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山傅家门遗址史前文化遗存探寻中华祈福文化之源

　　祈福，即祈求赐福，希望消灾去祸、追求幸福安康的一种美好愿望。《说文解字》：“祈，求福也”；“福，佑也。”意为祈求神灵保佑，逢凶化吉。渭河上游地区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社科院考古所甘青工作队发布的《甘肃傅家门史前遗址发掘简报》指出：“武山傅家门遗址出土了目前国内考古界发现最早有刻划符号的卜骨、长方形祭祀坑”。这表明人类最初的祈福行为，源自原始先民的占卜、祭祀活动，后来，这种习俗逐渐发展演变为一种“社祀”活动，进入阶级社会“国家大事，唯祀与戎”上升为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

　　傅家门史前文化遗址位于甘肃省武山县西南约25公里的榜沙河岸第一级台地上的马力镇傅家门村。其范围东起榜沙河滩，西到刘家山脚，北至榆林沟，南达七里沟。东西约500米，南北约900米，总面积约40余万平方米。现为甘肃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队又进行了复查，1991年开始正式发掘，前后经历了三个年度五次发掘工作。共开5×5米探方48个，揭露发掘面积1200平方米，共清理出房址11座，窑穴14个，墓葬2座，祭祀坑1座以及不同文化类型石、陶、骨等器物近1000件。因地貌和文化性质之差异， 把该遗址分为北、中、南三区。北区是仰韶文化石岭下类型之堆积；南区是马家窑文化之堆积；中区是齐家文化之堆积。

　　《礼记·少仪》中“为人祭曰致福。”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生产力十分低下，对自然灾害的无法防御，对生老病死的无法解释，对天地万物和各种自然现象认识十分有限，人们无力战胜大自然，就相信大自然中存在某种强大的神秘力量，作用于世间万事万物，操控着人们的幸福和灾祸。于是就产生了惧怕和无助的心理情绪，并以一种敬畏的心情来顶礼膜拜，力求与之修好，于是祭祀、占卜行为便产生了。傅家门遗址仰韶文化石岭下时期的祭祀、占卜活动是祈福文化的起源之一。遗址的石岭下文化层出土的长方形祭祀坑中发现有刻划符号的卜骨6件，阴刻符号“一”的平底瓶，这是目前国内发现最早祭祀文化的考古实物资料。长方形祭祀坑内出土了“太牢三牲”羊、猪和牛的肩胛骨，其上用石质尖状器刻划“Ⅰ、Ⅱ、S”等符号，与八卦中的阳爻、阴爻以及太极图相似。或许这是伏羲在本区创立“先天八卦”的考古支撑，这些阴刻符号也为探讨文字起源提供了新资料，更是当时人们进行占卜、祭祀活动的直接证据。可见，先民为求农业丰收，狩猎成功、人口繁衍、祛灾避凶等愿望而进行的占卜、祭祀活动和祈福紧密联系，占卜是祈福的一项重要内容，而祈福也是人们祭祀的一种很好的表达形式和手段。

　　古人认为，祭祀地神，不用封土作坛，地上挖一个大平坑作祭。《礼记·祭法》称：“除地为坎”。付家门种谷台遗址出土的长方形祭祀坑，应该就是我国古代最早的“祭坎”。《礼记·祭义》称：“祭日于坛，祭月于坎”。《礼记·礼器》曰：“至敬不坛，扫地而祭。”《礼记·郊特牲》孔颖达疏：“地示在下，非瘗埋不足以达之。”也就是说，只有将祭品埋于地下，地神才会知道人们正在祭祀他，才能接受祭品。“祭坎”可能源于先民的地神信仰。土地滋养万物，先民认为农业生产的好坏，在于地神的赐予。于是，只能通过巫术占卜、祭祀祈求大地的丰产，这样，普遍意义上的“地母”崇拜就产生了。后来发展为皇天后土的文化信仰。《左传》曰：“后土为社。”《说文》：“社，地主也。”《礼记·郊特牲》：“社，祭土。”《礼记·月令》郑玄注：“社，后土也，使民祀焉，神其农业也。”可见，“社”为农业之神，源于先民的地母信仰。“社祭”发端于先民对土地的崇敬与膜拜，对农业丰产的企求和愿望。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农业是人们的衣食之本，立国之基。“社祭”活动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史记·封禅书》载：“自禹兴而修社祀。因此，历代都极为重视“祈膏雨，求丰收”的“社祀”祈福活动。汉《白虎通义·社稷》载：“王者所以有社稷何？为天下求福报功。”后来发展演变为一种祭祀土地农神，以祈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民间祈福节庆——“社日”， 社日按立春后第五个戊日推算，一般在二月初二前后，称为“春社”。“社日”兴于秦汉，盛于唐宋，衰微于元明。汉《淮南子·精神训》云：“今夫穷鄙之社也， 叩盆拊瓶， 相和而歌， 自以为乐也。”南朝梁宗懔的《荆楚岁时记》载：“社日，四邻并结宗会社，宰牲牢，为屋于树下，先祭神，然后享其胙”。 祭祀之后均分社肉，享用社酒，表示人们已获得了神福。“唐王驾《社日》写到“家家扶得醉人归”，宋陆游《春社》：“社肉如林社酒浓，乡邻罗拜祝年丰。太平气象吾能说，尽在咚咚社鼓中。”这是对当时用酒肉祭祀地神祈福，夹杂喜乐民俗节庆的描述。“福”字形在甲骨文中是“两手捧酒洒于祭坑上”的会意字，所以福字在古代有祭祀用的酒肉的意思。这种习俗在历代传承保留下来，今天的祈福文化中酒和肉依然是很重要的元素。（武山县博物馆   裴应东）

(天水在线编辑：李俊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