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山寺洼文化遗存的“生殖崇拜”

探析古代祈福文化

　　寺洼文化是中国西北地区青铜文化之一，因最初发现于甘肃省临洮县寺洼山而得名。其主要分布在甘肃中部和东南部地区。武山处于寺洼文化的中心区域，发现遗址较多，县城以西4～6公里的山丹渭河沿岸的一、二阶台地上分布尤为丰富集中，其中墩台下、渭河铺、王家坪、田家坪、任家门、车家岸、车家川等遗址最具代表性，这些遗址出土的寺洼文化典型陶器，马鞍形口罐、高颈深腹罐、袋足鬲、高足盘、圈足豆等其造型特征都明显蕴含着“生殖崇拜”的敬祖文化现象，这反映了寺洼先民渴望氏族繁衍人丁兴旺，希冀祖灵福佑子孙。

　　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就已出现了“生殖崇拜”的“陶俎”（俎同祖）、“石俎”，如甘肃大地湾遗存发现的陶俎，武山观儿下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石俎，国家二级文物，长22.8厘米，最大径8.1厘米。由卵石琢磨而成，通体略呈圆柱体，有首、身、座三段用凸弦纹作界，制作得惟妙惟肖。到了新石器时代后期，马家窑彩陶中的一些几何纹饰蕴含“生殖崇拜”的表现形式，如象征女性的蛙纹、男性的蛇纹等。与新石器时代的“生殖崇拜”表现手法相比，青铜器时代的寺洼文化陶器造型更具“生殖崇拜”的理念。代表寺洼文化几种经典陶器，造型上都有明显“生殖崇拜”烙印，如双耳马鞍形口罐，俯视如橄榄形；高颈深腹罐，整体似竖立圆柱状；高领袋足鬲，三袋足恰似女性乳房，这也许反映了古人“三生万物”的哲学思想。此外，高足盘和圈足豆也都是直观男性意象的反映。

　　学界一般认为，寺洼文化跟辛店文化是同期并存也属古氏羌民族创造的文化。寺洼文化的年代上约相当于商末至西周晚期，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400～前700 年。《诗·商颂·殷武》载，“昔有成汤，自彼氏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尚书·牧誓》记载了参与周武王讨伐商纣八族，羌居其一，军师姜尚就是羌族人。可见，这时期西部氐羌民族和中原商周王朝联系紧密。商人对祖先极为推崇，《礼记·表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代祖先崇拜集中表现为“尊祖敬尊”。《礼记·大传》曰：“上治祖弥，尊尊也，下治子孙，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或许，商周时期盛行的敬祖文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与寺洼文化的“生殖崇拜”有着内在的关联。

　　祖先崇拜源于生殖崇拜。“多子多福”观念在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有其积极意义，远古先民对于祖先的崇拜是与对生育的渴望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对祖先繁育后代的功绩具有强烈的崇拜意识，因而对祖先的崇拜自然是以生殖器崇拜的形式表现出来。《诗·大雅·生民》序：“生民，尊祖也。”《说文·示部》：“祖，始庙也。从示，且声。”祖庙就是奉祀祖先的宗庙。《檀弓》：“祖者，且也”。 甲骨文金文中的“且”皆是男性生殖器的形象描摹， 源于古人对男根的崇拜。《说文·示部》：“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从“示”的字多于古代祭祀祈福风俗有关，如祸福神祖祭祀祥等等。）“祖”就是一人对着男根“且”，作揖祈祷之意。郭沫若《释祖妣》一文认为“且”实牡器之象形，乃“祖”之本字。所谓“牡器”就是男性生殖器。可见，祖先崇拜实质就是生殖崇拜的表现，对后世影响深远广泛。

　　祭祀祖先是表达对祖先的尊敬、怀念之情，是孝的体现；更重要的是通过祀祖，希望祖先能保佑、荫护子孙，祈福消灾。《小雅·信南山》云：“先祖是皇，神保是飨，降福无疆。报以介福，万寿无疆。”应劭《风俗通》云：“凡祭祀先祖，所以求福。”蔡邕《祝祖文》曰：“元正令子，时惟嘉良；乾坤交泰，太簇运阳；乃祀祖灵，以祈福祥”。至今陇右地区乡间家中主房仍有贡桌上立一块长条形木牌，上面刻写先人名讳，就是供奉祖宗牌位“神主”，这与“且”的古文形体相似无异。族人每逢红白喜事，都要“迎主”以示敬祖，特别是春节过年，腊月三十晚上家家都要“接先人”，这是一年最隆重的祭祀先祖节俗，“先人”接来后将香炉、纸钱、饭、茶、酒、瓜果等贡品献座于“神主”的贡桌，初一至初三，家族成员面对先祖“神主”必须“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祈祷祖灵降福赐祥，护佑子孙平安健康，新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是生殖崇拜和祖先祟拜的遗风。

　　以祈求神佑、避邪免灾、人丁兴旺、种族繁衍为主旨的敬祖文化源于远古先民的“生殖崇拜”文化。体现了先民对生命的敬畏与信仰，对生存的繁衍与渴望。对此后的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祈福祭祖文化的延续传承，有助于弘扬孝道礼仪，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进步。今天全国各地举行的“祭祖大典”对海内外炎黄子孙民族归属与认同感，增强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都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武山县博物馆   裴应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