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对毛泽东江青结婚“约法三章”
“主席结婚，惊天动地！”
1938年11月20日，从贺子珍出走苏联后当了近一年单身汉的毛泽东，与一个从上海来的女演员蓝苹结了婚。也就在这一天，延安突然遭到了日本鬼子战斗机的轰炸。于是民间就有了这句名言，而毛泽东的家也连夜从凤凰山搬到了杨家岭。
婚后，这个叫蓝苹的女人改名江青。蓝苹是经过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于1937年8月下旬来到延安的。 来到延安后，蓝苹要求恢复自己的党籍，中央随即对她进行了审查。随后她于11月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并在这里遇到了当年她母亲在诸城帮佣的张家二少爷，如今已经是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的康生。他乡遇故知，蓝苹似乎找到了一个“靠山”。
这年春节，刚刚抵达延安的上海救亡剧队和延安的戏剧工作者第一次联袂演出了话剧《血祭上海》。蓝苹也参加了这次演出。演出后，中央宣传部设宴招待了全体演出人员。蓝苹就是在这次宴会上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45岁的毛泽东和刚刚来延安才一年的24岁的蓝苹结婚了。毫无疑问这是一件大事。中共中央对此事非常重视，处理也十分慎重，还专门开会进行了研究。
毛泽东本人20世纪50年代在和他青少年时代的好友周世钊谈话时，曾讲述过当年中共高层是如何处理他和江青的婚事的。他说：“有天晚上我们开会，我记得是开到半夜12点半钟，周恩来同志突然对我说，主席请您出去一下，我们要讨论研究一个问题。既然恩来同志临时有事要我退出会场，我就只好走出会场，在另外一间房子看书看报。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讨论研究我和江青的婚姻问题。据我所知，在中央讨论研究我和江青婚姻问题时，意见也不太一致，我就知道恩来同志明确表示不同意见。但是，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结果，中央还是同意我和江青的婚姻，这样，我就在延安和江青结了婚。”
尽管中共中央同意毛泽东与江青结婚，但中共中央依然认为有必要对江青“约法三章”：
第一，毛、贺的夫妻关系尚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第二，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似的要求；第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同志的私人生活与事务，20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
这个“约法三章”来自王若飞的笔记本。因国民党军队1947年进入延安时获得后公开。王是当年中共中央秘书长，他记下的这个会议记录是可信的。
“文革”爆发后两人感情裂痕不断加深
从1938年毛泽东和江青结婚到“文化大革命”爆发这二十多年间，江青对于毛泽东个人生活的照顾，还是尽了责任的。 但事情在胜利进城以后稍稍发生了一些变化。
1949年10月，新中国宣告成立。不久，毛泽东赴苏联访问。就在这时，远在莫斯科的毛泽东收到了江青要求去新解放区“看一看”的电报。毛泽东同意了，但也来了个“约法三章”。毛泽东的信是通过电报发给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转交给江青的。信中说———少奇同志阅转江青：
一月一日来电已悉。同意你去新区看一看，但须得少奇同志同意。如果他同意的话，则应以中央政治(策)研究室研究员的名义由中央组织部写介绍信给新区党的组织。因此还须和廖鲁言同志谈好，并得到他的同意。到新区后注意只收集材料，不发表意见，并须顾到不要给当地党政以较多的麻烦。以上统向少奇同志接洽，由他作决定。
在毛泽东的家书中，往来信件最多的要数江青。仅在“文革”中，就不下数百件。不难看出毛泽东对江青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对她要求去新解放区“看一看”给予“约法三章”，并作了具体的限制。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江青的缺点暴露出来了。毛泽东的秘书林克发现江青“爱好虚荣，爱出风头。自私妒忌，专横跋扈，甚至打击报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12年，林克还逐渐发现江青身上“滋长了一种危险的苗头———政治权欲”。
“文革”爆发后，“江青对毛泽东越来越不照顾、不体贴，反而不断干扰。毛泽东感情上得不到安慰，双方感情上裂痕不断加深。当然，感情上的离合是双方面的，这与毛泽东交际日趋广泛、对江青的冷淡也不无关系。”林克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毛泽东与江青已经分居，他从中南海的菊香书屋搬到了游泳池旁的一套房子。但他们的婚姻关系并未结束，政治上还互有需要。”
“滴水洞”毛泽东构思“文革”战略
1965年初，江青在上海同柯庆施、张春桥见面，谈到了自己两年前的1962年7月6日在北京看到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认为它是“为彭德怀翻案”，是“大毒草”，要对此剧进行批判。 柯庆施立即将此事交给张春桥办理，于是张春桥找到了“笔杆子”姚文元。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发表后，中国如同发生了一场地震，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毛泽东1969年在上海会见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时说：“那篇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开头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搞了交给我看。”可见，此文的发表是经过毛泽东批准的。
江青又炮制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黑线专政论”，成了否定建国十七年文化战线、发动“文革”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
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决定首先要起草一份纲领性文件。他指定了起草的组成人员，其中有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峰、戚本禹等10人，以陈伯达为组长。1966年4月16日，起草小组成员聚集上海锦江饭店。因陈伯达、康生奉毛泽东之召去了杭州，所以最初的起草工作由江青主持。这个文件就是《五一六通知》。1966年5月16日这一天，也就成了“文革”全面发动的日子。
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正式宣布“中央文革”成立，组长为陈伯达，康生任顾问。8月2日，中共中央补发通知，宣布“中央文革”领导成员名单：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任顾问，副组长有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从1965年秋天到1966年7月18日这半年多的时间，毛泽东“南巡”。1966年6月15日，毛泽东离开杭州，18日回到了仅在1959年回来过一次的故乡湖南韶山冲，住进了他的故乡别墅———滴水洞。从18日到28日，毛泽东在这自称为“西方山洞”的滴水洞里一住就是11天，在这里构思起草了一封极不寻常的信，与《五一六通知》足以相提并论。因此，它被人们形容为具有“政治遗嘱”性质和“文革”又一纲领性文件的信。信是写给江青的：
6月29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的意见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6月15日离开武林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28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又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今年4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5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这样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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