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拜年
李 浩
今年(2017)元月24日(腊月二十七日),我陪董丁诚老师到师大,最后一次给霍先生拜年。
过去每年都是在春节后去给老先生拜年,这一习惯我已经保持了20多年。因为自研究生毕业留校工作,我就兼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秘书,当时霍先生是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秘书向秘书长汇报工作,因公之便,可以随时随地,如遇急事,我会及时联系。但平时我尽力减少打扰霍先生清修,每年春节去一次霍先生府上,既是拜年,也是汇报工作。后来听董丁诚老师说,他每年也是春节后给霍先生拜年,随他去的还有郗政民老师、雷树田老师,我提出我也加入他们的拜年团队,这样把两个活动并为一个活动。于是,曾有几年是我陪着三位老师去给霍先生拜年。中间有一段,郗老师身体不好,住在了校外,雷老师病后不良于行,董老师在北京住了一段。这一期间,又恢复到我一人给霍先生拜年。如果我不回老家,一般是大年初二或初三,如果回老家,一般是初五或初六。霍先生对我的这个习惯也知晓,如果偶尔晚了一半天,老先生就会念叨:李浩今年怎么还没来?
董丁诚、郗政民、雷树田三位老师都是我本科时的业师,董老师与霍先生是天水老乡。老乡见老乡,话题特别多,谈起来也格外细碎深入。每到这时候,我知道自己插不上话,就溜到师母房中,陪师母聊聊天。
今年给霍先生拜年稍微有点特别。此前,新科学兄、一农学妹都曾电话告知,说霍先生病情不稳定,我和董老师商量后决定拜年提前。
这一天霍先生府上人很多,霍先生虽然躺在床上,但精神头很好,气色也很好,不像传说的那样危急。霍先生与董老师谈了一会,专门把我叫到他跟前,我握住霍先生的手,手很绵软,也很暖和,老先生满脸和气,思维清晰,他已知道我的近况,他看着我说:“李浩的耳朵大,是个长寿相,有福之人。”伴随着的,还有他依旧爽朗的笑声。我接着老先生的话说,我学不及老师,德不老师,但愿贱躯暂保,以便追随先生。希望老师多多珍摄,大树不倒,我们都能获得荫庇。师大副校长党怀兴兄也提及,要在今年适当时候举行祝贺霍先生百龄遐寿的活动,我们都期盼着这一时刻的到来,届时霍门弟子大聚会,共同为老师献寿桃。
当天因为还有天水市的市长一行人看望霍先生,我们就恋恋不舍地告别了霍先生,我也期待着祝寿活动的举行。
孰料春节刚过,我还在老家,忽然噩耗传来,霍先生溘然谢世。我随即赶到西安,参加了随后的吊唁和告别活动,也与同的师兄弟专门聚会缅怀。接下来,师兄弟们纷纷撰文,缅怀老师,不少媒体也希望我接受采访,或者撰文。我感到自己一直陷于恍惚中,思维跳不出来,作文也迟缓。故婉言谢绝了各方的好意。
大半年过去了,思绪慢慢稳定了,始能撰文缅怀,感觉到在我心目中,霍先生有几点寻常人不及处。
一是滋兰树蕙,作育人才。霍先生在各界看来,是大学者。但在我们当学生的眼里,他首先是个好老师。霍先生的遗体告别活动中,虽然也有不少地方大员,但来得最多的,还是他不同时期的学生。霍先生有教无类,故学生中既有“文革”前后的本科生,也有恢复高考后的研究生,还有社会各界喜欢书法、旧体诗词的友人。我属于研究生这个群体。霍先生是建立学位制度后较早开始招收硕博士研究生的导师,当时的学位授予权及导师资格是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统一评审的,是因人而授点,而不是后来的因设点而评导师。霍先生也曾多次向我说及当时评审的一些花絮。因为做导师早,故招收的研究生多,硕博士生加起来有一百多,所以学界把霍先生的学生称作“霍家军”.当然“霍家军”的得名不仅仅是人数多,还因为优秀人才多。在全国各地高校古代文学专业任教者为数不少,其中不少已成长为各校古代文学学科的中坚和骨干。
当下,各地高校热衷于“双一流”建设,而“双一流”又更多地对接为课题一流、科研一流,对于理工科的科研院所,以科研课题为龙头,不能说没道理。但对于以人才培养为目标的高校,漠视或忽略培养一流人才这个重中之重的目标,这是很悲哀的。好在霍先生等一批名师给中国高等教育,特别是中文学科的教育树立了标的。“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我们当学生的应该继承老师的优良传统。
二是打通诸艺,知能并重。霍先生这辈学人虽然直接沐浴了“五四”新文化的阳光,但是早期都受到优良家学的熏习。霍先生长于西北重镇天水,彼地旧学的势力更大,这对他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对传统文献的熟悉来自于童蒙时期,他的诗赋、书法写作,也都有童子功。这与仅有学校教育而没有家学的新一代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霍先生这一代人与更年轻的一批学人相比,能很自如地出入几个学科领域,如霍先生在古代文学的诗学、词学、曲学、小说学、古代文论领域都有建树,尤长于唐宋元诗词曲的鉴赏,对时尚的文艺学也不陌生,他还是共和国成立后较早参与新文艺学建设的学人之一。特别卓异的是,他在传统诗词曲赋写作方面是卓然大家,在书法方面,也自成名家。他应属于古代所说的“通人”而非专家。这与钱穆先生倡导打通四部、施蛰存先生实践打通“四窗”、饶宗颐先生构建四方之学,秘响旁通,旨趣相近。
三是养生养心,道通天地。霍先生和师母都以高龄辞世,这虽然有家族和遗传的因素,但也与他们注重养生养心,追求一种更为长远的价值有关。这种长远的价值我以为就是一种通达的智慧。
霍先生有几个孩子,均已成家,各有建树,但都靠工资养家,谈不上富有。霍先生丰富的收藏以及他的书法作品、手稿等,价格不菲,他在生前已妥为安排,捐赠给老家的天水师院和陕西师大,两校均为此设立了专门的书法艺术陈列馆。这种对遗产处置的态度,给我们很多启示。
宋儒程颐《秋日偶成》诗中说:“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冯友兰先生据此将天地境界视为人生修养的最高境界,远远高于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等其他三境界。我想,也许老师晚年已参透世象,超脱物我,故能在许多利益、利害上做出智慧和通达的安排。
我常常想:霍先生一生历经几个时代,融旧学新知,怀兼济之心,守独善之志,教书育人与学术研究并举,理论和创作两得,格局宏阔,气象森严,洵为近百年知识分子之典型,在中国近现代学术转型期具有特别意义。我自知资质平平,却能得遇先生亲炙,实乃人生之幸。
霍先生去世后,门人弟子、各界友好纷纷撰文缅怀,我读到不少,感到情真意切,受益良多,我也把自己随侍老师的一点经历和感受写出来,以此表达对老师的无尽思念。
(作者:李浩,系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曾任西北大学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