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高级记者冯东书撰写的《陈永贵》一书，最近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作者说：“我讲陈永贵的事，是向后代说明我们国家历史上曾经有过那么一个后人难以理解的时代”。下文摘自此书。

　　半文盲的国家副总理

　　20世纪70年代，世界进入了人工智能、生物工程等高科技迅速发展的时代，十亿人口的文明古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宣布自己要实现现代化的时候，却任命了一名半文盲的国家副总理，他就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现在的大寨乡）大寨生产大队（现在的大寨村）的中共党支部书记陈永贵。

　　人口不多的昔阳县，历史上虽然很穷，却是一个重读书的地方。从唐朝贞观四年到清朝光绪十二年，这个县出过三个状元，一个探花，三十一个进士。历史上出过大官，是尚书，他们都是大知识分子。到了20世纪70年代出了一个副宰相一级的官，是个半文盲。山西有人编下顺口溜：“昔阳一大怪，文盲能把宰相官帽戴。”陈永贵在1975年1月中旬举行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后来谈到他的官运时说：“我当副总理，自己思想上真是没有准备，可开会时一鼓掌就通过了。”在1978年2月到3月举行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陈永贵又一次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陈永贵后一届副总理没有当到头。1980年9月的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他被解除了副总理职务。满打满算，他一共当了五年零八个月的副总理。

　　1964年3月29日，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在河北邯郸向毛泽东谈到陈永贵时，毛泽东问：“陈永贵识不识字呀？”陶鲁笳说：“不识字。这些年扫盲，还能看报纸，是个‘大老粗’。”1974年5月，我写了一篇《群众知道了真理，就会齐心来做》的稿子，请陈永贵审查。他当然无法读下去，我念给他听，他听了表示同意。我说：“这是专门给《人民日报》的，你光口头向我说‘同意’不行，你得写上‘同意’两个字。”他用我的自来水笔一笔一笔地画，第一次写错了，“意”字多了一横。我说：“错了，多了一笔，重写一个吧。”我告诉他多了哪一笔，他第二次又艰难地一笔一笔地画，又多了一横。他搞不清那个“意”字究竟应该怎么写。对他来说，握笔远不如握锄头轻松。他勉强能看报纸，不少字不认得，能大概知道个意思。讲科学的文章，通俗的他也难看懂。他是一个现代科学的“科盲”。

　　让文化基础比较低的工人、贫下中农直接升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当时不止陈永贵一个。和陈永贵一起一步登天的，还有20世纪50年代在北京某厂里创造了一种钻头的工人倪志福，那钻头后来就叫“倪志福钻头”。还有陕西省咸阳市一家纺织厂的女工吴桂贤。陈永贵在1973年8月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当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时，倪志福、吴桂贤也都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来吴桂贤也和陈永贵同时成为国务院副总理。辽宁省有个卖菜的女售货员叫李素文，那时也当上了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的副委员长。天津有个工人叫孙健，也当过很短几天副总理。当时这一批进入中央领导层的人，文化都比陈永贵高一些。半文盲只有一个，就是陈永贵。那些人的威风都没有陈永贵大，陈永贵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树的，他们不是。

　　这种现象的出现，直接原因是当时要进行一场革命，要进一步让基层的工人、贫下中农翻身，登上高层的政治舞台，以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毛主席主张打破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他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经过共产党二三十年的改造，世界观仍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打破知识分子一统天下的办法之一，就是让工人和贫农、下中农到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去“掺沙子”。

　　当时，压制知识分子的极“左”路线，也给陈永贵造成偏见，以为只有体力劳动才是真正的劳动，脑力劳动不算劳动。有一天傍晚，他在大寨村口碰上我，他笑着说：“老冯，你看我们在地里受苦受累地劳动，你在这里溜溜达达，好轻松呀！”我说：“那好，咱们两个换一换，你来写稿，我上地劳动，我劳动七天，你写一篇稿子。”他说：“我可干不了你那活。”我说：“你们社员从地里回来，劳动就结束了，炕上一躺就能睡觉，我们可是走在路上也在劳动，躺在炕上还在劳动，有时做梦都还在写稿子，脑子得不到休息。”他不吭气了。