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一波

　　薄一波同志谢世已一年了，但往事仍历历在目，我时时想起薄老领导中顾委的那段岁月。10年前，1997年3月3日，他写信给我，要我帮他写中顾委的回忆录。信中说：“《七十年奋斗与思考》的下卷(改革年代)，是全书中最重要也是最难写的一卷。其中‘中央顾问委员会的10年’(1982—1992)一章，你情况最为熟悉，请你多费心了。山上的工作班子选派曹雁行同志(中央档案馆研究员)全力协助你工作，稿子可由他执笔，但思路、材料、初稿的审改均由你负责。具体如何运作，由曹雁行同志与你商量。此事要花费你不少精力，请跟公安部有关领导通报一下，请机关给予支持。”遵照薄老吩咐，我随即去玉泉山工作了一段时间。但正当撰写初稿时，薄老改变想法，说这本书的下卷《改革年代》，不必援用《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中两卷写文章的体例，可采用史料编年的方法，把史实记录下来就可以了，回忆文章就不写了。于是我又回到公安部。

　　这些年，我总想，我在薄老领导下在顾委工作近10年，亲身经历了一些很受教益的事情。作为他的晚辈和部下，应该把所知道的情况写出来。现当纪念薄老诞辰100周年之际，撰写这篇回忆文章，以表达对薄老的深切怀念。

　　接受小平同志的重托

　　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顾问委员会，是根据邓小平的建议、经过两年多的酝酿才决定成立的。

　　1980年8月18日，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中央已经设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正在考虑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名称还可以再考虑)，连同中央委员会，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明确规定各自的任务和权限。”过了差不多两年，1982年7月30日，小平同志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设立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鉴于我们党的状况，我们干部老化，但老干部是骨干，处理不能太急，太急了也行不通。”“所以，我们需要顾问委员会来过渡。顾问委员会，应该说是我们领导职务从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种过渡。我们有意识地采取这个办法，使过渡比较顺利。也许经过二届代表大会以后，顾问委员会就可以取消了。如果两届的话，就要10年。”

　　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由邓小平同志担任。由于小平同志当时还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主席，很难顾及中顾委的日常工作，因此，根据小平同志的推荐，由薄一波同志任副主任，主持中顾委的日常工作。此前薄老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党组书记，工作任务十分繁重，正围绕计划与市场、经济发展速度、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及财政、外贸、工业体制改革等重大课题，展开调查研究，进行综合试点。薄老回忆说：“就在我主持体改委工作不到半年的时候，有一天小平同志找我去谈话，告诉我中央已决定成立中顾委，将由他当主任，为了减轻负担，想要我去协助他主持日常工作，为此征询我的意见。我当即表示同意。认为这是中央的重托，有小平同志压阵，日常的事情可以由我们去办。这将是我继在晋冀鲁豫边区中央局之后，又一次直接在小平同志领导下协助他下作。”

　　薄老深知小平同志建议成立顾问委员会的重大意义，也深知自己所肩负的重任，但当他接受这一任务时，并非为所有同志所理解。薄老回忆说：“对于退到二线，身边的工作人员并不是一开始都那么赞成。觉得我重新出来工作不到三年，精力尚好，耽误的时间还没有得到补偿，还可以在一线多工作一段时间。有位秘书，还特地把刘禹锡的《酬乐天咏老见示》抄来放在我的办公桌上。这首诗的后四句是：‘细思皆幸矣，下此便脩然，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向他们讲，退下来，这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自觉选择，在二线工作，这是党的安排，不应当有别的想法。子女们也有他们的考虑，耽心我大半辈子忙惯了，一旦‘赋闲’，享不了‘养颐之福’，反而可能影响健康。我告诉他们，在有生之年，不论在位与否，都会为党的事业尽心尽力，忙中自得其乐。”

　　抗战时期的薄一波

　　中顾委成立之初

　　“十二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中央委员会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它的任务是：“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出建议，接受咨询；协助中央委员会调查处理某些重要问题；在党内外宣传党的重大方针、政策；承担中央委员会委托的其他任务。”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条件是：“必须具有40年以上的党龄，对党有过较大贡献，有较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在党内外有较高声望。”党章还规定：“委员会委员可以列席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它的副主任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在中央政治局认为必要的时候，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也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薄老作为中顾委的常务副主任，一直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中共十二大刚刚结束，薄老就要中顾委办公室的同志对中顾委委员的状况作一全面了解，并分类进行统计。当时的基本情况是：在172名委员中，抗日战争以前入党的有169人(其中1927年以前入党的74人)几乎占百分之百；全部委员都是正部级以上干部，大多在中央、国务院、军队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担任过主要领导职务；在北京的委员119人，超过三分之二；军队系统的委员54人，将近三分之一；有20多位委员仍在第一线担任实职，还有20多位委员在原单位担任顾问等职，工作比较繁忙；有30多位委员年高多病，不能经常参加活动；委员中年龄最大的86岁，最小的63岁，平均年龄74岁。薄老当时也是74岁。

　　9月13日，小平同志出席中顾委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一开头就说：“其实，讲的主要一句话，就是顾问委员会的工作怎么样做，做些什么事情。建议这个会以后由一波同志主持，所有常委的成员参加，也可以吸收一部分在京的委员参加(不一定全部，由一波同志酌定)，座谈顾问委员会怎么办。先议出若干条，然后经过中央政治局，以适当的方式通知顾问委员会的所有成员。”“这里顺便说一下，以后顾问委员会的日常工作请一波同志主持，因为我想减轻一些负担。请一波同志主持，下边建立几个人的工作机构，我看几个人够了。”(薄一波同志插话说：有小平同志压阵就行了，具体事情我们来搞。)接着，小平同志就中顾委的性质、任务、工作方法、注意事项作了全面阐述。小平同志再次强调：“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的组织形式。因为我们的国家也好、党也好，最根本的制度应该是建立退休制度。”“可以设想再经过10年，最多不要超过15年，取消这个顾问委员会。”接着，又讲了中顾委的丁作方法和注意事项，强调中顾委要“注意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妨碍中央委员会的工作”。

　　小平同志讲话的第二天上午，薄老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中顾委第一次常委会议，讨论如何学习贯彻小平同志讲话精神。会议根据薄老的提议，决定用一周时间学习小平同志讲话和党章有关规定；同时成立一个由薄一波、耿飚、程子华、王首道、刘澜涛、萧克等六位同志组成的临时工作小组，研究中顾委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并拟出几条，提交中顾委常委会议讨论后报中央政治局。

　　1957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的薄一波在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作报告

　　薄老带领临时工作小组的几位同志，很快拟定了《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的暂行规定》(草稿)。规定共分九条，要点是：一、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如就党的方针政策向中央提出建议，在一般情况下可以用个人名义或联名方式提出，但属重大建议，需经中顾委全体会议或常务委员会讨论通过后，用顾问委员会或常务委员会的名义提出。二、根据中央对有关问题的咨询要求，在缜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集体的或个人的参考意见。三、受中央的委托或经过中央的批准，协助中央调查某些重要事宜和承担其他交办的任务，四、确定退居二线尚未离职的中顾委委员，在过渡期间，应当从实际出发，积极协助所在单位把机构改革工作和领导干部接交工作认真做好，五、中顾委委员要深入实际，联系群众，了解情况，向党内外宣讲国际国内形势和党的重大方针政策。六、中顾委委员要协助中央和有关省、市、自治区党委发现和选拔年轻有为的干部。对已经选拔到领导岗位的中青年干部，要积极支持和热情帮助。七、中顾委委员在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方面，在遵守党章和宪法、法律方面，都要以身作则，并且同各种违法乱纪和败坏党风的行为进行斗争。在同各级组织和干部的交往中要谦虚谨慎，密切合作，切不可以老领导自居，发号施令。八、中顾委的工作一般说来宜少不宜多，宜虚不宜实，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工作方式可以松散一些。九、中顾委的办事机构要精干，秘书、信访、行政工作由中央办公厅负责。

　　9月22日，薄老又主持召开中顾委第二次常委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的暂行规定》，并于当日上报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9月30日，中央批准并转发了这一暂行规定。至此，中顾委的日常工作在薄老主持下步入正轨。

　　在实践中探索不断总结

　　1983年7月初，中顾委曾发生这样一件事情：我们党的老革命家廖承志同志因病于6月10日逝世，由于有关部门的疏忽，没有通知某些中顾委常委参加廖承志同志的追悼会：从而引起强烈反应。他们打电话给中顾委办公室责问此事，还有几位常委家属跑到中南海找薄老，提出中顾委常委在政治上究竟是什么待遇，为什么不通知他们参加，要求薄老向中央反映。薄老从中做了不少说服工作，并随即要中顾委办公室将常委和家属们的反应整理出一份书面材料。7月3日一大早，薄老就给胡耀邦同志写信，说：“兹送上中顾委办公室整理的关于几位中顾委常委对参加廖公追悼会安排不当的意见，请阅。几位老同志特别是家属表示很激动，来电话或派人来中顾委反映。此种不满情绪过去就有，我做了些工作，效果还好，安定下来了。这次如何平息，看来主要问题是把中顾委常委摆在什么地位(格)上，具体是三件事：(1)阅读文件范围；(2)参加会议(列席政治局会议，大家都感到满意)，特别是较大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的会议，如何摆，以及(3)是否可以见报的问题。请你给个原则指示，会就好开些。”当天上午，耀邦同志在薄老的信上批：“一波同志转交仲勋、启立、乔石、野苹同志：廖公追悼会对中顾委常委安排不当，责任全在我们。我没有注意把关，也是一次失职。中顾委常委的政治、物质待遇完全按政治局委员同等，这是中央定的，谁也无权独自变更。特别是党和国家的红白喜事，更要安排这些老同志像政治局委员一样地出面，以后谁违反，就追究谁的责任。我们一些部门按老规章、老框框办事的积习太深了，人们说这是‘势利眼’，我看要警惕，思想上认真加以改变和对作法的意义搞牢固些，事情就好办了。”7月6日下午，薄老主持召开第五次常委会议，汇报了这件事的处理过程，传达了耀邦同志的批示。与会同志听后非常感动，表示：我们这些老同志都经历了几个时期的中央，像现在的中央，对这样的事，这样负责、严肃、诚恳，一片肺腑之言，使我们很感动，也很不安，中央这样处理问题，是坚决按照党的章程、党的原则、党的政策办事，很值得我们深思和学习。通过这件事的处理，既表达了党中央对老同志的深切关怀，又提醒老同志要正确对待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