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毛泽东在延安时就笑指拥有原子弹的美国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但林彪外逃之时，毛主席已是年过古稀老人，林彪外逃之事，给他的打击是沉重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致命的。……一进游泳池，毛主席卧室的门窗大开，平躺在床上的毛泽东主席脸色发青，嘴唇发紫，仿佛已经没了呼吸。

　　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飞机外逃，消息一经证实，有人立即提出用导弹打掉。毛泽东主席摇摇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 而伯伯曾拿着话筒向林彪乘坐的三叉戟喊话：“林副主席无论在国内哪个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去机场迎接。”接着，为了处理这一突发事件，伯伯吃住在人民大会堂，几乎整整三天三夜没合眼。

　　有一个情节鲜为人知：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派人带回的照片，证实了林彪的确折戟沉沙，自取灭亡之后，原本弥漫着高度紧张气氛的东大厅里终于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其他人都已经如释重负地离开了，屋里只剩下周恩来、纪登奎。

　　突然，一阵嚎啕之声如江水崩堤猛然暴发，这是一种长久的压抑到了极限，终于无法再压抑而暴发的哭声，一种痛楚无比撕肝裂肺的痛哭。纪登奎一下呆住了：不是亲眼目睹，他不会相信，发出这种哭声不是别人，正是面对墙壁双肩颤抖的周恩来！就是刚才还和大家一样露出久违的笑容，举杯庆祝这不幸中的万幸的周恩来！

　　自从调到中央工作，纪登奎看到的周恩来永远是从容、镇定、乐观。如果从身材长相上看，周恩来只算是中等个，典型江南人的脸庞，端庄清秀，举止文雅，让人不禁联想起西湖边的杨柳。可是，从跟随他工作开始，不管是外交上的剑拔弩张，还是党内错综复杂的局面，他永远应付自如！而且，他仿佛是专为克服困难来到这个世界的，往往越是困难、艰险，他越有力量和办法，仿佛世界上没有难得住他的事。

　　像今天这样的失控，纪登奎是第一次看见，真感到太意外了，太震动了，以至于平时反应敏捷极善言辞的他，此刻也乱了方寸，话说得结结巴巴：“总理，总理，林彪一伙摔死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应该说是最好的结局了，您该高兴，对不？”讲完他自己才意识到，自己分明在重复着总理刚才讲的话。周恩来回过身来，双肩依然在颤动，脸上老泪纵横，他摇着头，声音嘶哑地反复说：“你不懂，你不懂！”

　　确实，纪登奎也是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真正想明白周恩来的痛哭失声：为着树立和维护林彪副统帅的地位，冲击打倒了党政军那么多老干部，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全国从上到下，几乎无一幸免，国家主席刘少奇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煤炭部长张霖之被活活打死，多少老干部被投入监狱，多少群众因之划线受批判……如今，这个一直是被称为毛主席“最亲密战友”，并作为毛主席当然接班人写入党章的林彪，竟带着老婆、儿子逃往国外，落得个折戟沉沙，死无完尸！作为一个国家总理，他怎么不为“文革”以来党的一次次错误决策痛心！怎么再说以打倒刘少奇大树特树林彪为主要成就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他又怎么向全国党、政、军、民解释和交代这一切？

　　毛泽东在延安时就笑指拥有原子弹的美国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但林彪外逃之时，毛主席已是年过古稀老人，林彪外逃之事，给他的打击是沉重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致命的。

　　1971年12月，正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集会议的伯伯，出去接了一个电话，再进门时脸色灰白，他挥挥手说：散会散会！没了往日的镇定，转身带着小跑往电梯方向赶。卫士长张树迎扶着伯伯走进电梯，他明显感到总理的全身在发颤：“到游泳池。”他的声音也微微发颤。张树迎心里一震，一定是毛主席那里出事了。果然，一进游泳池，毛主席卧室的门窗大开，平躺在床上的毛泽东主席脸色发青，嘴唇发紫，仿佛已经没了呼吸。

　　张春桥、姚文元、江青等人已经到了，只是冷漠地远旁站着。伯伯进去后立即向紧张焦急的医生询问情况，判定病情，紧急调来了吸痰器。经过吸痰，毛主席的脸色渐渐恢复了血色，大口喘着气；又过了一段时间，毛主席的眼睛慢慢睁开了。伯伯此时如释重负，他激动地扑到主席床边，双手紧握着主席的手，泪水夺眶、语音哽咽地冲口而出：“主席，主席，大权还在你的手里！”这句话，站在伯伯身边的张树迎听得清清楚楚，他内心无限感慨：党内对毛主席心思最摸底的恐怕非总理莫属。至今张树迎还仍常对我感慨：你伯伯一直维护毛泽东主席的地位，你说他崇拜主席，尊重主席，也是为了这么大的国家呀！ (摘自《我的伯父周恩来》)

　　注：本文的作者为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故文中称周恩来为“伯伯”

　　“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1971年，在中共中央第57号文件《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中，用这样几个词勾勒了曾经红极一时的林彪的最后结局。

　　1971年9月13日凌晨，“温都尔汗”，蒙古境内一个本不为人知的地名，却成了中国一段特殊历史事件的见证。孙一先，原驻蒙古共和国使馆二等秘书、当年中方到达坠机现场勘察的4人成员之一，1973年结束蒙古使馆的8年任期后，又被委派出任中国常驻联合国军事参谋团团长。眼看着国内关于“9·13”事件，近几年不断有各种扑朔迷离的说法，孙一先说:“作为亲历者，我觉得我有责任讲出我所知道的真相。”

　　紧急约见

　　1971年9月14日一大早，刚吃过饭还没到上班时间，使馆值班的工作人员突然接到蒙古方面打来的一个紧急电话，说蒙古副外长在8点30分要约见中国驻蒙古大使。

　　那时，中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刚刚到任25天——“文革”开始后，大使一职一直空缺，直到1971年8月20日，原在刚果使馆任政务参赞的许文益走马上任，弥补了中国驻蒙古大使长达5年的空缺。

　　刚一上任便遇到这种紧急约见，摸不清底细的许大使马上召集外交官开会。那时候中苏发生了两次边境冲突，中蒙边境也时刻处于紧张状态，前苏联部队已推进到中蒙边境线附近，因此大家的第一反应大多认为边境出了事。但也没有多长的讨论时间，8点20分，许大使和翻译匆匆登车而去。

　　许大使在蒙古外交部呆了40多分钟后匆匆赶回，又召集我们紧急开会通报:9月13日凌晨两点左右(注:时间后确认为2点25分)，一架中国军用飞机在蒙古的纵深坠毁，机上9人，包括一名妇女全部死亡。蒙方对中国飞机深入蒙古领土提出口头抗议，并要求中国方面给予解释。　

　　一听完这个情况，大家立即议论起来。 出事的地方在贝尔赫矿区，离肯特省省会温都尔汗不远，而离中蒙边界至少有350公里。一架中国军用飞机怎么会跑到这里呢？有人猜测是美国或台湾地区的侦察机涂了中国大陆军用机的标志，来蒙古侦察，挑拨中蒙关系，进而挑动中苏战争。但我想，哪儿有坐9个人的侦察机呢？说了半天也没理出头绪，最后决定一方面尽快向国内报告，一方面向蒙方提出让我带两个翻译去勘察现场。

　　当时的条件下，把这样一个消息传回国内，却是费尽周折，放在今天来看，简直有些难以理解甚至不可思议。

　　中蒙之间并未互设电台，通讯要靠当地的电报电话局，两国关系恶化后，这条线路疏于维修，故障频出，平时一份特急电报也要4个小时才能发到国内。不料这会儿又赶上故障，对方告知，电报要通过莫斯科中转，不能确认何时发到北京。

　　中蒙苏友好时期，从莫斯科经乌兰巴托到北京开通了一条专用电话线，供三国领导人和使馆工作人员通话使用。1966年我到使馆时这条热线还在用，但1969年“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总理下令封停了这条热线。紧急关头，许大使当机立断，决定启用已经中断了两年的热线。外交上有一句老话叫“外交工作授权有限”，许大使当时的举动是冒着一定风险的。

　　翻译小刘很快要通了北京的电话总站，说有急事请接线员立即接外交部;不料对方却先是推说不知道外交部的电话号码，后又说外交部的电话线坏了，“啪”地一声挂断了电话。

　　我们最后又想出一个办法:让翻译到乌兰巴托的电话局打国际长途电话直接找中国外交部。那时候服务效率低、通知质量差，小刘用了一个多小时、几乎是直着嗓子吆喝，才要通北京。外交部办公室接电话的同志倒是很痛快，马上请示同意启用。电报通过这条热线传送完毕后，已是9月14日中午12点20分，坠机已发生了整整34个小时。

　　温都尔汗的中国飞机

　　午饭后不久，蒙古外交部来电话，说专机已经准备好，13点钟左右起飞去温都尔汗。 但给国内的电报发过去还没回电，我们就一再拖，说还没准备好。直到晚上18点多，终于接到了电报:对“误入”表示“遗憾”，并要求许大使亲自带队勘察现场。

　　发给我们的这份电报，对死者身份只字未提。我后来才知道，那天这份电报直接送到了姬鹏飞手里，他看了电报后说了句:“机毁人亡，绝妙的下场！”电报又被紧急送到正在人民大会堂的周恩来和毛泽东(注:毛泽东在林彪出逃当天从中南海搬进了保密措施更严的人民大会堂)那里。周恩来后来交待，所有得知电报内容的人要“绝对保密”。

　　在乌兰巴托的我们当然不知道那时的形势已是那般复杂。9月15日下午14点15分，我与许大使以及沈庆沂、王中远两位翻译一起坐蒙方提供的伊尔14专机，去现场察看。上飞机一看，除了中方4人之外，后面坐满了蒙古工作人员。

　　从乌兰巴托到温都尔汗，整整飞了一小时。温都尔汗机场是一个很小的简易机场，用红黏土反复压实后的土制跑道，也没有塔台，只有几部电台车。坠机现场离温都尔汗机场还有70公里，为了赶在太阳落山之前到达现场，我们立即换乘汽车继续赶路。一段比较平坦的河边公路后，又走了一段颠得很厉害的丘陵路，最后拐进一条草丛小道。似乎很少有车辆通过，车胎轧得枯草吱吱作响。

　　我的视线右前方是一片向上的缓坡，蒙方司机说:到现场了！汽车就从慢坡往上爬，逐渐看到了坡顶上黑糊糊一大块烧焦的草地，有蒙古士兵在四周站岗。汽车又往上爬了一段，一个高高翘起的飞机尾巴立即映入眼帘。

　　在蒙古草原秋日的夕阳下，飞机尾巴上那喷涂的五星红旗和“256”机号标志异常醒目，一看到它们，我立即打消了最初是美国或台湾地区伪装中国大陆飞机的怀疑——这是一架中国飞机，这一点毫无疑问。

　　坠机现场是丘陵中的一块盆地，从盆地中间的一大块草地全部被烧焦，上面散落着一块块飞机残骸。 我和翻译小沈边走边拍照，飞机碎片也由少到多。走着走着，看到地下有一张纸，上面印着一个英文单词“NOTE”，上面写明飞机型号为Trident-1E(三叉戟1E型)。我看了一下现场被烧焦的座椅架，数量非常少，因此我立即断定，它是一架专机。

　　再往前800米，看到了尸体和飞机头。飞机头已烧得面目全非，旁边有一段断翼，机翼上面有一个40厘米的大洞。我在现场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对尸体的察看和拍照取证。那时天已经凉了，又近傍晚，冷风一吹，觉得心情特别凄凉。起初都盖着白布，9个人分成三堆，第一堆是3个人，第二堆是4个人，第三堆是两个人。一般的飞机失事，尸体都比较零碎，但这几个都比较完整，四肢都在。我在1号尸体(注:驾驶员杨振刚)的衣服里面还发现一本《毛主席语录》，那个8号女尸体(注:叶群)，面孔特别安详，像是在睡觉，没有什么痛苦的感觉。我当时想，这位女同志应该是民航上的空中服务员，不过，“服务员”的年龄看起来似乎有些偏大，难道因为这是架专机？

　　死难者的东西都堆在飞机的食品柜附近，乱七八糟，什么都有。我看到了七支手枪和两把微型冲锋枪，40多发子弹——这也是蒙方起初就一直坚持认为是中国军用飞机的主要原因，另外，有的尸体上的皮夹克虽然外边被烧得残破，但打开一看里面是军装。

　　我和翻译王中远一起翻看这堆杂物时，除了一本《法兰西内战》和一些杂物外，还在一个塑料夹中发现了空军大院的出入证，上面写着:林立果，男，24岁，干部。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林立果何许人也，还推想是机组一名成员。一个月后，直到林彪事件公布后，小王才告诉我，他当时就想，不会是林副统帅的儿子吧？因为小王毕业自北大外语系，他知道林立果原是北大物理系学生，“文革”后辍学离开了北大，但在那时候，林彪的声望正如日中天，谁敢往那上面想？所以小王一直藏着没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