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传道情何限，遥忆师门数仞墙

——从学霍松林师的几点感怀

作者：尚永亮

　　我是霍松林师的老学生了。如果从1978年初读本科算起，中经八十年代随师读硕、读博，以及博士毕业后协助他指导博士生，直到1997年离秦赴鄂止，前后历时约二十载。其间趋侍绛帐，耳濡目染，获益良多。丙申岁末，九十七岁的松林师躺在床上，通过视频向诸位同门贺岁，并与我们约好，在百岁寿庆之际再度相聚。孰料苍天未遂人愿，在刚过了春节的正月初五，他老人家便与世长辞，匆迫地离开了我们。在赶回西安料理业师后事的过程中，眼望“唐音阁”中那一排排插满书籍的高大书架和空荡荡的书桌，追思业师一生行迹和学术贡献，不禁怅然于心，五味杂陈。而感怀最深的，便是当年随师读书时的一幕幕情景。

一

　　松林师指导学生，是标准的师傅带徒弟的做法。他重视能力的培养，而不强调单纯的知识传授。他很少给学生开课，而是指定若干书目，讲明基本要求，让学生回去细读，做笔记，定期到他家中讨论，重点就所遇到的问题进行辨析，指出改进的方向。我读硕士时的专业方向是元明清文学，记得入学不久，松林师就把同专业的几位同学叫到家中，布置任务，让我们先将整个元杂剧细读一遍，写出札记，然后每人选择数部作品详加注释，由此深化对元曲的理解。这个办法看起来笨拙，但一个学期下来，却收获甚大，不少杂剧作品的内容、结构、人物、语言乃至典故、字词，都烂熟于心。比起那些泛泛涉猎者，自不可同日而语。由此也奠定了我们进一步研习元代文学的基础。大概是有了这些训练，1985年，松林师便将其应山东文艺出版社之约拟编著《西厢汇评》一书的任务交给了我。其时正逢盛夏，我将各种资料堆积案头，对始于《莺莺传》、终于两部《南西厢》、《第六才子书西厢记》的十部作品、四十余万字细加研读、整理、校勘、标点，历时数月方告竣工。期间多次得松林师指点，学到了很多好的方法，也使自己整理古籍的能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至于学位论文，松林师也很少直接命题，而主张由学生通过阅读，发现问题，自己选择最感兴趣、最易于出新的研究对象。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调动学生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才能动手动脚找材料，逐渐掌握学术研究的方法和路径。当然，关于选题的基本原则，他是有明确要求的，那就是宁实勿虚，宁小勿大，要有问题意识和新视角，要有此题完成后继续开展的空间，而关键则在于出新，在于解决前人未能解决的问题，切忌蹈袭成说，游谈无根。我是松林师的首届博士生，此前已在大学任教数年，发表了十余篇学术论文，算是有了一定的研究基础，但面对博士论文选题，比照老师的要求，仍颇感困难。犹记1987年的秋季，每到傍晚，我与晚我一届的同门师弟邓小军、程瑞钊便约在一起，围着学校运动场一圈一圈地走，一个一个问题的讨论，你来我往，相互激发。回去后再读书，再思考，接着再讨论。这样的日子历时数月之久，其间有大的焦虑，也有理清思路、逐渐逼进目标的喜悦。最后，我选择了研究中唐贬谪文学的题目，拟以元和时期韩、柳、刘、元、白五大诗人为中心，深入考察其遭贬后的生存状态、心理状态、创作变化及美学追求，同时，向上溯源屈、贾，向下联及苏、黄，由此形成从执着到超越的核心理念，借以从史的层面了解中国贬谪文化的整体走向。这一思路的大致成型，就得益于当年同学间的讨论，得益于松林师的严格要求和由此形成的无形压力。现在看来，这一选题应是有价值的，它一方面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另一方面也为我日后从事唐五代、宋代贬谪文学乃至上古弃逐文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所以，当时和松林师谈了我的想法后，他非常高兴地予以肯定，并在我拿出全文总纲后，做了详细的批改和指导。直到今日，我还存留着当年的批改件和他写给我的满满两页的具体意见。

　　松林师这种培养学生的方法，当时有人戏称为“放羊法”，言辞间似乎有些不满。我的同学、现任教于东南大学的徐子方教授曾就此做过辨析：“有些老师培养研究生，的确不肯‘放’，而是抱着‘羊’走路，给‘羊’喂‘草’，甚至替‘羊’吃‘草’。而霍先生，则的确是把羊‘放’出去，‘放’入辽阔的大草原，诱导‘羊’们吃最好的‘草’。……我敢这样说，我们的独立科研能力和事业中的开拓精神，都应归功于霍师的‘放羊式’教学法。”（《霍松林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第580-581页）对子方兄的这一看法，我是深以为然的，并在自己培养研究生的过程中多所依循。

二

　　对于松林师的研究法和教育法，我将其概括为四句话十六个字，即“避熟就生，避虚就实，博专结合，知能并重”。简单地说，避熟就生，指的是不因循，不蹈袭，要开拓新领域，发现新问题。避虚就实，指的是重材料，重实证，力避游谈，力避玄虚。博专结合，指的是既要术业专攻，精于一艺，又要放开视野，博观约取。用松林师的话说，就是“专和博，互为条件，相辅相成。”既不能博而寡要，又不能画地为牢，因为“没有广博的知识，过早地专门化，可能较早地出点成果，但那成果的质量不会高，而且路子越走越窄越困难。”至于知能并重，则是对知识和能力的强调，而相比之下，能力的培养更重于知识的猎取。

　　当然，这种概括未必一定准确，但却大抵得其仿佛。在从师问学的十余年中，因为住的近，所以常去府上讨扰，聆听教诲的机会也就多一些。记忆中，松林师对以下几个问题也是颇为关注的：

　　一是入门须正，立志须高。这本是南宋严羽论学诗的话，但松林师移以论学，便有了新的生发。在他看来，做一个学人，一定要自期远大，先器识而后文艺，倘若不是如此，即使成为某一领域的专门家，其眼界、格局恐怕也难得放开，难得有大成就。同时，他还特别强调启蒙教育、首次感知的重要。因为一个简单的道理是：学拳容易改拳难。如果启蒙教育没搞好，从小认一些错别字，染一些坏习气，输入一些错误观念，方法不对，文理不通，习非成是，那就牢不可破了。他曾以煮饭为喻说：“煮一锅新饭并不难，但如果已经被人家煮成夹生饭，你再要把它煮好，就困难了。相反，如果启蒙教育搞得好，那就为以后的健康成长铺平了道路。”

　　二是做学问要从目录学入，要对中国典籍的存留概况有一个清晰的了解。他引用清人王鸣盛的说法：“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学者必须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多次告诫我们：“掌握目录学，就是获得信息检索的能力。就信息储存说，记在自己头脑里的知识叫做内储，储存于头脑之外的图书资料、科研情报则是外储。要使外储为我所有，就得培养较强的信息检索能力。缺乏这种能力，谈不上学术研究。”所以，在读硕士第一年，就专门请陕西师大古籍所的黄永年先生开设了目录学、版本学的课，以夯实我们的相关基础，了解不同时期的版本形貌、特点以及四部渊源、发展、藏书等大致情形。

　　三是做研究犹如警察抓小偷，又如法官断案，要搜集各种线索，要重证据，重证据链。松林师常对我讲：在考察一个对象之前，首要的任务就是穷尽各种资料，认真地加以辨析。这样做的好处之一，就是要在错综复杂的资料堆里寻找最有用的线索，由此顺藤摸瓜，一步步接近事物的真相。其中既要避免孤证，又要注意反证，既要注意当事者的说法，还要注意其他人的说法，使证据之间互相印证、互相补充，形成一个有机的链条。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主观臆断，才能使被追捕者无所遁形，也才算是一个聪明的警察、智慧的法官、优秀的学者。

　　四是写文章既要文从字顺，又要注意所用字词的准确、精省，能用一句话说清的事，绝不繁衍至两句三句;能用此词准确达意者，绝不用彼词蒙混过去。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反复推敲，不断修改。在读硕、读博期间，我写过一些习作，如《屈原生年榷论》、《天人感应与神秘思维》、《两种思维的冲突与史学家的苦闷》、《蒋士铨评传》等，都曾送交松林师审阅，经他悉心改订，最后由师生联名发表。1987年，松林师应约为上海教育出版社编写一部《李白诗歌鉴赏》，嘱我来写初稿。接受任务后，我颇花了些心力，从1000多首李诗中精选了150余首佳作，予以注释和赏析，最后形成近20万字的初稿。松林师看过之后，虽在整体上多有肯定，但也严肃地指出了存在的问题，而对文中拖沓的语句，误用或欠省净的字词，则一一勾出，或改订，或重写，十六开的稿纸上，布满批改后的红色印记。在松林师家中，他手拿改过的书稿，一边解释各处改订的理由，一边语重心长地说：“文字功夫是一个学人终身须用力之所在，这是基本功，也是一篇文章、一部著作的门面。有些学者，一大把年纪了，也有不小的名气，但一读其文，就令人皱眉。不是他的观点不好，而是在语言上粗制滥造。你们现在年轻，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切不可掉以轻心。”松林师这席话，给我留下极深印象。此后每写文章，在语言使用上都格外留心，经一遍遍修改打磨才敢拿出示人。同时，这也成了我指导学生时反复强调的一个要点。

三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年代，新方法、新思潮风起云涌，一时间蔚成风气。我们这些古典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也受其影响，常用一些新理论来观照中国文学史，并尝试进行写作。对此，松林师是宽容的，他认为时代在前进，学术也应有更新，新方法、新理论只要合理，自然可以使用，但根本原则在于能切合中国文学史的实际，能解决问题。如果只注意贴标签，浮在事物的表层，那就适得其反了。他曾借用汉代王充“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的话，告诫我们，作为一个学人，既要知古，又要知今，知今才能更好地知古，知古的目的则是为了知今。因而，要将古今打通，要用通史的眼光来研究断代的内容，要注意从中国文学的实际提取理论和规律性的东西。至于对学界一度兴起的“玩学术”的做法，他则坚决反对，认为学术怎么能玩？这种“玩”，失去了对学术应有的真诚，将会导致学术研究的堕落。

　　为了开阔我们的学术视野，松林师特意从上海先后请来了章培恒、马兴荣等先生，由他们各开设了一周左右的课程。章先生主讲明代文学，马先生主讲唐宋词学，每天三节课，将学术史和当前研究结合起来，纵横切入，颇具启发性。课下则与我们一起切磋讨论，气氛很是热烈。通过与这些一流学者的近距离接触，我们一方面学到了新的知识，了解了他们治学的路数，另一方面则打开了眼界，有了一种取法乎上的自觉意识。

　　与此同时，松林师还鼓励我们适时地走出书斋，或做实地考察，或参加学术会议，借以获取对研究对象的实际感知，对学界研究动态的即时把握。同门师弟邓小军当时研究作为唐代文化开端的河汾之学与贞观之治，涉及文中子王通讲学之地的文化遗存，亟欲前往山西河津县做些实地考察，却因经费困难，艰于启程。松林师得知后，当即允诺，资助小军两赴河汾，为其论文增添了可贵的第一手材料。小军回来后数次与我谈及其河汾之行的收获，言辞间充满了感激之意。与小军兄相比，我则在参与学术会议方面更多地受惠于松林师：1982年，先后参加了在西安举办的首届唐代文学研讨会，在湖北秭归举办的首届屈原学术研讨会;1984年，参加了在洛阳举办的中国文学讲习班;1985年，又接连参加了在清华大学举办的首届闻一多学术研讨会，在秦皇岛举办的明清文学讲习班;1990年，与松林师一起参加了在山东济南举办的首届国际赋学研讨会。在这些会上，拜识了不少学界前辈，也结交了很多中青年同仁，更重要的是，为参加会议而撰写了《论孟郊诗的风格及其成因》、《论〈哀郢〉的创作和屈原的放逐年代》、《闻一多与庄子》、《司马相如赋的主体特征和模式作用》等论文，使自己获得了一个与学界同行交流、切磋的机会，既认清了自我的局限，也相应地提升了研究的格局。

　　外出访学是另一件值得一说的事情。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研究生培养经费并不宽裕，区区数百元，将后期的论文打印和聘请答辩老师的费用除去，所剩已经无多。但即使如此，松林师仍设法拿出一笔钱来，支持我们到各地走一走，去查阅资料，并向相关高校的名师当面请教。在他看来，只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拜识一些有成就的学者，才能深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体验，才能转益多师。在松林师的支持下，我和同门学弟、现任教于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魏崇新教授自西安出发，途经成都、重庆、长沙、广州、上海、苏州、南京、扬州等地，先后拜访了四川大学的缪钺先生、因与缪先生合著《灵溪词说》而暂住成都锦江宾馆的叶嘉莹先生、中山大学的王季思先生、上海师大的马茂元先生、苏州大学的钱仲联先生、南京大学的严迪昌先生、南京师大的吴调公先生。这些先生听说我们是松林师的学生，都非常热情，对我们的研究和提出的问题予以指导，有时虽话语不多，却直击要害，令人豁然。此外，我们还跑了几所高校的图书馆，就研究课题查阅相关文献，获得了一批有价值的资料。我当时的关注重点是清代诗人赵翼和黄仲则，为此还专门去了常州，观看了黄仲则的“两当轩”故居，结识了赵翼的六世孙赵争先生，获取了不少书本之外的信息，由此增强了对历史文化的实际感知，并对我后来编写赵翼年谱，撰写黄仲则的论文，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四

　　松林师是斐声海内外的著名学者，又是极具功力的诗人和书法家。关于他在文艺学、中国古典文学等领域的造诣，我曾在《霍松林先生学术传略》(载《凡人与伟人之间》，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中详细谈及，兹不赘言;关于他的诗歌创作成就，也早有定评。在为1988年出版的《唐音阁吟稿》所作序言中，钱仲联先生这样说道：“松林之为人，能文，能书，能倚声，能研说部，能雕文心，而尤长于诗。”而其诗“忧时感事，巨构长篇，层见迭出，含咀昌黎以入少陵，此其所以为豪杰之士也。”程千帆先生进一步指出：“松林之为诗，兼备古今之体，才雄而格峻，绪密而思清，而其得意处，即事长吟，发扬蹈厉，殆不暇斤斤于一字一句之工拙。”验之实际，这些评说当非溢美之言。这只要看看他作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卢沟桥战歌》、《哀平津，哭佟赵二将军》、《八百壮士歌》、《闻平型关大捷喜赋》等系列作品，即可感知一位十六七岁少年蒿目时艰、悲情郁勃的胸怀和才气。大概正是有见于他在现当代诗坛持续不断的高质量创作，1995年，中国作协曾将其列入“抗战时期老作家”名单，颁授“以笔为枪，投身抗战”奖牌；此后，他又数度获得“中华诗词终身成就奖”、“最具影响力诗人奖”等荣誉。

　　松林师的书法以行草为主，自成一派。细观其字，寓刚于柔，真率洒脱，用笔之妙胜于用墨，字里行间气韵流动，很有些传统文人的高风雅致。所以，每当外出开会或游览名胜，总有人向他索求墨宝，他也多是来者不拒，于气定神闲之际，当众挥毫，倾刻之间，便已烟云满纸。据一位同校的老师讲起，一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组织专家外出考察，当地主人备好了纸墨，盛情邀请来宾题字留念，众人多推辞谦让，一时间气氛稍嫌尴尬。这时，北京大学的王瑶先生感叹道：如此场面，大概只有霍松林先生才能应付自如了。细想起来，确乎如此。在我们从师问学的那几年中，不仅多次目睹松林师在各种文雅之会时笔走龙蛇的风采，而且都曾得到过几幅老师赠送的墨宝。硕士毕业之际，我们十位同门聚于“唐音阁”中，松林师铺纸研墨，为每人题写一诗：“十全十美古犹稀，万里前程各奋蹄。莫忘同窗无限乐，弦歌三载杏园西。”博士毕业时，我又获赠诗一首：“斯文重振迈前修，哲士宁忘黎庶忧。九曲黄河通大海，瀛寰放眼看潮流。”这些由老师亲笔题写、充满期待和勉励的诗行，我至今还保存着。有时读书读累了，观赏摩挲一番，思绪便又回到了几十年前。

　　松林师平日喜望南山，最爱唐音，曾先后榜其居曰“见山楼”、“唐音阁”。如今终南依旧，楼阁已空，睹景思人，回想早年受业的历历往事，我内心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凉。 唐人李义山《谢书》有云：“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携笔砚奉龙韬。自蒙半夜传衣后，不羡王祥得佩刀。”再三品读，感同身受，谨缀文末，以志微诚。

　　（作者：尚永亮，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曾任文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