了“多士”的美称；吸收西域文明，推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西域文化与当地的游牧民族文化和中原文化相互融合，共同发展，创造了独具特色的五凉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