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匿名信”江青看了一眼当即昏了过去

　　1959年3月24日中午，坐落于上海市茂名南路锦江饭店对面的“法国俱乐部”，迎来了一位神秘的客人。此人就是有着“第一夫人”身份的江青，她刚从北京飞抵上海。

　　江青此行的目的，是以毛泽东生活秘书的身份，检查并指导上海方面为毛泽东起居的准备情况。中共中央决定3月下旬在上海召开党的八届七中全会，毛泽东将亲自赴会主持。

　　3月25日上午，在柯庆施安排下，由兼有柯庆施政治秘书及市委宣传部部长双重身份的张春桥陪同江青，带着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等人，检查了锦江饭店八届七中全会的各个会场，江青表示满意。下午，由上海市委交际处一名副处长陪同江青逛街及游览。先在著名的“永安公司”购物后，又去城隍庙及龙华寺游览。

　　3月26日中午时分，江青闲来无事，让饭店服务员寻来一把二胡，在房间里自娱自乐。

　　正拉得高兴，饭店办公室主任郝德光敲门而进，给她送来一封“亲启信”。江青愣了一下，心想，什么人会把信给她送到这里来？心中不免疑惑。待郝离去，江青拆开信，仅看了一眼，顿时脸色大变，再看下去，竟是血涌脑门，一下子昏倒在沙发上。原来，这是一封揭她老底的“匿名信”。

　　江青的昏倒，吓坏了随行人员及饭店一大帮人。众人七手八脚忙了一阵，江青才苏醒过来。不过，那时的江青倒还没有“文革”时的专横及整人的歇斯底里。她让自己沉下气来，对人闭口不谈。

　　傍晚，有着政治局候补委员身份的康生飞抵上海，住进锦江饭店。康生此时已是江青极为亲近和赏识的“密友”类人物，两人关系很不寻常。江青将信交康生一阅并讨教。康生匆匆看过一眼，一拍桌子，连声说：“这是一起特大政治案件啊！让罗瑞卿搞个专案组！”

　　不过，以当时康生和江青的身份地位，似乎还直接指挥不动公安部长罗瑞卿。

　　周恩来限公安部长10天内破案

　　3月29日晚，周恩来总理飞抵上海，为即将开幕的八届七中全会作最后准备。 江青和康生先后向周恩来谈了“匿名信”的事。他们知道，只有周总理才能指挥得动罗瑞卿和上海市委。

　　周恩来听完情况介绍，浓眉紧锁。不过，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虑问题的。

　　在检查完八届七中全会准备情况后，当晚10时，周恩来将公安部长罗瑞卿召来自己的房间，对其做出紧急指示。他要罗瑞卿迅速组织精兵强将，并限定10天内侦破此案。

　　看着公安部长眼里闪过一丝犹豫，周恩来语气严肃地解释说：“为什么迅速调查侦破呢？这并不仅仅因为收信人是江青同志。”

　　周恩来目光锐利地盯着公安部长，进一步说：“我们要考虑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中央这次在上海开会，是高度保密的，所有与会人员的行踪、住处等相关情况也是要严格保密的。江青同志虽然不是这次中央全会的代表，可是她的特殊身份，以及所担任的职务，具有与参加中央全会代表同等的保密性质。”

　　说到这里，周恩来沉思片刻，又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罗瑞卿发问：“按理说，江青同志的住处是严格保密的。可是，怎么会有这样一封信件，准确无误地送到她的手里呢？这是一个疑点，也是问题的关键。”

　　周恩来浓眉一扬，加重语气说：“这个疑点，关系到我们的保密工作环节，甚至关系到这次中央全会，乃至主席的安全。所以，我们有必要对这封信件的来龙去脉进行彻底调查，尽快弄清情况。”

　　公安部刑侦专家急赴上海

　　当晚，罗瑞卿与留守北京的公安部领导做出安排，抽调侦破专家急赴上海。 同时做出紧急安排，加强了八届七中全会会场等场所的安全警卫。第二天，公安部著名刑侦专家宋添福率两位破案高手飞抵上海。

　　由于事发地在上海，周恩来也将情况通知了柯庆施，要他在上海抽调人员协助破案。柯庆施深知责任重大，他立即安排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亲自挂帅，选派了近20名上海公安系统各方面刑侦高手参加专案组。

　　侦破工作全面展开后，专案组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是，江青死活不肯交出那封“匿名信”，只给了专案组一个信封。没辙，侦破人员只好从信封及送信、收信渠道查起。专案组20多个刑侦高手查了两天，毫无进展。正在专案组陷入困境时，第二封“匿名信”又从北京寄到江青手中。

　　毛泽东抵沪当天“匿名信”再袭江青

　　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定于1959年4月2日开幕。4月1日下午3时，毛泽东从北京飞抵上海，江青随同一批已抵沪的中央领导前往机场迎接。江青刚刚离开“法国俱乐部”，当天送往锦江饭店的第二封邮件送来了。其中有一封写有：“饭店负责同志收”(与第一封“匿名信”的外信封一样)。这封信当即引起了上海市委警卫处派驻饭店人员的警惕，相关人员又按信封落款地址，往北京船舶机械附件厂打电话，回答说没有向上海发过信件，也不知道上海有这样一家内部饭店。

　　该信转到专案组手中，拆开一看，内装一封和上次一模一样的写有“江青同志收”的信。所用信封一样，其字迹也一样，估计信中内容和第一封也相同。但宋添福等专案人员包括上海市委负责人不敢私拆，只好再转江青处。结果证实，果然是与第一封信内容大致相同。既然信是从北京发来的，又有了新的线索，就必定“柳暗花明”，专案组于是兵分两路，立即派10人赴北京展开调查。

　　在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以及相关部门配合下，北京的侦查很快取得进展。公安部先后锁定两名嫌疑人，然而最终的结果却叫专案组大失所望。两名嫌疑人中，前者经鉴定，笔迹不符，后者却被在上海的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否定，通知立即停止对此人的侦查。原来这人是中共高层仅有少数人知道的秘密党员，上世纪30年代初就从事秘密工作，连周恩来都知道。至此，线索再度中断，案件侦查又陷入困境中。

　　周恩来出面让江青交出“匿名信”原件

　　周恩来规定的10天期限很快就到了，罗瑞卿在黄赤波陪同下，来到专案组，既是对大家日夜加班紧张侦破的慰问，也带有“督战”的意思。

　　压力之下，黄赤波亲自主持，再次召开案情分析会。会上，有侦查员再次提到是否能了解“匿名信”内容，以获取破案线索。黄赤波做不了主，分别向柯庆施和罗瑞卿汇报，请求支持。

　　柯庆施与罗瑞卿在中央全会会议的间隙碰头，商议办法。事情肯定会涉及江青一些见不得人的隐私，不过，事关破案大局，两人都觉得有必要找江青了解。但当真正要出面找江青要信时，精明老练的柯庆施却不肯出头了，他让罗瑞卿单独找江青谈。

　　罗瑞卿没办法，只得硬着头皮去找江青说。果然，江青一听就不高兴了。不过，她没有当场发作，只说考虑一下。第二天，她不客气地打电话给罗瑞卿，一口回绝。

　　八届七中全会继续进行着，毛泽东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大讲特讲海瑞的故事，鼓励党的高级干部学海瑞精神。会议预定于4月9日闭幕，眼看会议结束前拿不出一个像样的交代，罗瑞卿急得不得了，只好去向周恩来求助。

　　周恩来思索一阵，答应亲自找江青做工作。当晚，他就去找江青要信。江青虽不情愿，但毕竟周恩来身份地位不同。从延安时代起，江青对周恩来就有一种敬畏之心，况且周恩来在处理这些事情上，也很有一套自己的办法。江青迟疑了好一阵，最终还是交出了两封“匿名信”。周恩来将信交给罗瑞卿时，一再告诫，转告专案组，要高度保密。

　　这对专案组上下都是一个鼓舞。两封信果然一模一样，都是用当时还不十分普及的打字机打出来的，全是以尖刻嘲讽的语气揭露江青30年代在上海的生活旧闻轶事，内容之详细，令人吃惊。信中甚至列举了当年与江青交往的数名男子的姓名、职业、住址等情况，还具体到描述了江青当时的种种媚态丑姿。

　　专案组调来相关语言专家及痕迹专家对“匿名信”作全面分析，以排查嫌疑人。语言专家主要根据信的内容和遣词造句的方式，以及行文习惯等，分析出写信者所具备的各项特征。痕迹专家则根据字体痕迹分析出“匿名信”是用一台已使用了10年以上的“宝石牌”打字机打出来的，而且打字者非专业打字员。专家们的分析，为侦破指明了大致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