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未能避免的原因是什么？有什么经验教训？本文以陈云两次与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具体负责人胡乔木谈话为开始，回顾了从长征到建国后直至“文革”发生，党内民主集中制逐步缺失，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生的历程，进而总结指出：不实行民主法治，权力不受约束，丧失党内民主集中制与集体领导，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

　　陈云指出毛泽东晚年错误

　　历经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引起的伤痛，不能不使与毛泽东同辈的领导人进行深刻反思。陈云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曾多次谈到“文革”的教训。1980年11月，陈云两次与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具体负责人胡乔木谈话，指出：

1961年1月，陈云同毛泽东、刘少奇交谈

　　（一）毛主席的错误问题，主要讲他的破坏民主集中制，凌驾于党之上，一意孤行，打击同他意见不同的人。着重写这个，其他的可以少说。

　　（二）整个党中央是否可以说，毛主席的责任是主要的。党中央作为一个教训来说，有责任，没有坚决斗争。假如中央常委的人，除毛主席外都是彭德怀，那么局面会不会有所不同？应该作为一个党中央的集体，把自己的责任承担起来。在斗争时是非常困难的，也许不可能。

　　（三）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毛主席老讲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呆在北京，这些话的意思，就是不愿同中央常委谈话、见面。他愿意见的首先是华东的柯庆施，其次是西南、再其次是中南。

1954年，朱德、毛泽东、陈云、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

　　值得后人思考的是，当时中央常委的人除毛泽东外，为什么没有“都是彭德怀呢”？难道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都是在明哲保身吗？为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彭德怀在庐山上书，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后的情景。

　　彭德怀说：“第二天，即24日上午，有两个同志来到我处。问我考虑好了没有？我说，我写给主席的信，是根据国内某些具体情况和庐山会议的情况写的，并没有什么准备和怀有什么阴谋目的……他们又说：‘不能单从信的方面来看，而要从如何对全局有利着想。’他们并以热情和激动的心情谈到，‘要抛开信的本身，从全局利益来检讨。’谈了两个多小时，热泪盈眶而别，感人至深。”

　　金冲及主编的《刘少奇传》中说，在1964年12月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当前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刘少奇谈了与毛泽东的不同看法，受到毛泽东的多次严厉批评。党内不少人感到忧虑。朱德、贺龙等找刘少奇，“希望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刘少奇接受大家的意见，主动找毛泽东作自我批评。

　　对1958年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严厉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上纲为“政治问题”，周恩来从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到八大二次会议，不得不痛苦地一再检讨。

　　以上三例，说明一点：不管毛泽东的意见正确与否，其他领导人的不同意见都只有检讨的份。维护毛泽东个人的权威，就是维护“大局”，就是维护“党的利益”。

1958年3月24日，陈云同刘少奇等在一起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