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先生周年祭

安志宏

　　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到了，雷达先生逝世的祭日不知不觉已经来临。和一年前相比，我当时那种复杂的心情已经平复了许多，似乎现在可以试着写一点和雷达先生有关的文字了。

　　去年清明节前夕，雷达先生因病溘然长逝，组织当即派我代表先生的故乡天水市，到北京参加在八宝山举行的雷先生追悼会，我们一行先在他北京的家中慰问先生的遗孀。和我同行的有文联的王进文、市委宣传部的赵子洲。天水日报社的王若冰先期到达北京。麦积区派统战部长汪亚伟、人大副主任石胜利、副区长李树武等也来京参加追悼会。在毛晓春的陪同下，我们一行在设有简单灵堂的家中，按照天水的礼仪举行了祭拜。此时，天水籍作家秦岭也从天津赶来吊唁雷先生，我们便坐在一起，商量了第二天在八宝山举行追悼会的一些具体事宜。

　　4月4日上午，在八宝山举行了雷达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参加追悼会的人大多是文艺届的朋友，也有国家文联的领导和雷达先生的亲属，在天水挂过职的李晓东副市长也赶来参加了追悼会。
我与雷达先生相识于我在麦积区工作时，相熟于伏羲文化研究会期间，相知于近年。

(图为雷达先生2014年6月21日回到王家庄）

　　一

　　上世纪九十年代时兴名人效应，区上要联络辖区内在外地工作的名人，雷达先生自然在我们联系名单内，这也开始了我与雷先生的初次接触。1996年全国第二届杜甫研究会在天水召开，我撰写了一篇《少陵弃官之秦探因》的文章，引起了雷先生的注意，可以说我和雷先生是因杜甫接缘，以文会友。通过这篇文章，我和雷先生的交往也更进了一步。他率性真挚，对我印象很深。

　　我和雷先生真正的熟悉，是伏羲文化研究会工作的往来上。2009年5月，我们在北京参加伏羲文化研讨会，一进会场的门，雷先生就很亲热地迎了过来。他说：“你这么远也来了，人宗爷的威力大啊！”我们一边喝着茶，一边聊着家乡的人和事，他对家乡一往情深，有说不完的话题。通过对家乡风土人情、民间习俗以及他儿时的各种小吃等回忆应证，我们谈了许久。我当时明显感到雷先生的乡愁非常深沉，和别人的确不一样。

　　雷先生是性情中人，对家乡的人和朋友的事，总是特别上心。他每次见了我总会问到家乡的一些人和事。近年来，他对家乡事更是越来越惦记。从起初大范围的问，到后来问到具体的人，甚至于每一个细节也不含糊，生怕遗漏了什么。随着年龄愈大，他愈是喜欢给我们讲述他童年时在渭河边嬉戏游玩的各种往事，喜欢说老家里逝去的和健在的各种亲戚的细节性记忆。有好几次我们一见面，他便迫不急待地追问一些家乡的人和事！当我给他讲述一些发生在天水的有趣见闻时，也许他早就听过，依然兴趣盎然。过一会他会中断正在交谈的话题，又将突然想到的事问个不停。比如：你说的谁谁的那个事我还想听，你给我再说一下。

　　家乡人托雷先生办事，他都很重视。有一次，凤凰山修造，他们让晓春请他写篇文章。当时他家里正装修房子，非常不方便。在晓春数次的催促下，在过道里堆集杂物的空隙处，他支一张小桌子，在上面总算写完了序文。凤凰山景区要建碑林，山上的主持通过晓春找雷先生要题一幅字，要得急，他便题了一句话：故乡山川永在游子心中。请温子安先生书写后，刻成了一块碑，矗立于凤凰山上。

　　后来，我因工作变动到市政协工作，就和雷先生之间的交往更多了。他来天水参加伏羲文化节、李杜诗歌节和在天水师院讲学时，我们都能见面。有个阶段，他在兰州大学兼课，每年的课题和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时，他都来兰州，有时顺道回天水，我们也能见面。有一次我在兰州开会，他给我说他要在兰大举办讲座，我便赶到兰大文学院听他做学术报告。

　　雷先生爱好特别多，他喜欢打乒乓球，扣球非常有力度，他打球时嘴里常常伴随着不自觉的呼喊声。他还喜欢唱歌跳舞，高兴时，一会儿唱歌，一会儿跳舞，他的文人性格暴露无疑。他喜欢听秦腔，一旦有秦腔磁带，他不仅听，而且有时吼一腔，吼时还手舞足蹈，完完全全呈现出一个老顽童的可爱形象。

　　对待工作，雷先生却很严谨，干任何事喜欢较真。有一次，一位熟人想出版他的作品集，托我请雷先生写篇序文，我试探着让雷先生写篇序，起初他愉快地答应了，后来友人不断催促要序文，我硬着头皮给他打电话，他回答说，你先拿来书稿让我翻翻。我告诉友人送来书稿复印件，捎给雷先生。半年过去了，一点动静也没有。友人又摧我要写的序文，我再次给他打了电话，他在电话那头说：“主席，你朋友的书稿我翻阅了，他研究的领域我不熟悉，我没法下笔。你告诉他，请一个这方面的专家撰写更权威些。”我几近哀求地说：“雷先生，人家就是要您的名，您就随便写几句吧！”他这时很严肃地说：“文章千古事，怎么能随便应付呢？这是对人家不负责任，也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也是，文如其人，怎么能随便应付呢！

　　雷先生是贯穿新时期文学四十年的著名批评家，他对文学评论有着与生俱来的担当，他一向抵制那种从作品中抽出政治结论的武断式的评论。他的评论从艺术规律、美学欣赏出发，对作品进行有说服力的艺术分析。他的评论不是从抽象的观念出发，而是从心灵、富有现实和生活的气息上立意，从“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上构建。

　　雷先生的一言一行，都对我国文化事业有方向性引领作用，怎么能随便呢！文风关乎世风，关乎文化自信。他的拒绝在今天的我看来是很理性的。他在这方面较真，是对他人、对自己和对社会文风的负责和担当！

（1965年的雷达）

　　二

　　雷先生是中国新时期著名文学评论者，大家关注较多。但是就雷先生对于文学青年的发现、提携与帮助，却很少被人注意。他能从深刻处看问题，从纷繁的世事中理解人，对年轻后生给予更多的关爱、提携和帮助，使他们尽可能地进步，到了一种无私的境界。更为可贵的是，他的有些帮助与提携，常常是不希望被帮者所知道。

　　我有位学生仰慕雷先生的名望，让我央求雷先生，看能否报考他的研究生。我在北京学习期间，拜访雷先生，顺便说起这个学生报考研究生的事，他简单地问了情况后，一口应承下来！有个文学青年，崇拜雷先生，多次请求我引荐，看能否见到雷先生，我推托不了，借着雷先生来家乡的机会，满足了他的心愿。雷先生对文学新人寄有厚望，凡是他们的作品请求点评，他都能认真看完并提出中肯意见。

　　我的朋友毛晓春，是雷先生的忘年交，他们交往时间近三十年。十八岁那年，晓春高考失意，他一心想做一个文学青年。在著名诗人牛汉先生的引荐下，他去北京拜见雷先生。当时雷先生出差，雷夫人杨秀清接待了他。晓春把自己积攒多年的文稿留了下来，并写了地址。不久，他就收到了雷先生的亲笔信，信中他肯定了晓春的勤奋刻苦，答应为其作品出版尽力，这些鼓励成了晓春始终坚持文学创作的动力。 

　　后来晓春由天水去到北京工作，成了雷先生家的常客，他像父亲般关心晓春，经常带他去作协的食堂吃饭，逢人就介绍说，这是我家乡的小乡友。除了在生活上关心晓春，更多的是在文学上给予指导。有一次，晓春要出版他的一本书，命名为《狗屁文学》，雷先生审阅后，给他改为《休克的文学》，即文雅又切题。

　　有一次，天水籍著名歌唱家吕继宏邀请我参加他在北京举办的个人演唱会，适逢晓春在北大举办个人书法展暨新作首发式，我得以与雷达先生在北大相逢。雷先生即席致辞，为晓春仗义执言。当时有人看到晓春和那么多名人合影，讽刺他这是傍名人，借名人抬高自己。雷先生在讲话时为晓春解围说：“这你们就不懂了，天水文化底蕴很深，人人对文化都很崇敬，对文化人非常尊重和敬仰。在这样深厚文化底蕴和沃土中成长起来的晓春敬仰名人，正是这种文化的体现！他没有借这些名人炫耀自己，谋取私利，是见贤思齐的心思。这正如我们家乡的霍松林先生所说的：人是要心里有楷模的，有了楷模就能严格，高标准要求自己。”这次简短的讲话，不仅为晓春平了反、正了名，也宣扬了家乡天水厚重的人文历史，起到了一石二鸟的作用，彰显了雷先生的学养和睿智，从中反应出雷先生那种人生的大格局。

　　李木生是鲁西南作家，他深切感念雷先生给予他的关爱。有一天，他突然收到两本《文学世界》，竟在头版刊发了他的散文《初识延安》与《寻味峄山》，推荐者就是雷先生。推荐时还郑重地写了一篇评论《无言的延安与无言的峄山——读李木生的两篇散文》。“我认为，山东的李木生是近年来少数几个让我过目难忘的作者之一。”这让李木生异常感动，他深情地说：“雷先生与我从来不曾认识，又没有丝毫的利益交往，他却将一颗热热的心去温暖、理解一位湮没在乡下的作者。没有他的电话，从来没有联系的方式，我只是将感激放在心上，知道只有写出更好的文字，才能对得起这样一颗温馨宽厚又亮晶晶的心”。 

　　后来，李木生散文多次选在吴秉杰先生所主编的散文年选中，他与吴先生素不相识，又没有主动提供过自己的文章，以后与吴先生有了书信联系，才得知是雷先生让他关注李木生的散文。这件事让李木生对雷达先生高贵的品格，怀着不减的激赏与向往。

（2016年的雷达）

　　三

　　在不断增多的交流之中，我不仅与雷先生相知，更感觉到了他胸怀的博大。他是我国著名文学评论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主任、研究员，中国小说学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曾多次担任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评委，号称“文艺春天乐章的一个音符”。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优秀理论评论奖”等重要奖项，出版过《民族灵魂的重铸》、《重建文学的审美精神》等论文集15部；《雷达散文》、《缩略时代》等散文集多部。去年我参加雷先生的吊唁活动时，雷夫人杨秀清赠给我的《黄河远上》，是2017年12月雷先生生前推出的最新散文集，也是他亲手编订的最后一本书。

　　雷先生对作品的艺术评论非常有说服力。譬如在评论刘心武的著名短篇小说《班主任》时，他认为，尽管《班主任》等短篇小说在思想深度，特别是人物塑造上，都存有不同程度的弱点，但其可贵之处在于踢翻了既有的清规戒律，思想解放，敢于大胆地“看取人生”，有着真实的血和肉，写出了人民群众的爱与恨。著名作家陈忠实的代表作《白鹿原》已成为公认的文学经典，而雷先生的《废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论》也一样成为文学批评的经典。雷先生评论《白鹿原》为“一部重新发现、重新发掘民族灵魂的书，也是一个关照中华民族灵魂的世界。” 后来雷先生著《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他强调：“对民族灵魂的重新发现与重新铸造就是十年文学划出的主要轨迹。”他发表的《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一文，对当下文学弊端的分析入木三分。他指出：“当下的中国文学包括某些口碑不错的作品，总觉缺少了一些什么。创作上的浮躁现象源于两个尖锐的几乎无法克服的矛盾：一个是出产要多的市场需求与作家‘库存’不足的矛盾，另一个是市场要求的出手快与创作本身的要求慢、要求精的规律发生了剧烈的矛盾。如果说现在文学的缺失，第一是生命写作、灵魂写作、孤独写作、独创性写作的缺失；第二是缺少肯定和弘扬正面精神价值的能力；第三是缺少对现实生存的精神超越，缺少对时代生活的整体性把握能力；第四是缺少宝贵的原创能力，却增大了畸形的复制能力。”他在《原创力的匮乏，焦虑与拯救》批评当前文学缺乏想象，缺乏原创力。在《狼图腾》大受追捧的时候，他发表了《〈狼图腾〉的再评价与文化分析》，对其优劣和成败都进行了入情入理的分析，得出“作者把根本道理弄歪了”的结论。尖锐地指出，当前文学的根本问题在于思想资源和精神价值的缺失。因为雷先生做人有良知 、批评有洞见，很多作家对雷先生的评论风格及在文学评论界的地位都给予了高度评价。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曾说：“我们很难找到一位批评家在他的批评生涯中几乎贯穿了中国新时期文学从20世纪70年代末直到现在的发展历程，而且在这几十年来，雷达始终是处在中国文学创作的前沿，始终引领新时期文学批评、文学思想、文学观念的发展，始终处于中国文学漩涡之中心位置。”“多年来，我一直认为，雷达在文学批评中如同地平线，如同海岸线，对我来说，无论走得多远、游得多深，抬头看，雷达在前边，回头看，雷达在岸上，这时，心里是踏实的。”刘震云曾说：“要研究雷达的文学评论，首先要研究生活中的雷达。雷达是一个有趣、有良知的人，有对人、对生活、对人和生活背后现实的良知，有对文学的良知，所以雷达的批评写得有趣、有洞见，非常有文采，有时候评论甚至比原文还好” 。

　　雷先生的评论往往成大家认识的标杆，常常是新作品一经发表，他的评论就能定位。他的评论总是能够从宏观着眼，从微观入手，从社会历史的总体认知这个大的背景下进行独到的分析点评，将具体历史阶段的时代价值追求和个人的生命体验加以结合，在历史的描述和精神与审美深层的分析中，让读者对于一个时期的文学现象或重要的文学问题有所把握，从而引导人们更好地阅读，推动文学的创作。雷达先生的文学思想在当代文学中的影响，以及他的著作对于文化界的贡献，我不想，事实上也不能够用自己的一枝笔写出多少，因为他的业绩，是永远在当代文学史上放射着不灭的光辉，而他卓荦的人格，也将是一切热爱文学和热爱传统文化人们永久的典范。

　　活在人们心里的人永远不会逝去。大树倒下才好量尺寸。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先生的溘然长逝，使中国文坛失去了一方重镇，使文艺界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使家乡失去了一位文化名人。雷达先生，他庄严而不傲慢，和蔼而不草率，他的精神使人钦佩，他的节操值得人们师法，他的文章博大精深启迪后人。雷先生的逝世，我们的损失是多方面的。

　　在这个清明时节纪念雷达先生，我终于接受一个事实，我们失去了一位可亲的老人。记得去年北京的清明节，天气乍暖还寒。我们一行在八宝山为雷先生举行追悼仪式时，天空突然飘起雪花。我指着八宝山一边盛开的玉兰，和一边漫天风雪的自然物象，对李晓东市长说：自然的两面性映衬出雷达先生柔情和硬气性格的两面！他说：“可不是吗！”每当我想起雷达先生的时候，他的音容笑貌宛在眼前，依然那么真切。

　　我们永远怀念他。

（图为雷达2005年10月23日为天水在线题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