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曾这样称赞刘伯承：“他就为实现自己的信仰鞠躬尽瘁，万死不辞。从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参加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从民主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年代，从指挥作战到治学办校，顺境也好，逆境也好，无论何时何地，客观环境有什么变化，他始终是把自己的一切贡献于、服从于党的需要，把自己融合于党的事业中，毫无个人荣辱得失的考虑，真正达到了忘我的境界。”其实，这段话也恰好反映了邓小平崇高的信仰和执著的精神。

　　刘伯承是军事主管，但是他对邓小平主管的部队的政治工作也非常重视，两个人已不直接在一起共事的20多年以后，邓小平还回忆说：“伯承非常重视政治工作，不但对政治委员，而且对政治机关的工作人员都很尊重。他下部队，总要请政治机关派人一起去。不是为了替他写讲话稿，或者为他本人的活动写新闻报道，而是把他们看作政治机关的代表，遇事随时随地同他们商量：在作军事部署的时候，便于他们及时布置政治工作。当他要向部队传达中央指示或作政治动员时，往往把自己起草的讲话提纲送政治机关阅改。他这样做，不只是出于谦虚，更是出于把政治工作看成我军的生命线。他一贯关心干部战士的政治思想教育，关心政治工作建设。可以说，他是我军高级军事指挥员中重视和善于做政治工作的模范。”

　　刘邓并肩指挥着一二九师，直至她后来发展成为“刘邓大军”。

　　——两个人共同运筹帷幄。有的老同志回忆：1940年的一天，他亲眼目睹了一幅充满着融和、协调、高尚品质的画面：室内光线暗淡，刘师长和邓政委正并肩地站在一张钉在墙壁上的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大地图面前。邓政委正端着一支点燃的蜡烛，照着刘师长手指的地方，当刘师长的手指头在地图上缓缓移动时，邓政委拿着蜡烛的手也就随着刘师长的手指头方向移动。刘师长一只眼睛失明，光线暗，地图上标志又小，邓政委就把那个地名念出来。他们还不时商量着部队移动的路线。当他们看完地图以后，开始同来者谈话。原来是敌人开始“扫荡”，刘、邓担心上次战役俘虏是否送往后方，得知已经送走，两个人才放下心来。

　　——两个在分别以后相互关切。1942年，为了扭转因日军疯狂“扫荡”带来的困难局面，刘、邓暂时分开指挥，刘伯承留在太行山，邓小平率一支部队去太岳区。两人分手后，刘伯承一直担心邓小平的安全，经常到作战科、机要科查问：邓政委是否过了白晋线敌占区。3月29日晚收到电报：邓小平今晚通过白晋线去太岳。因为当时敌人封锁很严，当夜，刘伯承一直未睡，坐在作战科向参谋问了多次。天快亮了，刘伯承到机要科来，恰好陈赓来电报，他站在译电员身边，译一个看一个字，不时还猜一个字，猜得很准。译电员还未译完抄好，他就知道邓小平已安全通过白晋线到达太岳区。这时他才回去睡觉。

　　——两个人在定下重大决策时相辅相成。1947年8月1日，刘、邓等首长在商定何时进军大别山，会议开得异常热烈，但大家都仔细地观察着刘、邓首长的一言一行。最后，刘伯承经与邓小平的简短交谈，然后郑重宣布：大军南进，必须立即出动，然后阐明了定下决心的依据和理由、进军部署。其间，邓小平不时点头，待刘伯承讲完后，他马上起来说：“刘司令员的意见和布置非常正确，我完全同意，我们下决心不要后退，直进大别山”。随后他又强调：所有的工作都要服从战略进攻任务的要求，进入新区作战要严守党的政策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还有，后来两人和陈毅定下淮海战役攻占宿县，第二阶段先打黄维兵团等重要决策，都是他们相辅相成的结果。

　　——两个人在紧急时刻共同决断。1947年8月进军大别山的途中，过汝河时，遇到了南进当中最险要的时刻。前有阻敌隔河相峙，后有追兵尾追不舍。刘伯承高声地号召指战员：我们要从敌人的阵地上打开一条血路冲过去?选邓小平随后大声说：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和牺牲，坚决打过去?选突破了汝河防线，暴涨的淮河又横在前面。邓小平提出：由他来阻击尾追之敌，李达指挥渡河，刘伯承先行渡河，指挥进入大别山的部队。刘伯承说：政治委员说了就是决定，立即执行。结果，抢渡淮河成功。

　　——两个人在困难面前抢挑重担。1947年12月，刘、邓率部队挺进大别山区，为了更好粉碎国民党军重兵的“清剿”，刘、邓决定分内外线配合作战，两个人也暂时分开率前后指挥所。显然留在大别山坚持内线斗争是一副重担，刘、邓两人为此有过争论，双方都坚持自己留下。最后，重担还是邓小平抢到了手。他对刘伯承说：我到底比你年轻，留在大别山指挥，你去淮西指挥全局。刘伯承则说：警卫团都给你留下，我只带一个排就行了。你在大别山行动频繁，我带电台在淮西给你提供敌情。没料到，刘伯承带少数警卫部队北上后，真的遇到了敌情。邓小平听到北面枪炮声非常担心，马上派出一支部队向北策应，直到后来接到平安的电报，他才完全放下心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