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河厂记事

冯沙驼

　　岁月在流逝，但记忆却无法失去，尤其发生在特殊时期、在特殊环境中经历的往事。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中期，我在徽县原天水地区小河铁厂所工作、生活过的一段经历，在我人生历程中留下深深地烙印。这段经历，也是众多小河人当年的共同印记。

　　从学生到农民再到工人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一日。天水市体育场人头攒动，全市欢送第一批下乡插队落户农村的知识青年万人大会正在召开。会上，人们已没有文革初期中那种充满热血的激情，高音喇叭中虽声嘶力竭地喊着口号，但会场的呼应声并不高。大会在一片沉闷中草草结束。下乡知青们携带着有限的行装登上卡车，在亲友们的哭泣声、喊叫声中徐徐驶出市区，向各自的目的地奔去。我和其他伙伴一起，蜷曲在卡车上，脑海中一片空白，全身好象已经麻木，天上落着蒙蒙细雨，也没有感觉。六个小时的行程，整个车厢无人说话。每个人都知道，从这一刻起，已被注销了城市户口、粮食关系，按要求“扎根农村一辈子，做一辈子新农民”的我们，过去的一切幻想已经破灭，农村将是我们一生的归宿。前途和命运如何，大家一片迷茫。
　　到徽县柳林公社庙坪大队庙坪小队插队落户当农民，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的艰苦生活己能慢慢适应，基本农活也一边学、一边干，逐渐会干了，日子在一天天度过。就在我们封闭、枯燥、简单、无望中在农村度过的日子里，外部世界正发生着重大变化，从而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也又一次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轨迹。一九六九年三月，前苏联军队在我国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实施武装入侵。我军自卫反击，从而引发了震惊全球的中苏“珍宝岛事件”。本已紧张的中苏关系更加趋紧。当时，前苏联在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动用战略部队，准备对我国核设施及重点地区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打击”，中苏更大规模战争一触即发。正是在这种紧张的国际背景下，党中央、毛主席向全党和全国发出了“要准备打仗”的号召，全国迅速进入了战备状态，围绕战备的各种准备工作开始加紧进行。
　　地处秦岭西侧、大山深处的徽县大河乡附近，自西汉时期，随着附近多处铁矿的发现即有炼铁业出现，从宋、元二代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当地炼铁、铸造均有发展。建国后的1957年，甘肃省工业厅在大河乡附近建起铁厂，命名为甘肃徽县炼铁厂。1958年‘大跃进’时，全厂人员达2677人，日产生铁最高达20吨。1960年开始，全国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铁厂生产时断时续，以后难以为继，于1963年9月被迫停产。后铁厂下马，仅留22人护厂。1969年12月，由于全国战备工作的急需，天水地区革委会生产指挥部报经甘肃省革委会生产指挥部同意，成立徽县五一铁厂筹建小组，招收工人150名，抢修高炉，维修旧工房，安装设备，于1970年4月投产后出铁。同时，开始筹建采矿、发电、水泥三个分厂。随着生产日益走上正规，经上级批准，在调回原铁厂职工50人的同时，又接受复退军人45人，徽县中学生38人，招收合同工200人。其中，在徽县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110人。年底，第二批下乡知青又被招收进厂，厂职工总数达706人。职工中，近三分之一来自在徽县插队的天水、徽县及在徽县伏镇插队的来自上海技校十几名知识青年。幸运的是，我也在第一批被招收进厂的下乡知青中。
　　1970年6月4日，在经过推荐并层层审查过后，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了铁厂。虽然从所下乡插队的农村踏进了工厂大门，但身份是农村合同工，即户口在农村，仍是农民。无粮食关系，每年均返回队里按队里劳力年人均口粮标准，将粮食运往公社粮站交验后，換取粮食码单交回厂里，才有粮食可供。说到底，虽是在铁厂工作，但仍是来自农村的临时工而已。合同期到底多长，前途如何，当时仍是一个未知数。但暂时离开农村，总比在农村干农活强，不论今后前途如何，当时只能看运气走着瞧了。
　　一到厂里，立刻将我们进行了分配。当时，全厂有采矿分厂、冶炼、原料、机修三个车间，运输、基建两个队。上马不久，抢修的一座13立方米小高炉已点火生产出铁。主要生产18-34号优质铸造生铁及一、二类铸造生铁。原料铁矿石从离厂区20公里外的包家沟矿山四个矿点采掘后运来，辅料石灰石矿就近开采供应。主要炼铁用燃料焦炭从天水焦化厂、山丹焦化厂生产后由汽车长途运输进厂，部分也经陇海-宝成铁路到白水江车站卸车后转运到厂。原料车间主要承担原料铁矿石、辅料石灰石、燃料焦炭等主要原料的卸车和破碎加工任务，在全厂是最累、最脏、最苦的工作。车间当时仿部队体制组建，分二个排、四个班，每排三十多人，分白班、小夜班、大夜班三个班轮流倒，每班8小时，一周轮换一次。我和许多伙伴被分配到原料车间破碎排。工作任务是将毎日近百吨矿山运来的铁矿石，石灰石用大锤砸成小块后投入鄂式破碎机粉碎，运至高炉炉頂平台备用入炉。焦炭班每人手持一把小铁锤，席地而坐，将每一块不成型焦炭砸成3-4公分块状后再过筛除去焦沬装筐备用。装卸班主要任务是把每日运到原料场的焦炭从四吨载重汽车上人工卸下后堆放
　　刚恢复生产，一切因陋就简。生产条件的艰苦，工作环境的恶劣，劳动保护的低下，在当时无人挑剔，而如今回忆难以想象。源源不断运来的铁矿石被卸下后，我们轮番上阵，抡起八磅大锤，将直径大约50-60公分矿石砸破到直径20公分左右后，投入鄂式破碎机内，破碎成3公分的原料。石灰石矿的破碎和铁矿石破碎过程一样，但它比铁矿石更坚硬，每一块用八磅大锤破开都不易。料台上，两台破碎机张开老虎口不间断地吞入砸开的铁矿石和石灰石。料台下，两名工人一边一个，将吐出过筛后的原料装入柳条筐抬上小车运走。巨大的机器马达轰鸣声、破碎机破碎发出的原料挤压声、台上大锤的破击声和台下原料过筛时的撞击声交织在一起，根本听不清对方说话声，只能靠打手势交流。而褐色的铁矿石粉末、白色的石灰石粉尘和原料场中不断卸下的焦炭，用小锤砸碎焦炭扬起的黑色粉末混合在一起，使整个原料场上空形成一层浓浓粉尘，灰蒙蒙地象沙尘暴似的在天空中停滞不散。原料场地上，厚厚的粉末一踩一个脚印，又带起无数粉尘扬起。而我们的劳动保护用品却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一身黑色工作服，是再生布制作，象细麻袋片似的，一磨即破。每月两双线手套，使用一会功夫十指露出窟窿，以后索性丢掉赤手去干。一只口罩，仅仅几分钟后，外面黑色罩面，里边渗入汚尘堵住口鼻，十分难受。每年一双解放鞋穿不了一个月非破即烂。上班期间，你即便包装的再严实，一会儿功夫就面目全非。待下班时，每人除两只眼睛外，全身上下粉尘裹身，难以辨认。尤其难为了在破碎班工作的女同胞，上班和男同志一样出力，下班后每个人的狼狈样，象刚刚钻出窟洞的粉尘人，全然没有青春年华、爱美爱净姑娘们的风姿，看了人人心酸。工作中最怕的是破碎机正在运行中矿石、石灰石被卡在鄂板中和鄂板破碎后的更換。那时大伙一起上，钢纤橇、大锤砸把矿石设法取出。支起三角架，用吊链吊出几十斤重的破鄂板，再将新鄂板缓缓吊起按装好，这一过程即要熟练要有经验，又要不出意外，保证安全。装卸班的伙伴们也一点不轻松，面对每天二三十辆卡车源源不断运来的焦炭，他们得爬上车，一铲一锹地卸完。集中来车时，更是紧张，一人上一车，累得趴下也得卸完。严酷的工作条件，几乎所有人的双手皮都被磨破，结成厚厚一层茧。长期双手抓筐使十指出血后慢慢成痂。在粉尘中长期工作，许多人经常咳嗽，气管发炎。最难过的是倒大夜班。夜深人静，人们早己进入梦乡。原料场却灯光明亮，机器轰呜声中无人有睡意，而后半夜人最难熬。暂短休息时，有人背靠机器打瞌睡，也有人将几把铁锹放地下，索性躺在上靣休息解困，但机器一开，所有人立马起身又开始工作。靣对每天的重复劳动， 无人有怨言，没有一人退缩落伍，逃避干重活。苦活大伙抢着干，再苦再累也要确保当班任务的完成。因为大家十分珍惜这次进厂的工作机会，期盼尽快能够成为工厂的真正主人。半年以后，车间任命徽县知青唐飞争为破碎排排长，我为副排长，伙伴闫智勇为装卸班班长。以后新一批进厂的天水、徽县知青又陆续补充到车间，大家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埋头苦干，咬牙坚持，硬是以顽强的意志保证了每班的高炉生产用料。时隔不久，第一批六十多名农村合同工正式转为工人的名单公布，我和其他十多名下乡知青名列其中。几年时间，从学生到农民，从农民又成为工人，自己人生命运转变得如此迅速，当时真使人难以相信。但在当年可是求之不得的变化. 我们转正后都定为二级工，月工资34.5元，虽不多，但生平第一次拿到自己辛苦工作所得的労动报酬，自有一种十分满足的感觉。
　　由农民身份转为工人的我，自然不敢在工作中有丝毫懈怠和马虎，每日按时上班，卖力干活，认真负责，带头苦干。没料到，过了不久，又有好事送上门，厂里通知我到厂生产科去工作，身份是以工代干。

　　在生产科的十一年 

　　从1971年进生产科工作到1982年铁厂下马后离厂，我在天水地区小河铁厂生产科工作了整整十一年。这十一年，是我人生中很关键、最重要的一个节点。在那里，我懂得并学会怎样认真努力去学习，勤奋刻苦去工作，怎样去一心一意干事、实实在在做人。在那紧张而有序的工作环境中，不仅学到了夲领，锻炼了自巳，更重要的是为我今后的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生产科统管全厂生产组织、生产计划、生产统计、生产调度、劳动工资、人亊档案管理、安全生产。当初，技术、基建等工作也在生产科工作范围内。刚到科里，分配我负责生产统计工作。以后又负责生产计划编制、经济核算、生产调度等，但凡全厂生产中的所涉及事务，只要领导安排，就全力以赴去干，根本没有份内份外的概念。科里十分精干，两位科长，一位工程师，加我四个人，以后又调入三人，分工就较具体了。生产科由副厂长胡润章负责。.他是祖藉秦安县，企业老领导。1958年铁厂第一次上马时，担任厂长直至1962年厂下马，以后一直在徽县工作。这次上马后，他任分管生产的副厂长。胡润章老成持重，有着在企业长期工作积累的丰富工作经验。对全厂生产十分熟悉，考虑问题细密周到，处理事情从容应对。他的工作方式是经常到主要车间转转，与基层干部聊聊，掌握第一手情况，做到心里有数。有问题直接找车间领导个别交谈交代，注重现场解决问题，很少召集会议安排。我到生产科以后，无形中就成为他的通讯员，随时听他调遣。我正常工作之外，但凡他安排的诸如通知人、传达指令、抄写材料、做会议记录等等均在每天工作之中。科长杨高纪，山西原平人，正派正直，作风扎实，和蔼可亲，具有很高的个人修养和丰富的工作经历。他对工作的全靣把控，对工作安排的细致，对生产各环节的了解，突发事故的处理，得心应手，有节有序。对科里工作的认真负责，具体工作的放手，处处所体现出的优良传统作风一直潜移默化深深地影响着我。副科长李培杰，思维敏捷，精明能干，性格直率，作风强悍，待人诚恳，办事利落，处理问题不拖泥带水，有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是生产科的核心。工程师张学曾，江苏南通人，由兰州调入，土建工程师，技术性干部，专业技术水平很高，朴实厚道，待人宽厚，工作极其认真，十分敬业。我刚进科里，无所适从，一切从头学起。幸运的是，从胡厂长到两位科长及张师傅（我一直如此称呼）言传身教，手把手教，又放手使用，像对自己的亲人一般关心、指导，一步步使我很快熟悉情况，进入角色。
　　每天一上班，全厂生产统计报表陆续报耒，我将24小时内全厂生铁、水泥产品产量、主要原料、辅料消耗、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如高炉利用系数、焦比、风温、生铁质量、水泥标号、消耗等报表数据一一核对，汇总登入统计台帐，每周将矿山上报统计报表汇总登记入账。如主要指标发现有较大变化，要与上期数据对比，查找原因，并向相关领导汇报。这一工作结束后，跑出跑进，忙忙碌碌的一天作也就开始了。统计工作看起耒很不显眼，但每天众多的数字后靣，反映出的是全厂生产的动态趋势，呈现出的是全厂职 工的劳动成果，创造的物质财富，一点都不能马虎。对于所有统计数据，即是每月统计分析、车间考核和指标的主要依据，又是在厂计划安排、生产会议及上级领导机关来厂检查时提交的重要数据。 十一年中，除停炉检修、年休放假之外，我的这些基本工作从未停止，直至高炉熄火，铁厂下马，准备转产的最后一天。
　　生产科的工作，紧张而有序。两位科长对我既严格要求，放手让我多学、多听、多看、多掌握实际情况，增加感性认识。又以自身的奉献精神时时影响着我，以自身的扎实作用带动着我。我经常随他们去车间、下工地，了解生产事务，现场看他们如何处理重大事故，排除重大隐患。很快，我基本熟悉了全厂整个生产工艺流程、各车间的基本情况、生产及企业管理中的关键要素，学会了用统计资料分析生产运行、企业管理全过程。科里张师傅知悉我有学习工程技术的愿望后，主动让我多接触他手中的工程技术工作。只要有机会，就带我去现场，帮他测绘，了解工地基建进展情况。教我学描图、识图，让我去搞一些简单工程预、决算。财务科夏成康科长，上海人。精明细密，理财行家。指导我如何准确运用财务报表去分析经济运行，发现问题怎样去加以分析。在经济核算工作中不厌其烦地提供各类财务数据，帮助我完善成本核算指标。技术科何天吉科长，我们一直尊称他为“何师傅”，兰卅人。他业务能力极强，厂里各环节的技术问题，尤其细节，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生产中遇到的一些技术难题，他一出面上手，可以说迎刃而解。经常看他在现场排难解困，无形中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书本上无法学到的知识。办公室主任张秉常、副主任杜发恭、干事胡广智，是我文字上的老师。他们文字功底强，出手快，质量高。由于工作关系，厂里凡涉及的生产简报及生产中相关资料，一般由我撰稿后交他们审定，他们不厌其烦，从结构、重点、文字、甚至标点符号都认真把关，一一指点。在他们的指导下，我在文字上有了较大提升进步，以后也可以参与厂里重要材料的起草。
　　在生产科的十一年中，保证自身工作任务完成是第一要务。同时，认真刻苦学习、坚持不懈学习，又是我最迫切、最重要的工作和生活内容。“文革”的爆发，击碎了我的大学梦，文革期间的‘停课闹革命‘，又白白耽误了几年青春年华。下乡两年，环境的影响，知识的封闭，又使我在文化知识的荒漠中徘徊。到生产科工作，面对生产中不熟悉的工艺技术流程，从未按触过的计划, 统计等工作，象驾驶进入大海的帆船，一时不知所向。靠自学去尽快弥补知识的贫乏、填补理论上的空白和专业技术知识上的缺失是唯一选择。回顾当年的学习，没有做到废寝忘食，但也确实如饥似渴。工作空余，下班休息，节假之日，尽量抽出时间去学习。同伴们闲玩时，我在看书读报、剪贴资料，别人休息，我仍然在灯下学习。每日报刊、资料阅读不过夜，渐成习惯，多年不变。尤其涉及经济类消息、报道均剪下粘贴以供学习参考。感谢我的好朋友刘有玺，他是我下乡插队时所在庙坪村里邻居的儿子。徽县一中回乡知青. 后分配到徽县新华书店工作。在农村插队期间，我俩在一起干活,一块聊天谈人生,共同的经历和语言,使我们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交心朋友。 是他在我学习开始阶段, 苦于沒有正规教材可用的情況下，想方设法在书店库房中找出文革前中国财经出版社出版的巜国民经济计划学】、《统计学》、《计划经济学》、《企业财务》《企业经营管理》等财经大学教材。 以后多年, 他给我尽力提供了一些文革中早已停印, 市靣上根夲找不到的同类学习书藉. 粉碎‘ 四人帮’ 后, 国民经济开始恢复. 国内企业将经营管理提到重要日程. 开始借鉴学习国外先进企业的企业管理经验和模弍， 刘有玺通过书店内部供书渠道,找来涉及美国、日本、德国、匈牙利等国企业管理的书籍. 在封闭山沟里, 当时能读到这些书藉, 不仅使我有更多的书可读, 更重要的是开阔了眼界, 学到了知识, 并在工作实践中加以运用,真是十分难得啊。有了书夲教材,自己按订出的学习计划去读书。在尽力掌握书夲中专业理论知识的基础上，联系工作实践，对计划、统计、企业财务、成本核算、企业管理中的要素等反复理解。遇到难点、疑点后，在书本中查找理论依据、寻求解决方法或答案。多年学习中，边读书边记笔记。对书本中要求做的重点作业认真去完成。这一切，使自己受益匪浅。在以后承担厂计划制定、企业管理、成本核算、经济技术指标的对比分析等项工作任务中，学习所逐渐积累的理论知识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在厂生产科的十一年，由于当时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的限制，厂里基夲处于对外半封闭状态。外出学习、考察机会极少。但多年中仅有的一次天水地区工业局计划统计培训班仍让我去参加，较系统地学习到专业知识，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业务水平。此外，外出考察的几次难得机会让我参与。1974年，天水地区计划拟将在小河铁厂扩建成集采矿、炼铁、炼钢、轧钢为一体的小型钢铁联合企业。由当时天水地区行署分管工业副专员曹鄂牵头开展前期工作。曹专员指名让何天吉科长代表小河厂随他先外出考察。后何师傅因故不能成行后，厂里推荐我去。经曹专员靣试后同意。他带队一行五人，先后赴江苏、浙江、江西、上海等地相关企业进行了认真考察。结束时，在江西庐山用三天时间开会讨论，对在小河厂建设小钢联的可行性进行了认真对比分析，由当时随行的天水地区工业局工程师樊丹起草了向天水地区行署的专题考察报告。这次考察，是我参加工作后第一次走出厂门，实地看到了有规模、有实力、有效益的钢铁联合企业的实況，感慨天地之大, 天外有天，厂外世界之精彩，大开了眼界。随曹专员近距离地感受到这位当年抗战爆发后, 只身从上海投身革命，在苏北参加新四军，解放后长期在京工作。1962年西北局‘西兰会议’后来西北后到天水工作。长期从事工业战线领导工作的老同志深厚的理论功底、高超的领导艺术、缜密的思维方式，很强的工作能力，待人接物的宽厚，对下属的关心体贴，使人敬佩不已。樊丹等工程技术人员的专业水平、思维能力,文字功底、敬业程度，令人感叹，对比之下深感自己各方面差距之大，确需花大气力去努力。虽然后来由于国际形势变化，小钢联计划取消，但这次考察经历一生难以忘记。1978年，为在厂实施以车间、班组为核算单位的成本管理，由夏成康科长带队，我、财务科王顺华、机修车间副主任崔兴平三人赴江西、山东、天津相关企业考察、学习. 在江西丰城钢铁厂, 学习考察了该企业严格的企业管理制度和经验, 在山东牟平铁厂, 学习了他们以烧结为主的高品位原料精细化工序 。在天津港, 对当时国内先进的划小核算单位, 激励每一位劳动者的创造性, 提高劳动效能, 降低生产成夲先进经验进行认真学习.。我们边行、边看、边对比、边思考，学习到许多在书本里学不到、在厂里想不到的企业经营管理的丰富经验和作法。眼界开阔了，思路打开了，学习借鉴到的经验和作法回厂后，在管理创新实践中成功移植嫁接后取得了丰硕成果。
　　生产科期间，正值二十出头，精力充沛，年轻好胜，求知欲很强。一直暗暗要求自己珍惜工作岗位，以高度的责任感、事业心去努力完成每一项份内份外工作，决不可辜负领导和同伴们给予的厚爱和关心。离开小河以后，我回顾当时工作状态时，当年形成的脑勤、手勤、脚勤“三勤”对我以后的各种工作都起了很大作用。“脑勤”就是要多动脑筋，多钻研，多比较，将学到的理论知识和实践中千变万化的实际情况融会贯通，着力在解决实际问题上下功夫。要勤于思考并研究企业生产经营中深层次的问题，深入下去，掌握共性，注重个性，即现在所说的细节。在分管当时企业计划、统计工作中，即按照当时计划经济教科书本中理论要求程序编制出计划大纲，更要实亊求亊，将上下各级领导的计划意图、企业实际情况贯穿在整个计划子项目内。依据统计资料及数据中的分项数据，核算其可操作性，使计划有执行力。要做到这些，必须要上心，多观察，勤思考。尤其要注意观察各种会议上、领导讲话中、上级视察时所讲、所议、所指。做有心人。“手勤”。就要不怕烦忙、不偷懒、勤动手。为准确，全面反映厂里的生产状况，我将计划指标过细分解，凡影响生产环节的每一要素都列为统计指标，建立在统计台帐中，作为第一手资料备用。每日登记，每月汇总，每季度进行对比，半年、年终进行动态分析。长年累月，一日不少。1979年，厂里在全市市属工业企业中首创试行以厂内班组、车间为核算单位，以厂自制“本票”（即厂内流通的币票）为主的核算制度。责成我提出主要产品的成本控制指标，我依据多年来积累的大量计划统计数据，对生铁、铁矿石、水泥三大主要产品及原料、辅助材料、燃料等诸多原材料投入产出进行仔细核算，对影响生产成本的动力、工资、大修理基金、折旧等七大要素一一分析对比。多次到分厂、车间、班组实地测祘。参考、借鉴外出考察国内先进企业经营管理的成功经验，在大家协助下，圆满完成任务。仅核祘机修车间车，钳、铣、焊、锻、铸每一件影响生铁成夲的备品备件加工成本控制指标就达64项。这项成本核算管理办法试行后，大获成功，收益显著。当年生铁产量达到1.36万吨 ，创历史最好水平，年亏损减少四分之一，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23%，质量、焦铁比等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均创历史最好水平，我也尝到了勤奋工作带来的成果和乐趣。当年，国家冶金部中小钢铁司一位领导来厂检查。在陪同检查中，无意中见到了我编制的厂生产计划原始资料及统计台帐后大加称赞，讲在全国中小企业曾见到许多统计台帐，像我这样全面、详细、准确的不多见，鼓励我继续努力。“脚勤”就是要勤快，多跑腿，多下基层，多和下面打交道，和基层同志交朋友，掌握真实情况。在生产科期间，我在完成自己夲职工作的同时，又要上联分管胡厂长，当好他的通讯员，下联科里各位领导，服从调遣。相当长一段时间，厂里仅有几部电话。分厂、车间的联络全靠双腿去传达。生产指令、开会通知、上级要求，凡涉及生产、安全、生活的，只要厂长、科长一声吩咐，跑上跑下，跑出跑进，每日除少许时间在办公室外，就是在外奔跑。有时，通往包家沟矿山，水泥厂电话不通，步行到几公里外的水泥厂，乘运矿汽车进沟上山传达。高炉原料出现问题，急需派车抢运，设备出现故障，急需派人抢修，随叫随到，调车调人，也已成为习惯，自己并不显得麻烦、感到疲劳。当时，还有一段小故亊。那时我住在职工宿舍。有一段时间，原料供不上，每到夜间总出点问题。当班班长就派人急急忙忙上楼大声敲门吆喝，催我赶快调车调人，吵的隔壁宿舍也不得安宁，意见很大。几次开玩笑让我赶紧搬走, 别影响大家休息。在勤跑中，和许多基层领导、工人建立起深厚感情，学到了许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拓展了自己的知识面，同时也增强了体能。
　　功夫不负人。1979年，天水地区进行“文革”后第一次统计职称考试，在地区工业局系统众多企业的参试者中，仅有我和地区造纸厂的一名统计员顺利过关，经考核后最后评定为助理统计师，获得了专业技术职称。勤奋换出幸运来。十一年中，我多次获得科、厂部机关、厂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在多年以工代干之后，被转为国家正式干部。而这次转正，全厂当时多年耒市上只下达两个名额。在难得一次的天水地区人事局下达的全厂职工千分之二上调一级工资名额中，我工资被上调一级。在当时真是来之不易。

　　群山中的苦和乐

　　地处西秦岭山脉中的小河厂，群山怀抱，沟壑纵横。这里林木茂密，空气清新，环境优美。小河水弯弯曲曲、潺潺不息地欢快流过厂区。厂区周边的四条沟壑，有三条是联结小河厂与外界的公路通途。东边一条简易公路通往27公里外的徽县城，北面一条矿区公路通往采矿分厂的包家沟矿山四个矿点。南边的一条公路与21公里外陕西境内宝成铁路线上的白水江车站相连，是厂里联结铁路线的运输生命线。西边的一条弯曲狭窄的山间小路中，一条溪水流过，几座农舍若隐若现坐落在树丛中。如果这里没有发现铁矿，被采掘、被冶炼，小河永远是一处环境优美、封闭寂静的世外桃源。
　　1957年徽县炼铁厂的上马，第一次打破了这里的宁静。1963年的匆匆下马，又留给它一片废墟。在三平方公里大小狹长的旧厂址，只有几座残破的旧厂房，几排简陋破旧宿舍。重新投产，真正是在白手起家，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的。我们进厂时，高炉虽已恢复出铁，但全厂生产还没有转入正常。在“要准备打仗”的要求下，先生产、后生活，一切因陋就简。最为困难的是，小河厂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生产条件、生活设施等等无一占有优势，带来的困难和问题先天不足，后天难弥。而一下子拥进几百人，住宿则成为最紧要、最迫切着手解决的难题。沒好办法可想，只能在河滩上搭起竹棚，外面抹上黄泥挡风，屋顶用一层油毛毡铺顶遮雨，沙滩地面上铺上一层红砖。没有床板，只好用一张张竹席连接起长达四五十米的大竹席床，固定在地面木桩上。我们三四十人一人挨一个挤上去休息睡觉。夏热冬冷，夏日为躲蚊虫叮咬，在河边纳凉戏水，夜深后再爬上床休息。冬天日子可不好过，只能人靠人，挤在一起过夜。大棚里最难受的是三班倒作息时间带来的烦恼。每日叫班声、起床声、洗漱声、谈笑声使整个大棚内很少有过安静。但高强度的工作，使大家下班后早已精疲力尽，任外面如何喧闹，爬上竹席，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半年以后，逐渐搬入临时倒腾出的旧库房。房屋虽破旧，但竹席床换成了木板床，大通铺十多人挤一起，比过去宽畅多了。过了一年，厂里挤出资金，盖起了一栋2395平米的四层单身宿舍楼。我们兴高采烈地搬入，才结束了大通铺的生活。在大通铺里几十人融洽和睦相处的日子里，我们同进厂的知青伙伴、复退军人、还有农民工，团结、友爱，大家年轻、单纯。在一起吵闹、嬉笑、争吵、逗乐的那热热闹闹的情景，多少年后仍记忆忧新，使人留恋，成为忘不掉的记忆。
　　独处大山深处的小河厂，没有生活供应基地，周边更无蔬菜、肉蛋等副食可供。一千多人在山沟里，后勤保障、蔬菜、副食供应成为一大难题。生产伊始，劳动强度极大，大灶伙食很差。白菜、土豆、萝卜大锅烩菜成为常菜，就这还要从徽县、天水、陕西凤县、汉中汽车运入。好在在农村插队几年，少油没肉缺菜的日子也已习惯，每顿二三个半斤大馒头，一份萝卜烩白菜土豆大锅菜也可以对付。慢慢地，伙食逐步改善，尤其每周供应一次大米饭配红烧肉，成为每个人一周对伙食的最大期盼。至今小河人聚在一起，说起当年的红烧肉，总能勾起无数回忆。说实话，今天再好的美味佳肴，可真赶不上当年那一小勺红烧肉的可口美味！当时的红烧肉加大米饭，每人限购一份，不夠吃，另去打馒头。每次开饭前，大家总是提早赶去排好队，一边聊天，一边拿着饭盒、勺子，敲得当当响，急不可待等候开饭窗口打开。打好米饭，红烧肉，有人慢慢品尝，有人狼吞虎咽，争取去打第二份。经常有人为此和炊事员隔着打饭窗口争的面红耳赤。甚至有几次，双方言语不合隔着窗口由争执到对骂，最后互斗。只见炊事员从打饭窗口伸出铁勺子挥舞，工人则用手中饭盒抵挡，你来我往，谁也不相让，边上许多人边看热闹，边起哄。为多争一份米饭、红烧肉而斗气，闹得全厂沸沸扬扬，成为大家的饭余笑谈。今天回想起来，可笑中真使人有些心酸，怪只怪当时的生活条件实在太差。
　　生活是艰苦的，但苦中有甜，苦中寻乐，在当时却是一种自我享受。大倒班时间（即上完三班后则多休一天）或节日放假到了。我们结伴或一人搭便车或步行去徽县城。一进城，直奔县城北街当时唯一的工农食堂。买上一斤米饭，再要一份蒜台炒肉片，有滋有味美餐一顿解解谗。再逛逛县新华书店或百货商店后打道回厂。有时去白水江嘉陵冮对靣小镇赶集。江上无渡船，我们到火车站，沿着铁路，小心翼翼地跨上横跨在江上，高达几十米的铁路桥。过桥可不易，桥面上仅有二条铁路轨道，两侧是护栏。中间仅有二处凹出的一米见方的突出处，是专门用于铁路工人维修时躲避耒往火车之用。桥下是滾滾江水。过桥时不敢朝下看，只能抬头扶着栏杆慢慢朝前行。一次，我们己上了铁路桥，刚走了一半，感到桥开始震动，不一会火车呜笛声响起。坏了，火车耒了。我们赶紧挤进桥中间的凹处。剎那间，巨大的列车驶上桥，桥开始剧烈地震动起耒。我们使尽抓住栏杆，脸朝外，飞驶的列车掀起我们的衣衫，整个心脏仿佛已跳出身外。火车驶过后，人人靣色苍白，双腿也发软，好容易喘过气耒。以后过铁路，再三观察再上桥。到了小镇，挤在熙熙攘攘的赶集人群中，沿着小镇两侧陕南，川北特有的木板房，踩着脚下凹凸不平的石板路，听着耳边赶集老乡四川、陕西口音对话，真有一种莫名的异乡感受。坐在小摊边，要上一碗川北凉粉，到小吃店里美滋滋地吃碗四川担担面或红油抄手后才不舍离去。为改善全厂职工的伙食，厂里也确实想了不少办法，动了不少脑筋，专门固定一辆嘎斯车作为生活用车，远至陕西汉中、凤县、天水市购买蔬菜运回，使单调的食堂伙食逐渐有所改善。当年，为使大家吃上肉，甚至将附近老乡猎杀的熊肉、山羊、野鸡等肉买来改善伙食。平生大伙第一次品尝到野味，虽然吃起来又硬又涩，但总比没肉吃要 强。
　　1976年，在徽县嘉陵公社的大力支持下，在通天坪办起农场。组织职工, 无论干部,工人轮換上山. 当时的通天坪, 荒无人烟, 杂草丛生,杂木林立. 大伙齐心协力，搭起简易草棚,修出一条简易公路，打通了与外界交通联系。人人大显身手，当年就开出500多亩荒地，种上油料、粮食、蔬菜等。次年即取得丰收。收获油料6500公斤，粮食2000公斤、各种蔬菜3万多公斤。大大地改善了全厂职工生活。
　　地处甘、陕、川三省边缘的小河厂,气候湿润，林草茂密，周边林果产品丰富。在当时物资十分匮乏的情况下，大伙像发现了一块宝地一样，去挖掘它的这一优势，填补自身的物质需求。今天想起来，也是一种物质与精神结合的追求。
　　春天来了，天高气爽，山花烂漫。许多不知名的小花在山坡上、树丛中、道路边五颜六色尽情地争相绽放。许多女职工随手而采，插入玻璃瓶，摆放在宿舍窗台上，栽于小盆中，放在宿舍门旁，点缀环境，供大伙欣赏，看了赏心悦目。有人在小河里捕鱼捉小蟹，有人进山釆摘，还有人结伴到山沟里赏景。
　　四月底，迎来了夏天。低海拔的白水江边的小麦也到了收割时节，一片片金黄色麦田散布在河谷、山坡之中，和青山绿水相映。更引人注目的是周边坡上山下，老乡房前屋后的枇杷树上，枝头上挂满了黄橙橙的枇杷。点缀在青山绿水, 金色麦浪中.我们最初谁也从未见过枇杷，更没尝过, 不知什么滋味.但时间不长，又大又甜的枇杷吸引了大伙。过去交通闭塞，枇杷运不出，大多掉到地下，烂在家里，一文不值。现在每当枇杷采摘时，附近老乡拥入厂里争相叫卖，枇杷成了夏季大多数人的美味果品。除枇杷外，更好的美味品还有瓢。它满山遍野，随处可有，颗粒不大，红白相间，晶莹鲜嫩，甜酸可口。到午间，老乡们将一篮一篮的鲜瓢摆放在下班路边，几毛钱可装满一饭盒，回宿舍后撒上一把白糖，待下班或午休后吃个精光。每天一饭盒，乐此不疲。那个甜酸相加、香味中伴有山野的滋味，想起来口中回味无穷,不禁泛起当年的瓢香味。
　　金秋季节，层林尽染.大伙进山入沟，将挂满枝头已成熟的青皮核桃打下带回。胆大者将老乡地里的玉米顺手掰下几只。手中自制的铁弯勾成为剥青皮核桃的必备工具，那一段时间，许多人吃核桃手上剥皮留下的绿色痕迹洗也洗不净，只好随它慢慢褪去。而煮好的鲜嫩苞谷成为宿舍里抢手的美食，但它也需付出一定的代价。经常有老乡来厂里告状，说有工人偷掰他们地里的苞谷，偷打自已树上的核桃。为此，伙伴中经常有人挨批评、受处罚。秋天，不断有从汉中运来的柑子、桔子，香甜可口，一买一小筐，放下慢慢品尝。
　　冬天时节，尤其元旦后、春节前，大伙都忙碌起来，结伴进山游山玩乐，走家串户采购毛栗子、核桃。小河山里毛栗子野生而成，又大又脆，许多老乡打下后一直保存到冬季，等待我们去买.当年它可是惜缺货, 许多人要带回家去让家人品尝。春节将临,厂里给职工每人供应半斤金徽酒，一包金丝猴香烟，但许多伙伴仍托人或亲往伏家镇、游龙川、栗川乡买回徽县大米，托人买回金徽酒，红川大曲酒、宝鸡卷烟厂生产的金丝猴烟。在当时，这些可都是紧俏物品，更是春节期间的最佳礼品。说起大米，当年买易带回天水难。在那个荒唐年代，在‘ 割资夲主义尾巴’ 的要求下,徽县当地产的大米竞成为禁物。县上责成县武装部组织伏镇、江洛两地武装基干民兵二十四小时持械设卡。凡过往车辆一一检查，无捎带大米后方可放行，凡发现带有大米则全部沒收。为了捎回一点大米，大伙都费尽心机，想法设法. 夹带货车中, 或藏于班车中，但多发现后沒收。我有一次算运气好。一次，我随杜维俊部长去天水开会。坐得是当年地区给厂里配的辆甘-00168北京212吉普车。车到伏镇，果然被栏，民兵強行要检查，司机王富举下车觧释不行。只见杜部长身着军装下了车，对着民兵大声叱斥；说你们胆子夠大，敢检查我的车。民兵一见赶快放行。我们多人的大米顺利带出。在‘宁要资夲主义草，不要社会主义的苗’的文革年代，老百姓吃点大米就是这样难。今天，可能年轻一代难以想象吧。虽然如此，年复一年工作，生活在在小河这样的环境中，有煩脑也有快乐，苦中也有甜。大伙繁重工作之余尽力去追求生活，从中也享受到由此带来的快乐和甜蜜。
　　山大沟深、十分封闭的小河铁厂，1957年第一次上马时修建的距徽县县城27公里的一条简易公路，蜿蜒曲折在深山悬崖,山沟谷壑、溪水丛林中，像巨蛇般上下起伏延伸。第一次乘车进厂，坐在车中，随车行在峭崖边、溪流急弯中，心惊胆颤，紧张万分。通往陕西境内白水江火车站的公路，原是历史上由甘入陕进川的一条捷径便道。为拓宽这条道路，徽县当年组织动用基干民工300多人，顺沟沿河整修成一条专用公路，成为小河厂焦炭等燃料、生铁外运的交通要道。包家沟矿山是厂铁矿石的主要生产地，人烟稀少，海拔较高，气候多变，矿点分散，生产条件很差，生活环境艰苦。运矿专用道路常年被矿车辗压成“搓板路”，崎岖不平.遇夏天雨季，路常被冲毁，冬天结冰,行车艰难，矿石原料常常因此告急，矿山生活供给断供，投产初期经常发生。交通的极度不便不仅使生产受到极大影响，全厂员工进出也成为很大的难题。投产后最初几年中，一切为了保生产，保生活，职工进出无暇顾及，只能“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了。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从徽县到厂里的几十里山路上，有倒班轮休回家的工人因无车可乘，只能靠步行。即便有办法搭乘进出厂的原料车，还需要认识司机或司机同意。有意思的是，为了结识司机，家在天水的同伴们动用关系，和经常担负运输小河原材料的天水地区运输公司司机拉关系、交朋友。回家返厂提前联系好时间，以免除进厂之艰难。就这样，仍经常出现意外。一次，我们搭乘天运司杜师傅运送生铁到天水的卡车回家，中午一过伏镇，雷雨交加，大雨瓢泼，冒雨行车到江洛镇前一桥边，洪水卷着杂物、泥石冲上桥，道路受阻。我们退到高处，眼睁睁地望着洪水一波波拥过桥，从下午一直到晚上十点多，洪水才渐渐退去。杜师傅下车到桥上仔细察看安全后，小心翼翼地将车开过桥。半夜时分，终于回到天水。另外一次，更为惊险。1976年春节过后，我和爱人搭乘天运司候师傅运焦炭卡车返厂，一路顺利。谁知到徽县后，车突然出现故障，排除后天色已晚，连夜赶路,车在深谷山崖峭壁中缓缓爬行。山谷中只见车灯射出的两注灯光和汽车发动机的声音.天越来越黑，很快漆黑一片，整个世界仿佛都陷入到黑暗中,外面死一般寂静，没有一丝声响，静的使人害怕和恐惧。我俩坐在驾驶室里，一只手紧紧抓住车座把手，另一只手俩人紧紧握住，不敢松开。双眼死死盯着前方的车灯，只有紧张、害怕和恐惧。高低不平的公路不断把汽车踮起、放下，我俩头随汽车跳动，不断碰在驾驶室顶上，也无感觉，大气也不敢出，更不敢说话, 只在心中默默念叨车千万别出意外，掉下山崖。好不容易车开出峡谷，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庆幸平安无事。这种情况，当时不少伙伴都可能遇到过。
　　从文化大革命爆发到农村插队、进小河厂的几年中，是中国人文化娱乐活动极端匮乏的时期。无书可读，无电影可看，无任何文化娱乐活动开展。初进厂艰苦的工作条件，封闭的地理环境，加上当时的政治环境，上班在机器轰鸣声、粉尘包围中度过，下班后除政治学习、时不时的大批判会外，没有任何文体活动开展。以后随着对全国文艺的小步解冻，电影由八个样板戏增加到放映《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三战。一段时期，朝鲜《卖花姑娘》，罗马尼亚《多瑙河之波》等几部外国影片也陆续上映。当时，厂里没有放映机，除重大节日请县电影公司来厂放映外，一年看不到几部电影。看一场电影，尤其解封后的电影，成为大伙的一种奢望。一天，下了白班，听说离厂十里外的山沟里进行野外地质勘探的甘肃省地矿局106地质队晚上要放映一部外国影片。我们十多人匆匆吃完晚饭，兴高采烈地结伴步行进沟。果然，当晚放映的是罗马尼亚黑白电影《多瑙河之波》。影片中罗马尼亚的异国情调、紧凑而浪漫的情节，漂亮性感的女主角、演技悯熟的男演员，影片中展现的罗马尼亚优美风光、多瑙河畔景色，别致的欧式建筑、人民亮丽的衣着打扮和生活情景，深深地吸引了大家。尤其片中的巴蕾舞【白天鹅】片断，看得我们眼花缭乱。多年的宣传教育中, 我们心目中的国外一定比我们国家更贫穷, 更落后. 原来不是经常教育我们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吗, 這一切怎么和电影中的大不一样. 看来外国并不是宣传的那样又穷又落后。不然世界上怎么还有那么整洁城市，好看的舞蹈，那么动听的音乐。要知道，“文革”前讲革命，“文革”中闹革命，多少年没电影可看，更不要说外国影片了。电影散场了，天上飘起了细雨，大伙全然没有感觉，每人心中有一种莫名的亢奋感，在山路上又唱又跳，又喊又叫，兴奋不已。回到宿舍，谁也无法入睡，脑海中不断出现电影中的精彩画面, 大家不停地议论电影中的场景。突然，同伴董凯脱掉长裤, 身着短裤跳上床铺，大喊：我给你们来一段《天鹅湖》。只见他双手撩起短裤边，当做白天鹅短裙,踮起两脚，做巴蕾午步,学电影中《天鹅湖》中白天鹅和王子相迂后跳双人芭蕾舞的一段舞姿，嘴里一边哼着节拍，一边不停地跳着。全宿舍的人逗得前仰后翻，笑的上气不接下气。为了观看当年严格审查资格后才可以观看的日本影片《啊，海军》、《山本五十六》、《日本海大海战》三部影片。我们曾晚饭后乘车到徽县，在县武装部礼堂看完后，已近黎明。乘车返回厂，擦一把脸，又赶去上班。1971年，天水地区文化局给厂配备了一部F16-4型电影放映机，厂工会安排专人放映，以后厂里又购买了两台电影放映机，电影放映频率加快。当年的电影放映影片，全凭徽县电影公司的排片计划。影片放映在正常情况下，下午取回片，晚上天黑之后在露天放映。有的影片先安排车在县上等候，等徽县电影院晚场散后，取片返厂放映。为照顾上小夜班后下班职工观影，晚上十二时以后再放一场。而远离厂的矿山职工，则要等到厂里放映结束后，再上矿山放映。在厂里，为看一场电影，大人、小孩早早聚集在露天放映场地，耐心等待。有的紧俏片，往往县上放映后，到厂里已是后半夜。早已睡意浓浓的大伙一听吆喝声，爬起来赶往操场，聚精会神地观看。有时电影放映完，上班时间也到，大伙匆匆洗漱，拿起饭盒，抓个馒头，又精神焕发去上班。电影的吸引力，反映出当时那个年代人们对精神文化如饥似渴的渴求。
　　随着生产的正常，职工队伍的稳定，厂里的文娱、体育活动也渐渐展开。当年进厂的下乡知青中，大多来自原天水一中、二中、三中、铁中以及徽县一中的高、初中生，还有上海某技校插队伏家镇后进厂的知青。多才多艺，爱好文艺体育活动者大有人在。可以说，当时小河厂中，表演出彩，说拉弹唱，篮足排乒，游泳戏水等，文艺、体育人才济济，应有尽有。他们中的许多人，“文革”前在校期间，就是学校文艺、体育活动的骨干。“文革”期间下乡插队中，唱歌、侃大山、二胡、板胡、笛子、小提琴、口琴等乐器成为大家寂寞生活中的唯一伴侣。“文革”中文艺被封杀，人们的艺术细胞被扼制，而小河文艺宣传队的成立，给他们一个可以尽情发挥才艺的平台，让压抑已久的文艺激情迸发而出。当时厂组织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原意为适应当时政治所需，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主，同时也兼有活跃全厂职工业余文化生活的意思。但文艺宣传队成立稍加排练，一经出场演出，即引起很大反响.其演出水平之高，演出效果之好，演出后影响之大，出乎意料。这支队伍很快受到重视，由原来主要人员从基建队临时抽调，到从各车间选拔人才入队，人员也由原来十余人增加到二十多人。演出节目也由过去主要编演八个样板戏到增加到一些短小精悍的小节目，以后又演出文革前的个别经典节目，使演出节目多样化，更具吸引力。时间也由原来有演出任务时临时抽调排练到安排固定时间编排。演出从最初以厂里为主到频频外出赴徽县参加演出、去天水参加天水地区工业系统文艺会演或受邀演出，每次都受到广大观众的喝彩和好评，多次获誉而归。文艺宣传队中亢利华，马京园的男声,女声独唱，康天明、陆荣婷、石光鑫、吴桂兰、于登龙、周明霞、马素兰等人组成的舞蹈队的舞蹈，闫复兴、张国柱、王太和、哈履中、王宝安，朱裕盛等人组成的器乐队，阵容強大。当年表演的节目中，大家至今仍记得王仁成当年表演的天津快板《大山》，午蹈队演出的歌舞剧《一根扁担》、《聋哑人歌唱毛主席》以及舞蹈《在北京的金山上》《洗衣歌》等，可见影响之深。
　　体育活动在当时的小河厂又是另一番热闹情景。篮球、足球、排球、乒乓球、克浪球（即现在台球的前身）、游泳等项活动，吸引了全厂大部分年轻人，尤其天水、徽县下乡插队进厂的职工们更是积极分子。倒班后，节假日，喜爱运动的职工奔向各自喜爱的活动场所，尽情地发挥自己的运动能量。篮球场建在昔日搭建的工棚边，球场由土地改为水泥球场后，又攺造成灯光球场。爱好篮球的伙伴一茬一茬轮番上场打擂台赛，或全场或半场,谁输谁下。每当夜幕降临，灯光亮起，场地人声、呼叫声、篮球声与邻边的排球场地上的排球对垒喊叫声不时响起，成为当时小河夜色中的一大景观。排球场紧临蓝球场边，双方对垒时，经常为一个球争议，互争高低，谁也不让步，甚至有时吵翻天。每当这时，总有人出面和稀泥，双方调觧后又重归于好，返场再战。当年的小河铁厂男女篮球队可大名在外。领队兼教练亢栓成，是原地区工业局干部，老蓝球队员。男队中前锋王明智、董凯、中锋韩河宽、李献来、邓玉春，后卫杨平、张向勤等为主组成的男篮在徽县屡战屡胜，在天水地区工交系统的十几支男篮中战绩赫赫，多次比赛拔得头筹。由蒲斌、文娟、裴鲁胜、赵秀芳、杜爱华、杨国英等人组成的女篮是当时徽县女篮和天水地区工交系统女篮中的强队，作风强硬、战绩辉煌。为支持厂男女蓝球队，田部长在厂球队赴天水参加天水地区工业局系统蓝球赛前拍板拨款，亲自出靣给球队选择当时较为时尚，质地很好，颜色亮丽的球衣球裤。比赛临近，个别人球衣尺寸不适，在他天水市家里让夫人熊老师在缝纫机上裁改。重要比赛他又亲临球埸给大家鼓劲。足球当时并不像篮球一样普及，但厂里原天水一中和天水铁中的伙伴中，有许多在学校就是足球迷，加之徽县境内省106地质勘察队中爱好足球的人不少，当地学校也有许多足球爱好者。自发组织起的厂足球队，在简陋的场地上业余时间经常训练对抗，多次到徽县体育场应邀与徽县一中足球队、省106地质勘察队足球队进行对抗比赛，沈延河，马京园、秦快意等人的攻防表现总能吸引众多球迷喝彩，大量观众观看助兴。
　　清澈见底、流淌不息的小河，在厂区周围自然形成大小深浅不一的几个水潭，是天然的游冰戏水之地。每临夏季，小河水里、水潭周边，总能聚集成群结队的人，胆小的在河里游泳戏水，胆大且游泳技艺高的则在潭里跳水、潜水。天黑以后，下小夜班的工人又跳进发电分厂的室外循环水池里，在喷管喷头喷出的水珠下，尽情地洗浴、游泳。爱好游泳的人也经常聚在一起，切磋泳技，互相比赛。每当上海知青施全根下水，施展其优美的自由泳、蝶泳时，往往会激起大伙的一片呼叫声、赞叹声。为丰富全厂职工的业余文体活动，厂工会出靣不时组织一些体育活动。1978年，厂里举办小型体育运动会，跳高、跳远、拔河、铅球、乒乓球等项目吸引了众多人参与。许多人技艺不精，但热情不减，活动办得有色有声。
　　粉碎四人帮后，随着全国政治环境的逐渐宽松，文艺界也开始冲破一些禁区，悄声地发生变化。和外部世界相比，小河虽处于封闭状态，但春天毕竟已到来，谁也阻挡不住。一天，机修车间家在兰州的知青朋友乔双红肩上挎一背包，神秘兮兮地来到我家。一进门，就紧闭屋门，说：“今天给你们看件好东西”。他打开背包，拿出一盒子，取出一小巧精致的机器，讲：“这是日本最新出的录放机，是单卡的，专门收放音乐的，走私进耒的，好多人叫它砖块”。他随手拿出一盒式磁带，装入卡盘，打开卡键，把音量放至最小声，悄悄地说：“这可是台湾邓丽君的歌，在国内是禁放的，只能偷偷听，千万不能让人知道，否则，事情就弄大了”。随着磁带的转动声，《甜蜜蜜》等曲调是那么轻柔、温馨、入味、浪漫，使人陶醉其中。它与我们几十年听惯的国内激昂斗志歌曲是那么不同。以后，我们几个人经常交换地点，或在宿舍无人时，或在家中，有几次在河滩边，边听边欣赏那与众不同的歌曲带来的新奇。时隔不久，邓丽君的歌曲在大陆到处传唱，我们再也不躲躲闪闪偷听了。
　　在群山中机器巨大轰呜声中的每一刻，在铁水奔流溅出的火花不时映红山谷半边天的每一天，充满青春活力的小河人一边在努力地工作，一边又尽情地在争取欢乐。那一刻，他们虽远离城市、亲人，但苦和累都抛到了脑后，心中只充满着对生活的无限期望和对生活中欢乐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